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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4 1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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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建筑规划(平面媒体用稿) |
德国当代工业遗产再利用一瞥（引用请注明《住区》2007.02）
发端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工业化进程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遍布各个城市的高品质工业建筑、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尔克林钢铁厂、乃至在欧洲都无出其右的鲁尔工业区，其工业建筑遗产类型之多和数量之庞大都给这一段德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德国的社会与经济条件自上个世纪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愈加明显。如何在这一迄今持续不已的巨大变革之中保护和利用大量的工业建筑遗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德国人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
自发性的工业建筑再利用久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有计划的工业建筑再利用在德国是和城市更新理论的转变密不可分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城市更新政策与理论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放弃以前奉行的“推倒重来式城市更新”模式，转而以
“分阶段小尺度”
、“保护性城市更新”作为城市更新的蓝本。尽管当时一方面由于老城区的条件难以适应一些企业发展及生产工艺改进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改善周边居住环境的需要使得内城工业企业外迁使得工业建筑的闲置不断增多。但是，城市更新的评价也由以经济效益为主转向以文化、社会与历史建筑保护为导向，而且分布在内城的工业建筑已成为了城市风貌与居民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工业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在这个阶段中城市更新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城市历史中心区与靠近城市中心德国建国时期建成的城市区域。因而，伴随的工业建筑再利用对象类型也比较单一，主要以分布于市中心或多种功能混合的城市传统区域中的中小规模工业建筑为主，注入的新功能大多是以居住、文化娱乐。德国公认的首个成功的现代工业建筑再利用案例——汉堡的“Fabrik”就是典型代表（实例1）。
2.
进入八十年代人口萎缩及经济结构转型对德国的影响日渐明显。德国低出生率使得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八千两百万降低到2050年的五千八百万。即使将移民计算在内届时的人口数量最多也就在六千四百万左右徘徊。尤其是在东部各州和老工业区这种人口萎缩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使得人口高峰期修建的大量基础设施过剩闲置。
此次经济结构转型是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的扩张和工业——尤其是采矿、冶金与航运业的衰退上。在以矿业冶金为基本产业的地区和港口城市，大量矿井被废弃、钢铁厂被关闭与造船与港口设施的被闲置。与此同时，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发展文化、艺术、娱乐业，居民不断增加和日益灵活的闲暇时间对消费和休闲设施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种外部的刺激使得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1)
对象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
在2001年德国的各类闲置土地共计128，000公顷，其中以往为工业与交通运输用途的土地面积分别为48，384和11，392公顷，所占总量的比例达到了37.8%和8.9%。也就是说产业用地的面积占到了总量的46.7%（如果按照德国统计口径将闲置的军事用地也计算在内的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0.8%）。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为例，仅从1980年至1993年州政府就利用“鲁尔地产基金”购入了占地面积超过2000公顷的工业闲置用地，其间加以整治后有600公顷又重新私有化并投入使用。
除了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建筑再利用的对象类型也在不断增多：首先还是传统的分散在城市内部的小规模工业与交通建筑（如实例2）。其中绝大部分的是分散于城市传统混合功能区域的建筑。项目的区位和周边条件保证了其获利的潜力，一般来说项目主要是在规划约束下由市场行为来推动的。根据项目周边功能结构的特点，再利用的功能主要定位在居住、小型办公、商业文化设施。
此外，对城市内部较大型的交通或工业区（如实例3）改造与再利用也不断出现。由于规模的扩大，操作的复杂程度和资金的需求增大，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公共机构和私人投资相互结合的特征。这种类型的项目有着与前者相近的区位条件，往往被重新赋予居住与商业文化的混合功能。根据具体地块的状况，也有作为纯商业与文化区域定位的。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在新老联邦州中闲置的城市周边大型工业区或工业综合体（如实例4）也逐渐成为了再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个项目的面积往往可以达到100公顷以上。这种规模项目的改造与再利用是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是意味着结构的调整。它的发展和周边环境密切相关，准备阶段耗费巨大，一般来说大量公共投入对于项目推动和最终的市场化来说必不可少的。这类项目大多数情况下被重新用作办公或文化休闲设施，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也会作为城市新区进行开发。
2)
手段的扩展与深化
对象的多样化意味着新的挑战：更特殊的空间形式与技术设施、大面积被污染的工业用地、更大的规模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深远的影响。这对工业建筑再利用的策略与手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
工业文化与文化工业
如果说“转型”时期的外部条件驱动着工业建筑再利用的不断发展，那么德国对工业建筑遗产特质的发掘就是工业文化与文化工业紧密结合的催化剂。
工业遗存和技术设施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极少或从未涉足过的“禁地”，它和叠加其上的新功能可以提供给使用者一个和日常生活差异化的现实：既可以略带粗鲁的使循规蹈矩都市生活掺入几分野性；也可能是坐落在矿井、车站、仓库中的“缪斯的圣殿”。所以，除了经过改造的工业建筑提供了以中小型企业为骨干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理想处所外，工业遗产与文化的叠加效应能够将历史、现实、设计、艺术、时尚、创造性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适应文化创意产业萌发的氛围。这种“工业文化”往往成了“文化工业”的催生剂，创造性的为
