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夏天阳光
夏天阳光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1,096,347
  • 关注人气:627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2020-11-20 19:46:22)
分类: 转载文艺评论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

作者:李德南《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5日 14版)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我与地坛》首发于1991年第1期《上海文学》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我与地坛》被收入各种作品选集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我与地坛》被收入各种作品选集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青年时代的史铁生在地坛公园门口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轮椅上的史铁生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转载】

地坛公园内的银杏林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我与地坛】

  1991年1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史铁生的新作《我与地坛》,尽管发表时没有标明这部15000字左右的作品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但由于它与史铁生个人经历与生命的紧密关联,而被视为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它被文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是一个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是一篇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我与地坛》中,个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被反复叩问;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看透生活后继续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因为这部广为流传的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已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成为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

“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

  “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1990年12月,《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到北京组稿,专门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

  在这之前,史铁生和姚育明就已经认识,和《上海文学》亦有交集。他的短篇小说《毒药》发表于《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还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文学》奖。1988年,负责去北京接史铁生到上海领奖的,正是姚育明。这次在北京见面,史铁生问姚育明是否愿意去地坛散步,姚育明欣然说好。黄昏时分,史铁生和姚育明,还有中国作协的陈国华一起去了地坛。史铁生说,他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总是围绕着它。

  地坛对于那时候的史铁生而言,意义非常特殊。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1月13日,他和众多知识青年一起踏上了从北京开往陕西的列车,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他曾和当地的老乡一同起早贪黑地劳作,挣工分,不久后身体出现腰腿疼的疾病,改为当饲养员。1971年,史铁生病情加重,行走出现困难,只得回京治病,也就此结束了插队生涯。1972年,史铁生21岁,开始以轮椅代步,又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内心苦闷,甚至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史铁生与地坛相遇了。地坛安静的环境让他逐渐安定了下来,精神的危机也逐渐得到缓解。

  1990年12月,姚育明和史铁生又见面了。她赶到史铁生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左右。许多年后,姚育明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起见面的情景:“史铁生刚从地坛回来,正在小院里倒轮椅车,随着动作,他的身上散发出苍松、柏杨的清凉气息,一个年轻女子撩着门帘背光而立,身上同样散发着好闻的地坛之味。她就是史铁生的新婚妻子陈希米。这位姓名带着音乐之声的太太很年轻,很美丽,很温柔,很明朗,她的腿虽有微疾,但动作之敏捷一点也不亚于健康人。”

  虽然有约稿任务在身,但是这次见面,姚育明和史铁生主要是闲聊。直到临别时,姚育明才问了一句:“最近在搞什么呀?”史铁生似乎有话想说,迟疑了一下,最终说道:“嗯,算了,以后再说。”

  对于这次登门约稿,姚育明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考虑到史铁生的身体状况,也不忍心催逼。没想到的是,她回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一看,其中竟然有史铁生的来稿。

  这篇稿子就是《我与地坛》。它的初稿写于1989年5月5日,修改于1990年1月7日。史铁生在其中记录了他如何与地坛相遇,以及在地坛中的所思所想。他曾这样谈到当时的精神状况:“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他一度把家视为需要逃离的世界,地坛则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存在有利于史铁生平息痛苦与焦虑。史铁生一度渴望死,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活着还是死亡”这一命题,后来又觉得,“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使得他不再那么害怕死亡。然而,如何活,如何活出意义来,对史铁生来说依旧悬而未决。这是史铁生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这些思索,在地坛中有所展开,也在地坛中有所完成。他不单是在思考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也在思考他的母亲、爱唱歌的小伙子、中年夫妇、长跑者、漂亮而不幸的姑娘等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

  《我与地坛》一共15000字左右,当时《上海文学》发的散文字数都不长,一般是六七千字。了解这一情况的史铁生在信中显得忐忑不安,问是不是太长了,对不对《上海文学》的路子。姚育明在读这篇散文时的心情却是万分激动的。她冲到副主编周介人的办公室,用近乎喊叫的声音对着周介人说:“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周介人看完后也非常兴奋,说:“发!马上发!明年第一期。”

