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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季札觀樂”與孔子刪詩問題

(2009-08-31 15: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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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删诗

孔子

左传

季札观乐

逸诗

文化

分类: 学术论文

孔子是否曾經刪詩,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的問世,似乎給這一問題的研究帶來了契機,但事實上,人們通過《詩論》研究孔子刪詩問題,不僅沒有在認識上取得一致,似乎還有分歧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細細分析學者們的看法,出現分歧的癥結還是在對《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記“季札觀樂”材料的不同認識造成的。

依照我的看法,“季札觀樂”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不論其具體寫作的過程如何,它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它透露出來的學術資訊應該是十分重要的。認真比對有關孔子刪詩問題所涉及到的種種環節,它應該是孔子曾經刪詩的最好證明。依照我個人的淺見,如果真正正確理解了《左傳》“季札觀樂”這一節的記述,不少分歧都可以迎刃而解。

 

一、“季札觀樂”的材料來源

 

從歷史編纂學角度,古來對《左傳》的審查可謂多矣!人們圍繞其可靠性等問題似乎一直都爭論不休。從漢代劉歆最初請立於學官開始,該書便遭到了不少攻擊,到疑古學派大行其道之時,該書竟然被有的學者宣判為出於劉歆偽造。現在,雖然“劉歆偽作《左傳》”的說法還有明顯的負面影響,但已經絕少有人再相信此說。對於該書的成書,對於該書的史料來源,對於該書材料的可靠性等問題,人們的認識還很不一致,對“季札觀樂”材料的認識也是如此。

《左傳》記載“季札來聘”之事長達八百餘字,內容豐富,涉及到對上古詩樂文化尤其是對《詩經》成書問題的認識,歷來備受關注。無論是否同意孔子曾經刪詩,“季札觀樂”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在有關研究中,人們否定“季札觀樂”的可靠性,同樣都與孔子刪詩問題的研究密切相關。或者說,人們認為“季札觀樂”不可信,一般都是在解釋孔子刪詩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從而回頭檢驗《左傳》材料的可靠性。

如何看待《左傳》“季札觀樂”的材料,自然涉及《左傳》的成書和材料來源。在歷來的探討中,一些觀點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如唐代的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於是有人依據《春秋》,認為雖然季札出使魯國確有其事,但出使不一定觀樂;即使觀樂,魯國樂工也不可能按風、雅、頌的順序一一進行演奏,因而認定《左傳》對季札觀樂的具體描述不可相信。【一】當然,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疑古學者們的一些看法,例如,受劉歆偽作《左傳》說的影響,有人認為:“左氏這書,很令人想到它本是稗官野史之流,道聽途聞之說,經後人編次年月,加以竄改,然後成為今本《左傳》的。”【二】

讀《左傳》“季札觀樂”,會給人以強烈印象,那就是季札不僅善於觀樂,而且政治智慧也高於當時的晏嬰、子產等人。所以,有人認為,季札遠居南方,竟然對北方各國所潛伏的政治危機瞭若指掌,儘管晏嬰、子產的政治經驗十分豐富,才智卓越,竟然不如一位全無政治經驗的年輕公子,還要由他來分析指點,才能明白自身處境,與解厄紓禍之道。

其實,細細想來,這些畢竟只是今人依據情理的個人推斷,難以拿出確鑿的證據。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形,有時候,有人的分析看起來頭頭是道,卻往往經不住推敲,例如,有人說:“《左傳》之文,特好蔔筮占驗之說,虛浮誇大,流於迷信,與《論語》所記‘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態度大異其趣。”由此來推斷《左傳》與孔子思想有很大距離。可是,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明言孔子說自己“百占而七十當”,《孔子家語》的《好生》篇也明說“孔子常自筮其卦”。顯然,我們認識問題時,應切忌流於簡單化。

我認為,在諸多對《左傳》史料來源和成書情況的探討中,張岩先生的探索很有價值。張岩先生從西周春秋時期的官學教育入手,分析那時官學教育中的教材以及那時居於主導地位的宗教觀念,進而分析《左傳》的文體,透視《左傳》等書的材料來源。【三】

《左傳》與《國語》分別是編年體、國別體,但很顯然,《左傳》也像《國語》一樣“由一些相對獨立的記事單元構成”。張岩先生通過對《國語》的分析,認為其中一些特徵比較分明的短文可分為譏語、勸諫、讚語、問答四種文體,與《左傳》相比,《國語》帶有“半成品”性質,它的成書應是對若干此類文體的文獻史料的選擇性輯錄,從而以國別為體例進行了“粗加工”。在經過了這種“粗加工”後,這些文體的原有形態仍有相當一部分被較完整地保留在這部“半成品”中。從這個角度考察《左傳》,可知在《左傳》成書前的史料來源中,有很大一部分史料也是由這些問題所構成。

