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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广东中医沉浮录之十四(14) 海外中医的崎岖之路

(2017-10-31 03: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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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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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分类: 中医在美国
中央国医馆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之一美国分馆。
●郑洪陆金国
近代以来,福建、广东有几次“下南洋”的移民潮,据载19世纪移居马来半岛的闽粤华侨就有50多万人。20世纪以来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同时,近代一波波远渡重洋的华工,也使美洲大陆出现了许多华人社区。时至今日,世界各大洲可谓无处不有中国人的踪影。
旅居海外的华人,依然保持着故国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中医中药也由此在海外扎下根来。
海外中医的独特适应能力
由于文化、血缘和地理位置的关系,东南亚华侨与广东中医药关系最为密切。东南亚气候炎热多病,华侨缺乏其它的医疗资源,主要依赖从家乡带来的中药,也有不少中医离乡背井前来为乡亲服务。
南洋很多华侨同乡会馆都会组织医药机构服务于侨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十九世纪末广东地缘性的华侨会馆就有六十家之多。最早创办的中医院是新加坡同济医院,1867年,在新加坡由广东新会人所开的七家商行的当事人有感于华族贫苦群众染疾,缺医少药,于是聚首磋商,在单边街租一间店铺,创办“同济医社”,聘请两名中医师为贫病者诊病,处方可到指定的中药店免费领药,由同济医社结账付款。医社不断发展,1892年建成医院大楼,更名为“同济医院”。
在马来西亚,广东大埔人团体“荣阳公司”于1878年开设“回春馆”,作为同乡患病留医所,聘请一名中医师主理,先后历时32年之久。吉隆坡还有“培善堂”,于1881年由吉隆坡华人叶观盛创建,聘请2名常驻的中医师负责提供医疗服务,1894年扩展为“同善医院”。
泰国则有广州和肇庆的同乡组织于1903年兴办广肇医局,后来发展成广肇医院,是该国很有影响的中医机构。1904年又有侨贤伍森源等集资创办天华医院,于1905年开幕,泰皇曾亲临主持典礼,医院从国内聘请中医和购买药材,施医赠药。
在其他地区,如日本,华侨医生也很有影响。广东潮州人何钦吉于1646年东渡日本,定居于宫崎县都城市,以医为生,并成为诸侯北乡久直遗孀春岑的侍医,他编写了不少医著,被誉为都城地方的“医学鼻祖”。1887年有粤商在大阪开设“大阪清国病院卫济堂”,神户也有“神户中华卫生避病院”等。
而在美洲,中医的影响已经从侨界扩大到当地社会。梁启超在1903年撰写的《新大陆游记》中,记载美国中医药的情况说:“西人有喜用华医者,故业此常是以致富。有所谓王老吉凉茶者,在广东每帖铜钱二文,售诸西人,或五元十元美金不等云,其他可类推。”“华医在美洲起家至十余万以上者,前后殆百数十人,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所用皆中国草药,以值百数十钱之药品,售价到一金或十金不等,而其门如市,应接不暇。”在美国比较著名的中医,有广东台山人伍于念,他在俄勒冈州的约翰德市行医,在1918年至1919年间的全球性流感流行时,用中医救治了许多病人,有“神医”之称,1952年去世时俄勒冈州及约翰德市曾降州旗和市旗以示悼念,伍于念生前作为住宅、诊所使用的“金华城”楼,现已辟为专门纪念华人对俄勒冈州东部所作贡献的展览馆。
在澳洲,梁启超记载有“安利医生”,即广东新会人岑祥、岑元昆仲,凭医业“致富三百余万”。又有新会人阮生福,先后在巴拉雷特和墨尔本开中医诊所,也深受欢迎。