“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很多杂志对每年第一期的稿子都会相当重视,考虑到这期的小说分量还不够,缺少重点稿,周介人曾提议把《我与地坛》当小说来发表。他认为,《我与地坛》内涵很丰富,结构也不单一,作为小说来发是成立的。姚育明就此和史铁生商量,史铁生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不同意以小说的形式发表:“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最终,《上海文学》定的栏目标题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以“史铁生近作”这种相对灵活的方式刊登,史铁生接受了。就这样,《我与地坛》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正式面世了。然而,关于《我与地坛》的文体之辩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与地坛》发表后,很快就被多家选刊转载——它有时候被视为小说,有时候又被视为散文。评论家在讨论它时也如此。1991年,苑湖在关于《我与地坛》的评论中指出:“这显然是没有先例的文体,对于史铁生自身的作品;同时,这也是史铁生进行了长时间调整后,进入的一个新的小说及生命空间。”1992年,韩少功发表了一篇题为《灵魂的声音》的文章。他在其中谈到小说在当下的处境以及存在的问题,也谈到了张承志和史铁生。他说:“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韩少功也把《我与地坛》视为小说,他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十年后的2002年,史铁生凭借《病隙碎笔》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记者对史铁生进行专访时,提及韩少功的这段话。史铁生以开玩笑的口吻回应说:“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这是后话。汪政、晓华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中则将之视为散文:“史铁生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青年小说家,但我们这里介绍的《我与地坛》却是他的散文。毫无疑问,史铁生的这次‘客串’相当成功,散文界甚至公认它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与地坛》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文体属性暧昧不明的状况,是发表时编辑部的做法导致的,是因为编辑部没有按史铁生的建议来进行清晰的文体界定,结果既对读者构成了误导,也带来了比较混乱的文体归类。然而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2003年,王彬彬在《小说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文章《〈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他认为,《我与地坛》虽然被视为当代散文的名篇,却带有某种小说嫌疑。“史铁生此前已是小说名家,因而编者把出自史铁生之手的叙事性作品都习惯性地看作小说,这是一层原因。但除此之外,《我与地坛》本身也确乎提供了一份让编者‘误认’其为小说的理由。一般说来,‘散文’的手法比较单一,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单纯、清晰;小说则总会有比较多样的‘叙事手段’,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复杂、暧昧。而《我与地坛》比起一般的‘散文’来,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显然要斑驳、丰富得多……写《我与地坛》时的史铁生,毕竟是已写惯了小说的人,他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小说的常用手法用在‘散文’的写作上。《我与地坛》虽然‘散文’的特色十分鲜明,但它的剪裁结构、布局谋篇,却显然是经过精心权衡算计的;而这种权衡算计体现出的确实是一个‘小说家’的匠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地坛》这篇出自‘小说家’之手的‘散文’,确实与出自‘散文家’之手的‘散文’有所不同,它带着明显的‘小说’的痕迹。”陈福民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我与地坛》“在叙事手法、人称转换以及对人物的刻画处理上,都带有小说意味。除了对母亲形象的传神刻画之外,像那对十五年如一日来地坛的夫妇,像那个漂亮的不幸的小姑娘与她的哥哥,像那个业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这种写人物的手法完全得益于史铁生作为小说家的训练。”

  在王彬彬看来,史铁生之所以坚决地认为《我与地坛》是散文而不是小说,是因为史铁生本来就是把它当作散文来写的,它在所思所感和所见所闻上极有真情实感,故而无法把它视为小说。如今,《我与地坛》更多被看作是散文。它被看作“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是一个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是一篇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陈剑晖的这一看法,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关于《我与地坛》所形成的文体之辩,始终很难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与地坛》的确具有某种跨文体的气质,而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边界本来就不是十分分明的。

  后来,随着史铁生写作的进一步展开,这种文体上的问题,他不再那么重视了。史铁生甚至认为,他的作品不属于“文学”而只是“写作”。如何有效地勘探存在,如何抵达存在,如何追问存在的疑难,日渐成为史铁生首先考虑的问题。他在写作中更是经常打破文体的界限,拒绝遵从文本的固定格式。比如《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和《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光看题目就能感觉到它的跨文体属性。2007年,史铁生甚至完成了一个题为“地坛与往事”的“准剧本”。“不久前,有位制片人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把我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把一篇散文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改编,这也是非比寻常的写作——《地坛与往事》主要由引文连缀而成。相关的引文,主要出自他之前所写的《我与地坛》《想念地坛》《老屋小记》《给友人的一封信》《比如摇滚与写作》《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我之舞》《务虚笔记》《合欢树》《关于庙的回忆》《重病之时》《墙下短记》《复杂的必要》《秋天的怀念》《老家》《没有太阳的角落》《病隙碎笔》,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至此,史铁生作品的文体就变得更加难以辨认了。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在《我与地坛》之后,史铁生还写了一些与地坛密切相关的作品,如《想念地坛》和《地坛往事》。它们对于理解《我与地坛》,理解史铁生的人生和写作,理解史铁生思想的转变,都不可忽视。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写道: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史铁生的这段话,说得极其隐晦,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它所隐藏的,是社会历史层面的记忆,还是私人化的记忆?如何解读这个细节,构成了理解《我与地坛》乃至于史铁生的思想整体的一个分歧。

