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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

                                              ——穆旦论

                                                    苗雨时

 中国现代新诗肇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与世界文学的对接中，它以对传统的反叛姿态，植根于时代变革的现实土壤，而展现一派葱翠蓬勃的青春气象。然而，它最初的潮流却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而且此后它们一直占据着中国诗坛的中心地位。这与那社会的急剧的演化有关。但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萌芽，也在历史的夹缝里潜滋暗长。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宣告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由于他受了西方世纪病的影响，传导的多为颓唐的“异国情调”，虽然给中国诗歌艺术带来新异与惊奇，但终因远离中国现代文化的旋涡，而不能成为大的气候。之后，又有戴望舒的现代诗派的倡导，他的创作从诗形与音乐美感的早期追求走向重内心节律的对现代情绪的自由书写。但现代诗派也因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阴影所笼罩，终不能取得大面积收获。及至抗日战争，在民族的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各种诗歌流派竟相繁丽，而九叶诗派诗人也由此获得了历史机缘而继续推进曾一度中断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这时，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不管先进还是落后，都同样临到了世界大战的人类灾难和浩劫。中国此时被迫站在反法西斯的前沿战线。九叶诗派的诗人们所秉持的现代主义方向终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历史语境。这就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本土意识的根植中，葆有了强劲生长点和茁壮的生命力。诗人穆旦是九叶诗派里重要的一员，他的40年代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已充分表明他是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战争中世界则更其荒诞，而人生则更其痛苦。人类在其发展中创造文明，又在相互仇杀里毁弃文明，而人的命运则在生与死的交搏里充满焦虑、恐惧和绝望。在这样荒诞的年代，作为个体生命的此在被置于两难境地，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或甘为奴隶，自我毁灭；或以战争抗拒战争，维护生存的权力和尊严。

穆旦的诗歌创作，正处在这种世界性的历史情境下，但他毕竟立足于中国土地，迎拒的是中国现实的荒诞：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东亚共荣的口号下，干着灭绝种族的勾当；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民族的生存与奋争受到了诸多的滞碍与阻隔。在此种境遇中，诗人的人生选择尤其困难。他在《出发》一诗中，这样写中国的荒诞：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戳，

    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

在中国式的荒诞里，人性被异化，个性被扭曲，人生命运在历史的时空中处于飘忽不定的悬浮状态。诗人切入时代，是由自我生命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己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了。”（转引自《穆旦诗选》，杜运樊《后记》）。

穆旦，1918年生于天津，中学时热心抗日救亡运动。17岁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随校迁至昆明，并入西南联大，毕业后参加西南远征军期间，曾于一次战斗中在森林里迷路，乃至一度断粮达8天之久。他的人生际遇和大学中形成的现代性的诗歌学养，使他40年代的创作，具有了开阔的历史视域和现代人对人生深沉的哲学反思。当他看到民族蒙难，人们濒于精神崩溃，仿佛一切苦难都沉重地压向他的头顶，折磨着他的灵魂，于是他开始探寻即将迷失的自我，从时代高度认知内在生命与外界环境，求索一种自我生命的存在意义。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某些软弱性，加之现实的压迫，在他的生命中积存了太多的阴暗，所以，他的人生经历中的每次选择，总是面对着与自身灵魂的格斗，是一次又一次不断给自我精神放血的过程。他有一首诗叫作《我》：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

人来到世上，处于被抛状态，陷入一团虚无的迷雾中，但是生命经由母体的第一次推动，就顽强地开启了它肉体与精神上升的马达。如何由虚无走向充实，是生命从自在到自为的关键性的转换。诗中的“我”痛感残缺与孤立，既未融入时间的历史，也未得到群体的支撑，所以，他心灵中充塞着焦虑，并从而滋生了反叛的意识。他要走出“荒野”，冲破樊篱，在自我拯救中获取自由与光芒。