中医在异国他乡,是否能适应当地环境和社会呢?海外中医在这方面的探索很有意义。广东梅县人黎伯概(1872年-1943年)于1900年参加新加坡同济医院会考名列前茅,受聘为该院首席医师。他在新加坡业医40年,著有《中国医学原理》、《医海文澜》等著作,深刻地阐述了中医药学的的适应性。他针对“五洲万国之人,独无阴阳五行”的疑问,论述阴阳五行并非只适用于中国人,同样也体现在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只是他们没有用这样的理论去分析,“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阴阳五行学说之所以在中国发生,与中国地处温带有关,“以温带有显明四时之变化故也”,但其道理则可类推至全球各地带。这说明中医理论可以指导世界各地的中医实践。
在临床方面,1886年,广州中医陈珍阁来到新加坡,经过三年观察,写成了一篇专门针对南洋新开发地区疾病的论文———《山海新港冷道热诸般湿气》,指出华工在当地的疾病主要是三种湿气所致:一种是山林旷野湿气,一种是江湖河海水面湿气,一种是新开港埠,人气少而湿气盛,成为寒毒。他针对三种湿气撰述了预防与治疗的方法。此外,还有余初元论述《南洋地属热带常多寒湿之病》,指出:“暹罗卑湿之地,热气熏蒸,多生热雾……人之湿病,多感于此,湿热相搏,乘人之虚,积于营卫,初则不觉其寒,惟见其热,既而不见其热,惟觉其寒。”这些对当地中医辨证论治很有指导意义。
这些成就说明,海外中医根据“天人相应”的原则,认真研究当地的特定地理气候和疾病特点,以广阔的视野和独特的适应能力,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与国内中医界同声同气
海外中医的发展,与国内中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方面,在学术上,华侨中医机构往往以国内为其依托。像前面提到的南洋多个中医机构,都着重从家乡招考中医。1914年泰国广惠肇医院回国举办考试,有人批评说“限于广惠肇人方能与考”,“他处虽有杰出之才,亦望洋兴叹”;新加坡同济医院1920年考试,还分为“广东帮”与“福建帮”分别录取,各取十名。这种乡土性是与该机构主办侨团的性质及其服务人群有关的,虽有其局限,但也体现了海外中医与国内不可割断的紧密关系。
与国内医界的不断交流,也提高了海外中医的水平和声誉。像越南广肇医院,1907年由于当地疫症流行,特别从广州方便医院聘请中医邓畅怀、熊干廷前往治疗,疗效显著,“自有方便特派医生之后,西贡(即越南)始准唐医生(指中医)医时症”。广州中医生梁达樵,在19世纪末曾多次到南洋,为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以及各岛国的国王、将军治病,名重一时。民国时期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不少在南洋医疗机构考试中名列前茅。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近代中国药材出口大幅增长,药业界指出“主要原因为旅外华侨,生活习惯上,都采用中药的缘故”。海外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药材和成药市场。据回忆解放前省港两地仅丸散出口就年达千万港元。
由于唇齿相依,海外华侨十分关注国内中医药的发展。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起全国中医的强烈抗议,抗议的浪潮也波及到海外。1929年3月17日上海召开的全国中医药界集会上,就有香港、澳门和南洋等地中医参加。海外中医还进一步组织社团,从各方面进行声援。
1929年,新加坡华侨名医王爱华、梁少山、曾有源、黎伯概等召集同道举行大会,决定组织中医药界联合机构,以新加坡中医药界的名义向南京政府进行抗议。该会后定名为“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成为新加坡第一个中医中药团体。黎伯概执笔的《新加坡中医中经联合会筹备宣言》中说:“我新加坡之中医中药同人,惊国粹之沦亡,国产之废弃,国民生命之靡托,大多数人之颠连而无告也,复感于国内医药各界反对之呼声,如此其激昂慷慨也,用是惄焉忧伤,继起讨论,团结医药两界,组织此联合会。”
黎伯概还为不久后成立的马六甲中医中药联合研究会起草成立宣言,指出:“越我华侨,托处海外,闻此怪举,发指眦裂,亦大不谓然,皆奋起而组织团体,以谋对付……马六甲为马来半岛一大名邦,侨众芸芸,中医、中药,道业亦多,同遭扼抑,宁独无愤激于心欤?于是乃有中医中药联合研究社之设,已先电呈南京国民政府取消该谬妄议案。”
1929年4月,吉隆坡药商公会召集雪兰莪中医中药界临时大会,呼应国内的反废止斗争。会议有来自马来西亚各埠的医药界代表共68人参加,通过议案,向中央致电,认为“此举影响于国粹、国产、国课、民生、民命,至重至大”,请求撤销中央卫生委员会之决议。同年,菲律宾中医中药两界也集会抗议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案,希望“联海内外中医中药及全国公民力争,务求至中央卫生会达取消目的而后已”等。这些都代表着海外华侨的心声,与国内同声同气,一起抗争。