  直到写作《地坛与往事》,史铁生才明确地说出《我与地坛》中埋藏着一个爱情故事并以相对清晰的方式回忆起昔日的恋人以及他们在地坛中恋爱的情景。这段恋情的女主角,史铁生的好几位朋友在回忆文章中都称之为H。《我与地坛》中那位长跑者的原型人物李燕琨在关于史铁生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与他认识三十多年,无话不谈。性、金钱、朋友与缘分、婚姻与爱情、贫困与富有、体育与政治、环保与动物、哲学与文学、人性与教育。但唯独不谈或很少说到他与H。”

  这一次恋情的开始,给遭遇残疾的史铁生带来了希望和热情;它的终结,在当时又给史铁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他有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就连面对李燕琨这样无话不谈的好友他也不愿意诉说。在《我与地坛》发表六年后,史铁生终于在《老屋小记》中讲述他不止一次地想告诉这位长跑者朋友的:其实他有爱情,只是他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

  这样一种爱与怕的感受和状态,成为史铁生作品反复言说的主题,也是他对人的情感结构的揭示——人是有限之在,有所爱,亦有所怕,爱与怕则时常交织。这样一种书写和认知,始于个人经验,又超越了个人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地坛与往事》中,史铁生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有进一步的变化。他已经能够更坦荡地、更有勇气地面对这段感情,也认为爱情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史铁生和陈希米之间那种互为知音而又相濡以沫的情感,彼此间那种心魂相通的、无可替代的爱,在《地坛与往事》中也得到了正面而直接的书写。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曾用了不少笔墨写他母亲在他患病期间的种种思绪和际遇。这位母亲的坚韧和大爱,还有史铁生对他母亲的爱与悔,通过史铁生的文字而打动了无数的读者;有读者更把这些文字视为《我与地坛》中最为感人也最为难忘的部分,视为描述母子之情的经典。关于史铁生父亲的情况,《我与地坛》中很少谈到。《地坛与往事》则直接写到了史铁生的父亲。这位性格隐忍的父亲,同样令人动容:“一向老实、憨厚、缺乏魅力的父亲,在母亲走后独自撑起了这个家——那是一段更长、更难的时日呀!那些个孤独的白天和夜晚,不知他是怎样在要求着自己、鼓励着自己……二十年的日日夜夜,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一定就是在那些困苦甚或危难的时刻,从天上他听见了妻子的嘱托,在心里,他的爱长成为信仰。”

  “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从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到现在,时间已经走过了18年。在这18年间,《我与地坛》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如陈福民所说的:“作为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所取得的成就及所达到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我与地坛》堪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坛’。它在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都引发了强烈持久的震撼、回味与思考。”

  《我与地坛》曾入选多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也被改编为电视散文。这些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我与地坛》的阅读范围,也为史铁生赢得了不少年轻读者。史铁生曾因此与广东南海一中的师生有过书信往来。师生们在书信中谈到了阅读《我与地坛》的感受,也围绕《我与地坛》能否改成别的题目等问题对史铁生进行提问,史铁生给出了相应的回答。张新颖、赵勇、申霞艳等大学教授则时常在大学课堂上用专门的课时对《我与地坛》进行讲授、细读和讨论。有一次,张新颖想去地坛走一走,“我想起几年前在釜山、在芝加哥讲《我与地坛》的课上学生们稚气的问题:‘这个人怎么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好?’”

  不少学者和评论家都写过专文来解读《我与地坛》,如陈剑晖的《〈我与地坛〉: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程光炜的《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重识史铁生》,陈福民的《超越生死大限之无上欢悦——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赵勇的《〈我与地坛〉面面观》,汪政、晓华的《生存的感悟——史铁生〈我与地坛〉读解》等。这些文章,从立意、语言、结构、思想、艺术特色、时代底色、文学史意义等方面对《我与地坛》进行了阐述。

  对于《我与地坛》,对于史铁生的为人与为文,很多作家、学者、评论家都评价甚高。王安忆说:“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许纪霖则认为,“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一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尽管它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尽管它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然而,它的意义建构规则和理想落实方式,对于信仰危机以后虚无主义蔓延的世纪末中国,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邓晓芒、许纪霖、何怀宏、赵毅衡、周国平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或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史铁生和他的作品,先后写过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界。