通读诗人的作品，不难发现，他的人生选择，有两个重要维度：一是投入时代的旋流，直面严酷的现实，从对荒诞的考察中，剥离和生成新的希望、新的历史的转机；一是走向人民大众，在敬畏与同情中，与民众共同担当民族的命运，推进民族的劫后重生。这样，诗人的自我生命的变更与拓展在特定的时空座标里便不断充实了它新的历史内涵和新的人性质素。因此，他的诗歌世界就形成以人为本位的两个世界的迭印：一个是真理与道义并存的世界，一个是热爱与憎恨共在的世界。

穆旦的诗，往往以超越的目光和往返冲析的思虑，把荒谬与怪诞的现实转化为心灵中的一片严肃，严肃地思考一切，首先思考自我，思考自我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关连。他以冷峻的理性控诉日本入侵者的暴力与残忍，同时也揭露那些权势者和富人们的狡诈与虚伪、无耻与荒淫，并且还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批判国民性中那些奴性的劣质和不思反抗的孱弱。然而，他更多的是以对中国大地的挚爱，深入现实的底层，倾心而深情地拍击那里地火升腾般的历史的涌动。他的《中国在哪里》一诗，把中国比喻一位忍辱负重的母亲。诗中这样写道：“在永远被蔑视的沉冤的床上/在隐藏了欲念的，枯瘪的乳房里/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因为在史前，我们得不到永恒/我们的痛苦永远的飞扬/而我们的快乐/在她的母腹里，是继续着……”，并且向世界明确昭告：

    希望，系住我们，希望

    在没有希望，没有怀疑

    的力量里！

而他的诗作《旗》，则更托举起历史的真理，张扬正义占胜邪恶的可能与必然，在民族生存的土地上，骄傲地迎风飒飒飘扬……

穆旦的诗，把自我汇入人民大众，一方面得助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推力，另一方面也是他以个人独特的历史观察和历史经验，感受到人民创造历史的潜能和伟力。于是他拂去了蒙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尘垢走进了他们生活的最紧张处，深入到他们灵魂的最生动处。诗人在评论他的老师卞之琳先生的诗集《慰劳信集》的文章中，在充分肯定从五四抒情到《鱼目集》的诅咒“灰色的路”之间的诗歌发展的之后，郑重地认知并指出：“七七抗战以后的中国则大不同前。‘灰色的路’现在成了新中国的血管，无数战士的热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那上面运输，并且输进了每一个敏感的中国人心里。”诗人的创作，并不回避人民大众的贫困、蒙味和心灵的精神创伤，但他更着重他们的生存欲，积极绝对的生有欲，因此在对他们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同时，以敬佩的笔触和沉实的嗓音，对他们给予了震惊大地的歌颂。诗人在《赞美》一诗中，这样讲述了“一个农夫”的故事：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个农民的形象，象征地概括了觉醒的人民，在民族奋起与抗争的感召下，走上了伟大的道路，他们走向死亡，也走向新生，他们告别世代相袭的生存暗夜，而在他面前敞开了曙光乍现的时代。多么伟大的人民呀！诗人为了他这决定性的一步，“要拥抱每一个人”，这拥护是饱含血泪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站起，是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那么就让我们以庄严的“痛哭”，来提升我们的民族精神，来坚实我们必胜的信念吧！
　　然而，历史的律令和人民的诉求，都是建基于诗人自我生命价值的寻绎和人生哲学的探索之上的。穆旦的创作视域，具有宇宙意识和哲学人类学的眼光，但是他对人生的观照和玄学思辨，却脱离不开生命此在现实感的生发与蒸腾。在生存的荒诞与虚无中，人们绕不过三大主题：自然、爱情与死亡。诗人对此三大主题作了颇具现代性的处理。人类在大自然的养育下生活，大自然是人类的保姆。大自然的威严与神秘是永恒自在的。疏离还是亲近大自然，是人类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分检点。诗人以敬畏感钟情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以此排拒物质的存活与机械的生存，从而彰显了他在大自然中诗意栖居的个性自由与精神开放。在《春》一诗中，他把花草在春天的蓬勃与人的生命活力融为一体，导引人的灵魂冲破人的肉身的“紧锁”，把生命的本质外化的“光，影，声，色，”进行重新的“组合”。正是大自然的伦理启迪了人类世界的道德律。