侨界中医的困境与维权
在近代西式医药卫生制度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海外中医虽然深受华侨和当地人的欢迎,但是同样难以避免西医的冲击,受到各种制约。海外中医维护生存权利的斗争,比国内困难更大。
1930年,秘鲁华侨中医药的遭遇就引起国内中医界的广泛关注。秘鲁在19世纪末就建立了医生管理制度,但华人社区应用中医药一向未受干预。1930年,在该国西医公会的要求下,秘鲁政府突然向中医药发难。秘鲁卫生局称:“亚人药店,向以卖药为名业医为实,所有药店,变成为诊病所及调治所,并发卖各种膏丹丸散,漫无限制。”秘鲁政府下令:“(一)严禁开设华药店,以免其擅操医业;(二)驻防警察,须将各华医严密侦缉逮捕……(三)严禁各种华药入口……”
此举令秘鲁华商遭受严重损失,侨界不断抗议,中国政府驻秘使领也进行交涉,希望允许继续对华人售药2年,以将现有存货沽清,已到岸的药材也应准许登陆。但秘鲁农工部声称“华人贩卖生草药,固无指导行医,又缺文凭”,按法律属于刑事犯罪,不但拒绝中国总领事的请求,“并由卫生部长拒绝所有华人医药店一切请愿”。不少同情并支持中医的秘鲁人联名请愿,亦遭拒绝。华侨中药店不得不纷纷关门,当地侨民“有病无医,有医无药”,对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另一个海外中医遭禁事件发生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1917年菲律宾政府曾立法规定:“中国药材只售与中国人。”将中药列入法律管辖。但医师管理只有西医资格考试,中医没有合法地位。1933年,菲律宾西医学会对华人社区中医中药提出了诸多指控,攻击中医不科学,有碍卫生管理,菲政府一度要查捕中医和取消中药店。中医药界依靠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政府交涉,提出由领事馆组织中医登记审查委员会,对菲岛中医进行审查,合格者准予登记,以规范行医。但菲政府认为此举不符法律,医师考试局要求中国领事馆停止发证,并收回已发的中医证书。
1934年,在菲律宾西医学会强烈要求下,医师考试局再度采取严厉措施取缔中医。该局根据中文报纸登载的中医广告,按图索骥,先后拘捕三名中医,撤掉十余处中医诊所招牌。中医不得不纷纷藏匿避难。时任中国总领事邓宗瀛亲往菲总督府,阐述中医在菲律宾的历史以及华侨对中医的信仰和需要,提议对中医进行考试管理,中国领事馆可以负责介绍主考入员。菲副总督认为依照法律决无可能,如要默许中医存在,需由医师考试局同意。于是,邓宗瀛拜会医师考试局局长,据理力争,辩论达两小时之久。最终考试局长提出三个条件:①领事馆不再发给证明书:②中医不挂招牌不登广告;③只医中国人。邓宗瀛表示接受,考试局长答应停止拘捕,但已拘捕三人仍按法律手续交法庭办理。
其后,菲律宾中医药团体决定进一步向国内寻求支持,公推吕丽屏等四位代表归国请愿。归国请愿代表于1934年12月上旬经广州、上海等地抵达南京,请愿书中提出:①要求政府及中央国医馆迅电驻菲领事向菲政府严重交涉,撤销取缔旅菲中医办法;②要求在马尼拉设立国医分馆。中央国医馆十分支持,批准吕丽屏等11人在马尼拉先行组织国医分馆筹备委员会。但马尼拉总领事馆向外交部指出:“中医在此若不事张扬,仅就侨界持业,尚可暂时维持原状相安无事。倘稍有引起西医注意之动作,则排斥与取缔之举依然随时可以发生,而中医之受骚扰亦将永无宁息矣。至筹设国医分馆一节,恐惹起西医注意,似有审慎必要。”中央国医馆只要求吕丽屏等暂缓进行有关菲律宾国医分馆筹备事宜,后来直到1936年才正式成立。
近代海外中医的困境,与国内有相似之处,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当地卫生行政的制约。但由于华侨的广泛需求,海外中医仍然延续了下来。建国以后,随着国内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海外中医药事业随之蒸蒸日上。广东是中医药文化输出强省,改革开放以来,仅广州中医药大学就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近5年接待了来自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团体1.5万多人次,派出了2000多人次到37个国家和地区交流学习,该校亦成为国际中医药学术和教育中心。中医药的国际化,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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