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花钱买刑”   我好久没有写博文了，今日起笔感觉有种笨拙感，心里急切想带给朋友们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实在能力有限，当我看到网上关于“花钱买刑”的报道后，我不禁要问，是谁给最高司法机关权利，对人的健康权、生命价值作出评价？

 我们先来看看媒体的部分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透露，最高法院将就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作出指导意见，对俗称的“花钱买刑”做出规范。张军虽不同意“花钱买刑”的说法，但认为“罪犯积极赔偿获轻判”能够体现刑法“罪刑相当”原则，并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 张军并不同意“花钱买刑”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刑法“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在类似个案中，犯罪事实、性质、情节是相对不变的，但社会危害是可变的。被告人把被害人打残或者打伤后，给被告人50万元，被害人的后半生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如果另一个被告人也把被害人打残或打伤，却一分钱没给，被害人一生就可能没了依靠，他的家庭也可能从此陷入贫困。两者的社会危害后果能一样吗？当然不能，所以对两种情况的依法处刑当然也不一样。 

 我本人不赞成张副院长的意见，大家看看他在罗列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时，已经犯下了逻辑上的矛盾，他举得例子是“在类似个案中”的例子，但是需要证明的是统一的标准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不能举具有普遍性的例子？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作出指导意见，将是一个错误行为，我相信更多的法律人会站起来反对，会阻止该“指导意见”的出台。我本人提出以下一些个人观点，我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正。

 一、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无权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多少钱”的问题作出规定。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多少钱，这一问题长期并无明确统一标准，这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的，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多少钱多出统一的规定，那么最高院无权对该问题作出规定。也就是根本没有“上位法”的依据。

 二、以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赔钱与否”作为判断“社会危害后果”是错误的。

 刑事案件一旦发生，社会危害后果就已经确定，是不可逆转的，不会因为后续的必要补偿行为而发生变化。被告人补偿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必要的费用，那是法定的义务，被告人不履行或者没有能力履行，应该承担相对较重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被告人没有履行法定的义务。但是如果被告人履行了积极的赔付义务，被告人就是履行了法律规定被告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内容，被告人不能获得“酌情处以较轻的刑事处罚”的额外利益。张副院长的认为，“被告人把被害人打残或者打伤后，给被告人50万元，被害人的后半生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如果另一个被告人也把被害人打残或打伤，却一分钱没给，被害人一生就可能没了依靠，他的家庭也可能从此陷入贫困。两者的社会危害后果能一样吗？当然不能，所以对两种情况的依法处刑当然也不一样。”上述的理论是错误的，我认为如果法律规定了被告人对受害人的赔偿标准，上述案件中，被告人赔偿50万元是应该履行的义务了，不得以该情节而获得从轻处理。再一点，如果张副院长的理论成立，一位富人和一穷人同样犯了故意伤害罪，富人能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赔付义务，获得较轻的刑事处罚，但是穷人不能履行法定义务则处于非常的不利地位，这样很不公平，这一点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心理。

三、人的健康权、生命权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评价。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人的健康权、生命权是无价的。但是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行为，被害人及家属受到了物质上、精神上的损害，理应得到一种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补偿，该种补偿的标准不能理解成是健康、生命权的赔偿标准。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把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外是错误的，刑事犯罪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普通侵害人身权的案件按民事程序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严重侵害行为按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反而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实在荒唐。张军指出，最高法院主张实事求是，造成多大损害就赔多少钱，“要拿就医、救治、丧葬的发票来计算。”这样的论断是错误的，一是错误认为人身损害是有价的；二是把精神损害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四、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是刑事程序的后置程序，后置程序的结果影响前者，存在逻辑矛盾。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要先审理刑事案件，等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确定，再行审理民事赔偿部分，民事赔偿部分也可以在刑事案件之外，由当事人另行提起。那么看来，被告人赔偿多少钱，跟被告人量多少刑之间应该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根据现有法律精神，应该相对独立。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法官审理刑事案件，普遍存在“先入为主、先判后审”错误思想。

希望我国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时，把刑事附带民事程序作出更人性化的修改，比如、如何提起的问题，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如何衔接的问题（法官更换的问题、适用法律的问题），精神损害的补偿问题，补偿的标准问题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改变司法机关在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多少钱”的问题时无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