這些文體最初的出現,與西周春秋時期的官學教育密切相關。《周禮·地官司徒·師氏》曰: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曰: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

 

這裏的“教國子”和“教萬民”,分別是那時的貴族教育和平民教育。

這裏,作為貴族教育的國子教育十分值得注意。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所謂“中”,及合乎道理,有正確、中正之意,在當時,合于禮法的言行舉止都屬於此類;所謂“失”,即不中,即違背情理,不合乎規範,即那些與禮法不合的言語行為。這就是說,師氏所掌乃是邦國之中正確與否的各種事情。據張岩先生的分析,在各種文體中,譏語體短文所譏的物件全部都是國之“失”事,讚語體短文所贊物件全部都是國之“中”事,勸諫體短文應該兼有“中、失”兩種情況聽從勸諫為“中”,反之為“失”。《左傳》、《國語》常常講到“訓語”、“訓典”之類,《國語·楚語》就說到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所謂“訓辭”,應該就是指以問答和讚語等體式所撰寫的官學教材性質的短文,而有此類短文彙編而成的官學教本就可以稱為《訓典》”。顯然,譏語、讚語、勸諫這三種文體的由來,應與西周師氏用以“教國子弟”的“國中、失之事”的官學教本有直接關係。

孔子所作的《春秋》極其簡略,卻包含有微言大義,具有“懲惡而勸善”的功能。《左傳》解釋《春秋》,乃是用更多的事實強化《春秋》的褒貶與教化功能,於是便採用了較多的各體短文。據張岩先生說,在《左傳》中,因特徵分明而易於辨識的典型文體的短文不少於三九○篇,如果算上“雜”類短文和變體短文,《左傳》中教材類短文的使用量不少於八○○篇。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左傳》結撰的大致情形,也可以理解“季札觀樂”這節材料的最初寫成。“季札觀樂”文字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詩》樂教化理論主張,通過季札的評論,對當時各地風俗、各國政情進行點評,也應該屬於那時的教材類短文。我們猜測,這些短文在寫作時,凡有時人對話等情形時,肯定會有撰寫者的潤色加工,但涉及到一些文化背景不會有大的偏離。“季札觀樂”應該也是如此,其中所談到的各類樂、詩以及季札的種種評說,乃至各國政情的起伏變化,應當都實有其事。

 

二、“季札觀樂”與今本《詩經》

 

在孔子以前,《詩經》是否已有定本,否定孔子刪詩的學者多以季札至魯觀樂之事加以論證。季札觀樂,時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即西元前五四四年,當時的孔子只有八歲,如果真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季札所聽到的詩歌分類及先後順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那麼,孔子刪詩之說自然不攻自破。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季札至魯請觀周樂時,魯國樂工所演奏的《國風》和《雅》《頌》等雖然其編次與今本大體相同,但畢竟兩者還有差異。對於這種差異,晉朝的杜預已經有所注意,故而在《春秋經傳集解》中將演奏次序與今本不同者一一注明,並說到:“後仲尼刪定,故不同。”詩待孔子而刪定,這恰是很好的證明。對此,不少學者已經有所留意,並指出了這一值得注意的情況。【四】

反觀懷疑孔子刪詩的諸種說法,其所以致疑,一般都以“季札觀樂”為依據,例如朱彜尊《經義考》卷二十八引宋人鄭樵曰:

 

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

 

朱彜尊本人則說:

 

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於十五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則一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為刪後之言。

 

無論鄭樵還是朱彜尊,都認為季札所見與今本《詩經》大致相同,沿著這樣的思路,遂認為那時的《詩》與今本相近,接著便順理成章地認為孔子沒有刪詩。

其實,季札所見的《詩》與今本《詩經》,二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我們不妨試加比較:

 

季札所見《詩》: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小雅、大雅;頌。

今本《詩經》: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

 

兩相比較,至少兩點差別比較引人注意:第一,今本《詩經》將《豳風》置於《國風》的最後;第二,季札觀樂時的《頌》,在今本《詩經》中被分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