“由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了精神上的和空间上的可能性。无论是艾森（Essen）的关税同盟园区还是汉堡的仓库城的成功运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这种结合还催生了许多更富感染力与影响力的新的文化活动形式。例如：1994工业历史展“焰与火”在欧博豪森（Oberhausen）的经过改造的117米高的煤气罐中举行。根据当地统计局的问卷调查不仅观众人数超出寻常，观众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与经典的类似文化活动相比，各个阶层的居民都体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只受过中低程度教育的居民的参与大大地超出了平均水平。这种“新文化形式”影响力一而再的在诸其他活动中得到验证：无论在麦德里希（Meiderisch）以往鼓风机房举办的古典音乐会，还是在波鸿（Bochum）改建而成的文化中心里的戏剧表演都吸引了大量以往与古典艺术陌生的人群。
b)
工业自然
随着改造对象类型的丰富，特别是城市周边大型工业区或工业综合体，使得一些“特种”工业遗产再利用也纳入了再利用的范畴。由于极度特殊难以加以利用的工厂、荒废的铁路线、工业区的运河、堆积如山的矿渣等等，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工业活动更本性的改变了土壤成分，使其富含人造物质甚至一些有害物质；对它们进行完全去污改造要么耗费巨大，要么自身特点会被完全抹灭。面对这种情况，德国学界提出“工业自然”这个概念。“工业自然”是指那些由工业生产所决定，而后又为自然条件所塑造的自然景观区域。首先，这些区域的土壤相对周边而言一般都有密实度过大、干燥、缺乏养分的问题，有些还含有害物质或盐分含量过高。特殊的环境条件造成了这些地区植被与生态的特殊形态——外来植物与本地珍稀物种的富集和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植被形态。这种“异化的自然景观”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除了这些，“工业自然”的独特魅力更在塑造了一种充满了张力的气氛：花草树木从铁轨间、从老的工厂废墟中、从矿渣堆上、从这些工业时代遗存中生机勃勃的蔓延生长开来。这种工业遗存与大自然的再征服所形成的震撼对比更增加了它作为旅游及休闲目的地的价值。杜伊斯堡（Duisburg）北部的景观公园和位于瓦登堡（Waldenburg）的矿山景观就是这种“工业自然”的例证。
c)
项目规划与协调
再利用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增长，但如何协调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增强它们的共同影响？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广泛的区域合作才能解决。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萨尔州拥有最为丰富的工业建筑遗产，也在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的范围内较早的进行了。
在萨尔州，这种协调是通过一定的机构来实现的。由州政府成立的“萨尔工业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创立一个联系萨尔州、卢森堡和罗特林根（Lothringen）的工业建筑遗产网络。这一任务主要是通过规划与控制网络的整体结构和支持推动不同的具体计划及项目来实现。最终的目标是将单个的工业遗存“元素”相互联结，在旅游、区域的文化认同和现实经济发展上获得更大的效益。北威州则是以项目为导向，自1989年就在“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 Emscher Park）的框架下对在面积800平方公里内园区内的项目在总规、控规和具体项目方案几个层面上进行了控制与协调。各个相关城市与社区在统一的构想下，对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诸多项目从总体构想、重要节点、主题路线、交通工具与道路连接、媒体与公关设计、市场定位几个方面进行控制协调，最终产生了“工业文化之路”、“工业自然之路”这两个具体的成果。
3.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建筑保护再利用的理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苏黎世联邦理工高专（ETH）历史建筑保护系系主任乌塔· 哈斯勒（Uta
Hassler）等瑞士、德国学者认为：所有的建筑实存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都是建筑材料与能量的一个“中间储存站”。从生态与经济的角度来看，再利用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延长这些建筑材料和能量在“中间储存站”保留的时间——保留使用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平均单位使用时间内消耗的物质与能量就越少，对它们的使用效率越高，也就越符合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理论迄今为止对工业建筑的再利用产生了至少两点影响。
一是再利用对象的继续扩大。根据统计截至1991年德国共拥有约1，000亿吨的建筑存量，相当于每个德国人拥有相当于112辆小汽车重量的建筑存量。其中工业建筑占了相当的比例，而二战以后的工业建筑又占了工业建筑存量的一半以上（详见图表）。毫无疑问，它们也是建筑存量的一个相当部分。所以，在工业建筑再利用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具有历史或美学价值的对象，对于在战后乃至过去一二十年建成的工业建筑也应该纳入改造与再利用的范围中来。
其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工业建筑的再利用。“今天的新建筑就是明天的再利用对象”，应该从新建筑起就有计划得对工业建筑再利用进行谋划，追求材料与能量在新的工业建筑的全寿命期内的高效利用。为了实现这种意图，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延长建筑与设备的预期寿命、弹性的建筑空间、资源利用的长期有效性、维修的可能性、建筑部件拆除与再利用的可能性、建筑垃圾的无害性。
4.
我国相对而言情况比较特殊，同时面临着工业化与增强第三产业的双重任务。现在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第三产业比例过小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有从“二三一”转向“三二一”模式的趋势。这一变化对城市的结构、功能、布局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借鉴德国的经验，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不论是空间上还是精神氛围的营造上都能为这种模式的转变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国还缺乏在总体上对工业建筑再利用的规划与控制，使得区域或城市内部的工业建筑遗产项目缺乏协调，难以形成一种“合力”。总体构想的缺乏也使得公共力量的介入与资助无从着力。这造成了大多数再利用项目必须“短平快”得从市场获得收益，这种单一的目标也使得再利用的质量与手法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也是不无裨益的。
我国现在处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峰期，也是
“工业建筑存量”的急剧增长期。我们今天的建设成果毫无疑问会在将来成为再利用的对象。当今德国学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对于迄今为止的着重美学、历史“保护及再利用”进行了不断的反思，并对“现代主义的”，特别是战后几十年“繁荣时期”“狭隘功能主义的”“短寿命的”的建筑方式进行了批判。这些对我们今天工业建筑的新建与改造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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