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楼教堂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北侧，以其旧址望海楼而得名，旧称圣母得胜堂，建于1859年，是天主教传入天津后建造的第一座教堂。

望海楼教堂坐北面南，为石基砖木结构，正面有三座塔楼，远望呈笔架形，具有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该教堂作为"天津教案"的重要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坐北面南，青砖木结构，长47米，宽15米，高22米，正面有3个塔楼，呈笔架形。教堂内部并列两排立柱，为三通廊式，无隔间与隔层。内窗券作尖顶拱形。窗面由五彩玻璃组成几何图案，地面砌瓷质花砖，装饰华丽。1976年因地震严重损坏。

198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拨款修缮。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教堂是1869年6月法国天主教徒在租界外三岔口处修建的，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建筑物，望海楼教堂几乎成为天津近代史的标志性建筑。

建造望海楼教堂时，法国传教士勾结清廷，拆除了大片民居，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教堂建成后，传教士又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天津人民不堪忍受其恶行。

1870年6月，愤而焚烧了该堂，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望海楼教堂1870年焚毁后，到1897年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原址上重建，不久又被焚毁。现存的建筑是1903年再次重建、1976年地震后又加以修复的。不过，尽管经过了几次重建，教堂的基本形象并无多少变化。

 

   【天津教案相关资料】

天津教案，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发生于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的天津。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杀，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关于教堂重建，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清末自从签订《天津条约》以后，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传教工作。传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权、以及“宽容条款”所赋予的特权。

“宽容条款”赋予教会特权。中国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冲突由此产生。治外法权问题，亦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另外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

外国传教士传入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冲突，教徒与非教徒亦因顽固势力的挑拨而引发纠纷，引起两者争殴，少数奉教者依仗教会势力，非教徒亦因宗族势力强大而迫害教徒，更激起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

中西思想意识形态上有不少矛盾。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不相容。传教士企图改变中国礼俗，反对敬祖、祀天，把深入群众的佛教和道教说成邪教，引起民众反感，教堂散布穷乡僻壤，干涉迎神祭祖仪节，经常与民间发生摩擦，民众的反抗亦得到部份士绅的支持，初期不少的冲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绅所发动。

1870年6月21日，天津天主堂发生婴儿夭折事件，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开枪射击天津知县刘杰，引起民教冲突。事发后，法国军舰开到天津进行威胁，英、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天津一带示威。曾国藩、李鸿章赴津查办，力主委曲求全，避战求和。结果地方官被处分两人，民众被判死刑二十人，徒刑二十五人，赔银49.7285万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道歉谢罪。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后被烧死）、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却回答： “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竹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