關於《豳風》後置,杜預所言是因為“仲尼刪定”,這應該是對的。無論季札所見還是今本,十五“國風”中並沒有魯國。關於這一點,我們曾經一再談到。清初學者張履祥認為《豳風》就好象“魯風”。張履祥以後,先後又有傅斯年、徐中舒論證《豳風》應為魯詩,我個人亦贊同這一看法。【五】

《豳風》何以列在“國風”最後,張履祥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也?’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六】

 

齊、魯兩國近鄰,魯國師工為季札演奏時,《豳風》在《齊風》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豳風》與魯國的關係。《左傳》記季札評論《豳風》說:“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魯國為周公的封國,“周公之東”似乎隱含了這樣的意思。季札評論中“樂而不淫”的評價與孔子對《關雎》的看法也完全相同,孔子崇拜周公,周公是他心目中的聖人,以周公為終始可能正是孔子編訂“國風”的追求。這裏的差別正好昭示了孔子刪詩的事實。

季札觀樂時的《頌》變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季札評論時說到“盛德之所同”,杜預說:“《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原來的《頌》可能包含殷、魯,只是後來孔子整理時把它們分開。之所以分為周、魯、商三部分,恐怕與孔子“據魯、親周、故殷”的文化情結不無關係。

 

三、“詩”、“逸詩”與“詩三百”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發現後,學者們又對孔子刪詩問題進行探討。該篇釋文公佈前,一些消息說其中有不少不見於今本《詩經》的“逸詩”,並且《風》、《雅》、《頌》的順序也與今本有別。七】《詩論》正式公佈後,發現這是釋讀的不同造成的誤解。

孔子與《詩經》的關係,司馬遷在《史記》中言之鑿鑿,其他不少文獻也可以作為旁證。但疑古思潮的盛行,導致了對孔子與六經關係問題認識的混亂,孔子刪詩說似乎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上個世紀以來,大批出土文獻說明以前人們疑古過勇,從而糾正了不少錯誤的認識。我們堅信,孔子刪詩問題同樣會得到越來越多新材料的證明。

不言而喻,越是早期的材料其學術價值就會越大,對於孔子與《詩經》的關係,《詩論》的意義也是如此。開始,雖然有人依據《詩論》否定孔子刪詩說,但我們感到《詩論》的發現並不會構成對孔子刪詩說的否定,相反,我們認為它可能會更有力地證成這一傳統觀點。【八】現在,《詩論》早已經公佈,它自然引發了許多學者對《詩經》有關問題的深入思考【九】。例如,針對有人所說《詩論》證明孔子沒有刪詩的說法,有學者研究後認為,上博論詩竹簡的發現並不能否定“孔子刪詩說”。【一○】

《詩論》中有孔子對《詩》論述,涉及到《詩》的分類以及孔子關於《詩》的構成與性質的看法。《詩論》中的兩枝竹簡編連後,可以釋讀為:

 

[孔子]曰:“《詩》,其猶平門與?戔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又戚□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者將何如?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 【一一】

 

其實,孔子以前《詩》的分類與《詩論》中孔子所說是一致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的材料正是如此。由於有觀點認為《詩論》的發現可以證明孔子沒有刪詩,我個人才由《詩論》而議論孔子刪詩問題,其實,就孔子刪詩問題而言,它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多少更有價值的直接材料。要解決孔子是否曾經刪詩的問題,還必須綜合認識相關材料。

孔子刪詩說出自太史公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司馬遷所言,涉及到了孔子以前《詩》的面貌,也談到了孔子整理《詩》的動機與方法。這裏所說孔子與《詩》的關係是“修”、“取”。對這些話,後人表示懷疑,如宋代的歐陽修《詩譜總序》云: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為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

 

實際上,大家可能沒有真正讀懂《史記》中的敍述,誠如今之學者已經指出的,聯繫《孔子世家》的上下文,司馬遷明言孔子之時已經“《詩》、《書》缺”,古詩三千餘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時《詩》、《書》已經缺失,則自無三千餘篇。前人讀《史記》之文,多未曾前後貫聯,故有十去其九之論。另外,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周朝以前古詩可能很多,但孔子只是採取周詩,所以司馬遷說“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都是說周朝一代。《漢書·藝文志》也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純取”二字,意義顯明。【一二】出於教化的目的,孔子極力表彰“王者之跡”,由此,就不難理解清初學者張履祥所謂《詩經》十五國風“始終以周公”的說法了。

孔子刪訂之前,《詩》自然與今本不同,其數量也會多於“三百”,許多逸詩的存在便是很好的說明,這也是孔子“去其重”的前提。不過,孔子刪詩,其所取者,自然是有教化意義的部分,因為他的選取標準就是“可施於禮義”,這又與先前孔子刪訂以前的《詩》相近,因為西周春秋時期,都是以《詩》為“義之府”的。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的人們,甚至儒家以外的著述,在賦詩引詩時多不出孔子刪訂的《詩三百》的原因了。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論語》中“詩三百”的稱謂,似乎也隱含著孔子刪詩的資訊在內。例如清人崔述在《讀風偶識》中說:“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孔子說“詩三百”,好像孔子以前已經有了今本《詩經》,如果孔子以前已經有了這一稱謂,當然孔子沒有刪詩,而事實並非如此!