  据作家刘庆邦回忆,“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铁生都是唯一一位以全票当选全国委员的作家。这表明铁生同样赢得了全国作家、读者的爱戴与敬仰。”通常而言,作家在写作时是很忌讳用“最”字的,这会显得过于绝对。很多人在评价史铁生的时候,却禁不住用上“最”字。胡河清说:“史铁生是我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最有亲切之感的作家之一。”周国平把史铁生视为“中国当代最有灵魂的作家”。谢有顺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最关注内心的磨难,进而到达了一种深渊境遇的作家。”谢玺璋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如今,《我与地坛》已不仅仅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而是被视为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标记,甚至是最为核心的意象。

  2010年12月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因病逝世。此后一些天,不少读者自发地在各地举办追思会,以表达对他的缅怀、思念和敬意。《天涯》杂志在2011年第2期杂志刊出《关于在北京地坛公园塑造史铁生铜像的倡议书》,倡议“由全国作家与读者自愿捐款,在北京地坛公园塑造一座史铁生铜质雕像,以凝定我们共同的敬重与景仰,供所有思念他的人与他日后相逢。”“史铁生以《我与地坛》为代表的众多作品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他已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成为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考虑到这一点,将他的铜像立在地坛公园,既是我们对一个杰出作家最隆重、最崇高、最诚挚的礼赞,也将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后人对地坛公园的理解和诠释,延伸中华文明遗产中代代相传的真诚与高贵。”

  这一倡议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最终却没有成为现实。这或许是一种遗憾,所幸的是,经由凝结着思与诗的文字,史铁生早已与地坛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对于众多的读者来说,《我与地坛》将永远充满魅力。2011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关于史铁生的纪念文集,题为“永远的史铁生”。史铁生永远在他的文字当中,也永远在读者的心灵世界中。

(作者:李德南,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那个冬天我走进地坛

作者:彭程《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5日 15版)

  在读到《我与地坛》前后,我正醉心于阅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友人赠送了一套新印本。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读着这篇作品时,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跳出了《哈姆雷特》中那一句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当时的感觉中,这句话正可以移来概括《我与地坛》中主人公面对的困境。虽然两部作品的主角——受了欺骗的王子和落魄无助的残疾人——所身处的时代地域及面对的难题有着巨大差异,但当事人那种被逼迫到濒临极限的感受,应该是相近相通的。

  《我与地坛》对我的触动是那样强烈。我记得我把刊发作品的那一册杂志抓在手里,郑重地摩挲着相关的几个页面。我想到儿童时期的高尔基,每当读到一本喜欢的书,就将书页对着阳光看,以为其中一定藏着感动人的奥秘。

  我专门骑车去了一次地坛公园。冬日的寒冽中,我用了半天时间,走过整个公园,每隔一会儿,就要擦拭一下被嘘出的热气弄模糊了的眼镜片。虽然过去也来过,但此次它大不一样了,只因为被史铁生描写过,便仿佛成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我寻找作品里描写过的那些场所,想象他的轮椅曾经停在什么位置,哪里是歌唱家练嗓子的地方,那对从中年慢慢地变为老年的夫妻,每天散步时是从哪个门进入公园。在漫长的日子里,作者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望着面前的空旷和静谧,思考他的苦难和命运,他的活着的理由,他可能的救赎之路。

  对于他,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摆脱但又必须厘清的纠缠。二十一岁那年,命运就判决他下肢瘫痪,只能终身坐在轮椅上,死亡之日才是解脱之时。时时刻刻,他体验着一种面临绝境的、即将被吞噬的感觉,仿佛一只脚踏在悬崖边缘松动的碎石上,仿佛面对剃刀寒光闪闪的锋刃。

  史铁生的最初反应,与处于类似境遇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对命运不公的抱怨甚至是忿怒:凭什么是我,来承受这样的苦难?但这样的情绪并无助于改变这一个坚硬的事实。无奈中他只能平静下来,努力让自己思考,试图弄明白一些事情。时间并未能平复伤痛,但有助于让他认识伤痛。从那一个一次次与荣誉擦肩而过的长跑者身上,从那一个漂亮但弱智的小姑娘身上,他看到了造物者的不讲道理,看到了偶然性的随意捉弄,看到了苦难的无所不在。他明白了,“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而由谁来充任这样的苦难角色,谁去体现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实在是没有理由可讲。

