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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丁氏___丁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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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的父亲丁叔言(二十一)厉文礼和父亲在被俘后的日子里

(2017-08-30 17: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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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丁叔言(二十一)

厉文礼和父亲在被俘后的日子里

厉文礼被俘后,被押送日伪潍县县政府,日寇委派伪潍县县长徐观政与日寇谍报员横田进行劝降。横田蛮横要挟,说什么如果不投降,就要被枪毙。徐观政则利诱劝说,说什么如果投降了,日本人答应重用,你还可以当你的司令。厉文礼本来不打算投降日寇当汉奸,所以坚持不从。后来日寇又找了原潍县参议刘天兴与原厉文礼部属、独立团团长王治平等人前来劝降,他们说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保存性命、保存实力,将来还有发展机会。厉文礼这时想起了、他的上司于学忠在最后一次和他通电话时所说的话:“现在我们败局已定,要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以图再起。”他决定不能丢掉性命,于是答应其部队接受日寇的改编,投降了日本。但是日寇对厉文礼的投降,并不放心,于是利用厉文礼在战争中患了重感冒、需要治疗的机会,派日本军医给厉文礼打了一针,造成了严重的脑血栓,右肢全部瘫痪。军医推说厉文礼原来就有脑血栓。但父亲说过,厉文礼原来血压是少高一点,不影响活动,能骑马行军,带兵打仗。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找这个日本军医谈过话,这个军医也承认是给打了一种药,致使厉文礼脑血栓形成,右手和右腿几乎都不能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父亲是于1943年2月20日、在城顶山战役失败后,在城顶山附近的水润道西山、被日寇俘虏后投敌的。父亲被俘后也被押解到潍县,日寇安排伪潍县县长徐观政、维持会会长毛寄尘等人劝降。毛寄尘与父亲是老相识,在办股份制的和记印刷局时,父亲是董事长,毛寄尘是总经理。他们说什么,希望父亲投降日寇,保全性命,继续为潍县办事。起初父亲没有答应,后来厉文礼投降了,父亲为了保全性命和服从领导,也就答应了。一方面,厉文礼是父亲的老朋友、老上级,父亲听命于他;另方面,父亲自认为深知厉文礼的为人,他认为厉文礼不会甘心做汉奸,会找机会率部反正,再拉起抗日游击队。哪知道厉文礼半身不遂后,完全被日寇控制,并与日寇在反共的方向上取得了一致。父亲因为要保全性命和服从厉文礼的领导,也成了汉奸。

1943年3月10日,厉文礼在横田的监督下,在夏坡宣布正式投降日寇,并发表宣言要与日寇共同反共。签字以后,厉文礼回到潍城,到七八月间接受日寇内田旅团、授予的“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头衔,副司令是申集安,司令部正负指挥是胡鼎三、韩寿臣。但申集安又兼任第一旅旅长,胡鼎三又兼任特务团团长,韩寿臣又兼任独立十团团长,而司令部设在夏坡,工作由参谋长孙荣第负责处理。厉文礼则因为行动不便,常驻潍城,在西门里大街张宅厅房院设立办事处,委派父亲担任办事处主任,中校军衔,负责筹款和对外联络工作。办事处下设会计股、庶务股、军情股、秘书股等,主要办理以下事务:

1.整理部队送来的军事情报,通报日寇驻潍县坊子的部队;

2.筹集粮饷、军费,分发服装、鞋帽、香烟等物;

3.与伪警察局配合成立军警督察队,每天到集市、车站等公共场所检查军警纪律,弹压闹事者。

父亲在这个伪职上大约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父亲历史上耻辱的一页。而这一段时间,我恰恰生活在父亲身边。我是1931年7月出生的,“七七事变”时我才六岁,当父亲追随厉文礼参加抗日游击队时,为了逃避日寇的抓捕,我跟随母亲到了上海,投奔舅舅王统照。1943年父亲投降日寇后,我又随母亲返回了潍县,这时我已十二岁。在潍县火车站,父亲亲自前来迎接我们,但神情严肃,没有丝毫笑容。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没有了当年青春焕发神采,五十几岁,已经满头白发,变成了一个老翁。母亲返潍后,离散了五、六年的家人又聚集在一起了,当时拍摄了一个全家福照片,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在这个照片中,父亲神情苍老,目光茫然,本来全家聚集应是高兴的事,但父亲全无笑容,其内心痛苦可见一般。

我们原来是住在南门里大街的“丁六宅”,在父亲参加抗日游击队时,“丁六宅”由日寇占领,成为日本宪兵队的驻地。父亲投降日本后,进不了“丁六宅”,只好住到胡家牌坊“丁四宅”的房子里。厉文礼住在“丁四宅”的一个院落中,也是父亲安排的。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结婚,他们都在“丁四宅”住着一个院落,兄弟中只有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白天到“办事处”办公,晚上一般都在家里,几乎每晚都在画国画,但这几年中他不再写生,不再创作,几乎都在临摹。至于他的心情如何?脑子里想些什么?他和我们也不说。他既不发脾气,也很少有笑容,面部严肃,在家里他是家长,一向有权威,无人敢问。

到了1945年初的一个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我的舅舅。舅舅王统照是个进步作家,他在上海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并和郭沫若、郑振铎、巴金、田汉等十一人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不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文,鼓舞群众奋起抗日,打击敌人,保卫祖国。到了1945年初,日伪对于潜伏在上海的坚贞作家都一一进行调查、抓捕。舅舅在上海已无法生存,只好孤身一人装扮成南北贸易的行商,穿一身灰蓝色的旧长衫,提一只半新不旧的小箱子,悄悄地来到潍县,来找我的父母请求保护。对于舅舅的到来,我的父母秘而不宣,父亲亲自把他安排到南门里大街靠近日本宪兵队不远处的一个住宅中,找了专人给他做饭,密不外传。过了两个月左右,又秘密转移到青岛齐东路上的一间顶楼,深居简出,一直到日寇投降。

就在舅舅到来的哪一个晚上,舅舅和父亲谈到了很晚,至今我还记得其中谈到了厉文礼和父亲的处境。舅舅问:“你为什么投降了日本人?”父亲答:“我当时是为了保全性命。根据厉文礼的为人,他不愿为人控制,我当时认为他会找机会再拉出队伍,和日本人作战的。”舅舅问:“你现在怎么想的?”父亲说:“厉文礼现在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把他弄成了半身不遂,厉文礼是反共的,在这点上厉文礼真的和日本人合作了。拉出队伍已经没有希望。所以我心里很痛苦。”父亲和舅舅的这段谈话,反映了父亲既当了汉奸,而内心又极不情愿的矛盾心态。

青岛理工大学丁永志写于魅力之城,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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