據《論語·子路》的記載,孔子曾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學習了《詩三百》,交給的任務不能很好地完成,出使時不能獨立對答應酬,即使學得再多,又有什麼用處呢?那時,賦詩引詩是外交的必備能力,孔子強調,對外交往時的賦詩引詩,《詩三百》完全可以滿足需要。如果不會靈活應用,照樣多學無益。孔子言語中的“雖多”,恰恰透露出《詩三百》既有可能出於孔子的選編。

《論語·為政》又記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斯言,應該是在刪詩之後,他認為可以用“思無邪”概括所選定的《詩三百》,因為孔子選編時有自己的標準,那便是“可施於禮義”,而《詩三百》之外的詩則未必一定如此。

孔子的話說明,那時,與《詩三百》同時存在的,還會有不少的詩篇。孔子之時同樣有《詩》的稱謂,如果綜合考察,不難看出《詩》與《詩三百》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論語》中單稱為《詩》的言語有不少,細細推敲,它們都不是一定指《詩三百》,或者與《詩三百》未必是同樣的概念,在其他典籍中同樣如此。所以,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詩三百》乃是孔子以前社會上流行的《詩》的編訂本。一三】

一般認為,孔子刪詩說肇端於司馬遷,否定孔子刪詩,自然意味著孔子沒有對原有的《詩》進行變更。其實,不僅孔子自己明確說曾經“正樂”,這就是《論語·子罕》篇所記孔子之言:“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而刪詩、編次與正樂應該是密不可分的工作,而且除了《史記》、《漢書》說孔子與《詩》的關係是“修”、“取”以外,《莊子·天運》篇也明確記載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天運》屬於《莊子》的外篇,其屬於先秦文獻已經得到了新出土材料的證明。這裏的“治”,應該與“修”、“取”意思相近,都可以理解為孔子曾經刪訂或者整理了《詩》。

 

————————————————

【一】(中國臺灣)趙制陽:《左傳季札觀樂有關問題的討論》,載[臺灣]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八卷第三期,又收入《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三),河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翟相君:《孔子刪詩說·季札觀樂不可信》,《河北學刊》一九八五年第六期,收入其《詩經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二】(中國臺灣)趙制陽:《左傳季札觀樂有關問題的討論》,載[臺灣]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八卷第三期;又收入《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三),河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三】張岩:《春秋戰國文體源流考略——兼談《國語》《左傳》的史料來源和成書情況》,見《新原道》第二輯;收入張岩:《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上海三聯書店,二○○四年出版)附錄一。

【四】(中國臺灣)陳新雄:《刪詩問題之探討》,載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趙生群:《論孔子刪詩》,《<春秋>經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附錄二。

【五】楊朝明:《魯國與<詩經>》,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又摘要收入《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三),河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六】(清)張履祥著、陳祖武點校:《<豳風>說》,見《楊園先生全集》卷十八,中華書局,二○○二年,第五三五頁。

【七】《上海戰國竹簡解密》,《文匯報》二○○○年八月一六日;《上海新發現<孔子詩論>戰國竹簡》,《光明日報》二○○○年八月二一日。

【八】楊朝明:《上海博物館竹書〈詩論〉與孔子刪詩問題》,《孔子研究》二○○一年第二期;《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學苑出版社,二○○二年一月。

【九】楊朝明:《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學苑出版社,二○○二年一月。

【一○】劉生良:《上博論詩竹簡的發現並不能否定“孔子刪詩說”》,《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學苑出版社,二○○二年一月。

【一一】參考李學勤:《〈詩論〉簡的編連與復原》,《中國哲學史》二○○二年第一 期;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孔子研究》二○○二年第二期。

【一二】(中國臺灣)陳新雄:《刪詩問題之探討》, 載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一三】翟相君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見其所著:《孔子刪詩說》,《河北學刊》一九八五年第六期,收入其《詩經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原载杨朝明:《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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