  这个命题同时还有着一个分蘖:那么,要不要活下去?也是在长久的思索后,作者领悟出“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这样想过之后,他安心了许多,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需要思考怎样活了。终于,写作接引了他,成为他每天愿意继续观看晨曦和夕阳的最重要的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或者,“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这是他使自己获得拯救的道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寻到。

  自此他沿了这条道路艰难地行走,就像独自摇着轮椅跨过公园里的沟沟坎坎。终于,在走进这个园子15年之后,他拿出了这一篇《我与地坛》。这是一朵在炼狱的黑暗中开放的花朵,却闪动着属于天堂的奇异光亮。这一点赋予了它罕见的品质。

  说到底,最终支撑起他残缺的生命的,是一种存在意义感的获得。我想到了奥地利精神医学家、“意义疗法”的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的著作《活出意义来》。作为当年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名囚犯,他展现了被关押者们的两种前景——或者死于疾病冻馁,或者最终被推进焚尸炉。没有别的选择。每个人都面对同样的境遇,但意识选择的不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能够始终保持某种目的感的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显得更健旺,甚至挨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哪怕这种目的是多么渺小,如努力保存下家人的一张合影,设法看一眼囚室外一棵绽放新叶的小树。所以弗兰克反复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作为写作者的史铁生的卓越,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他自写作中发现了意义,从而获得了抗衡苦难的力量。残疾促使他思考,思考让他窥见了生存的本质,得以平静地看待和接纳苦难,达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这是一种窥见命运底牌后的开悟和坦然,绝非肤浅浮泛的乐观主义所能比肩的。

  在《我与地坛》中,我们看到了思想的清晰的展开。作品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诸多理念的汇聚和纠结。它从某一个逻辑起点迈步,层层递进和深入,剥茧抽丝一般,其中穿插着一位想象中的对话者的质疑和诘问。这一点保证了作品的严整性和公正感,因为这种姿态正是基于对存在之复杂性的深切体认。在这条思想路途的终点,生存的“牢靠的理由”在他面前闪现,日渐明朗,于是生活的重新开展也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篇《我与地坛》,我开始找出此前他所有发表过的作品来读,也从此关注他此后的所有作品,他在我心目中占有了特殊的位置。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无论是散文、中短篇还是长篇小说,反复思索和表达的都是以生与死、坠落与升腾为内核的一个话题群落,在具体作品中又体现为不同的伸延和变异。而这一篇作品,无疑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命运给了史铁生一副烂牌,他却将它打得至为出色。

  这种感悟并不是仅仅对作者自己才有意义,否则就不会有那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从对自身残疾的思考生发开去,他进一步揭示了残疾是一切生命共同的、本质的困境。它不仅仅限于肢体器官的残缺,而是有着广阔的指向——对于美貌、健壮、聪明而言,丑陋、病弱、愚钝也是一种残疾,如此等等。因此,地坛是他个人的救赎之所,而他从这里获得的觉悟,也将会成为读者寻求自身的超度的一种导引,一个力量之源,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可能来到这座园林。

  《我与地坛》浓郁而沉静的诗性气质让人叫绝。“……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飘浮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作品的整个第三节我曾经熟诵如流,这是其中的一段话,而在此前此后,还有用一连串排比句式铺陈出的多重比喻,画面鲜明生动,节奏舒徐有度,韵律如诗如歌,让我有理由坚信,这一节堪称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段华彩乐章。整个作品也是对于文学的本质属性——一种诉诸灵魂的审美的感性力量——最生动的体现和诠释。经由这种方式,它才得以走进广大的人群。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似乎轻柔缥缈而又真切坚实,无足轻重而又至大至刚。

  此后多年中,我又去过几次地坛公园。最后一次,记得是在一个深秋的黄昏时分,落日的余晖斜洒在祭坛上,黄霭霭一片,遍地飘落的树叶散发着清新而苦涩的气味。虽然史铁生已经辞世多年,但他笔端吐露出的文字,仿佛此刻视野中的光亮,无声而广阔地漾荡开去,在一方方灵魂的田亩中流布氤氲。他描写过的这个地方,已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处所,而是一个精神的朝圣之地。加持和祝福都在无声地进行着。

  因此,自甫一问世的那天起,《我与地坛》就不再专属于作者史铁生自己了。

  这篇作品最早刊发于《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我不愿意看作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不知道,它是否预示着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开始了对于灵魂审视、对于命运思考的深入化。十分确凿的是,作家韩少功敏锐地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当时就说过一句大意如此的话:即便整个1991年只有这一篇作品,这一年也是中国文学的丰年。

  四十年过去了。时光印证了他的判断。

(作者:彭程,系本报高级编辑)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