爱与死，是消解苦闷与孤独的人生怀抱里至高至圣的两环。它们对生命来说，都有非此不可的关系。爱情是人存在的一种动力，它是诗歌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然而，到了现代，它的质地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爱是附丽于人生的，而现代人生的尴尬与灵肉的分裂，也给爱带来了一种新的况味和色调。穆旦的爱情诗《诗八首》，它的现代性表现为：拒绝传统爱情的甜蜜和浪漫，虽然仍把它当成一种聚合的力量，看作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核心，但由于外在环境的不可持性，他所吟咏的爱情，就不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单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他以冷静和睿智扶持了爱的陨落。在这组诗中，纠结了一系列的矛盾：两人的爱既伴着沉淀又伴着生长，既有亲和又有距离，既相信爱又暗笑爱，既向往又懼怕，既执着又淡漠……这样的爱丰富而又危险，深刻而又生动。于此，诗人为我们奏响了爱情的现代奏鸣曲。

爱情是生命的现实，而死亡则是生命的可能和必然。人在死亡面前遭遇了最大的虚无。如何面对死亡，传统与现代也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古代对于死有价值判断，即泰山、鸿毛之说。而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则表现了顺其自然的豁达与从容。穆旦的《森林之魅》，记写了他在远征军期间的一次生死遭逢：他们的队伍在一片原始森林里迷了路，断粮缺水，而他又患了痢疾，几乎丧了命。后来，他虽然逃过了劫难，但他的有些同伴却永远留在了那里。这种经验催发了他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在那种境况里，大森林扮演了死亡的美丽的诱惑，它召唤人们去死，在它的怀中安息，初始诗人也感到死亡“离开文明”，“离开了众多的敌人”，是一种解脱，但生之依恋与死之懼怕并不肯屈从于大自然的劝导，后来经过更深入的对话，人们才认同了死亡不只是个体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长久生命”的开始，从而领悟了死亡的奥义。所以诗人对死亡战友的祭奠是：“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从此，“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但你们“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这已经不只是对死亡的道德评判，而更是人的生命因皈依自然而绵长的称颂。

穆旦对爱与死的现代书写，潜在地把两者沟通起来，向死而生，为死而爱。这样的爱，就体现了爱向死亡的洞开，从爱生命、爱自己，到爱他人、爱自然、爱世界、爱人类的未来，如此爱的扩展，就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对诗人本身也是他伸向历史、伸向人民的自我生命人格的精神生成和最终实现。这样，在一片荒诞、空虚的人类生存场中，从自身被围困的生命痛苦里，诗人就超拔出了一个高尚而歌唱着的圣洁的灵魂。这是真正的人生充实，也是现代人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                     

至于诗歌艺术的现代性表现上，穆旦与九叶诗派其他诗人，有着共同的美学追求和技巧特征，诸如“现实、象征、玄学”的三维建构及其“高度综合”等等。但穆旦运作的则更为彻底，更加突出。他的诗绝对出自生命内在的需求，但他并不封闭自我，而是突入现实，紧紧把握现世人生，并且在与人民共命运中，播洒同情和人道；他揭露和批判人类生存的困境，但更着力自身的反省与剖析。他的诗艺术与生命同构，因此它放弃单纯而追求复杂与丰富，致力于营造现代意味的美学境界。他的诗多用象征、意象、隐喻等手法，但象征、意象和隐喻常与哲理思辨相结合，造成了诗意内涵的深邃与神秘。他的诗歌话语，柔软而硬朗，生涩而不失温热，虽然远离传统，但却创造了现代汉语的弹性和张力，带来了一种陌生化的刺激效果。诗人对诗歌现代性的整体思考和实际操作，使他的诗歌超越了李全发、戴望舒等前辈诗人，而成为迎会吐纳着现代风的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枝绚丽的艺术奇葩！

诗人已离我们而去了，然而时间是公正的，历史节令的轮回，又把人们推到了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同步时代，他的诗歌所禀有的超前气质，正可在当今中国现代诗的重构中显示其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巨大的价值与恒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