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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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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文人”专栏:韦爵爷的爱情不“诓世”(《大河报》20140925)

(2014-09-25 06:20:18)
标签:

《大河报》河之洲

爱情模式

英雄美人

才子佳人

知己之爱

分类: 海上文人

           韦爵爷的爱情不“诓世”

           梅纾

 

       金庸作品因为善写爱情、部部写爱情,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爱情模式,可视为“爱情小说”。《鹿鼎记》就写了扬州市井无赖、小流氓韦小宝的“七花共一叶”的怪异爱情,对古今的诸种爱情模式悖反一把。

      人类的理想爱情诉求经历过三个阶段:

      英雄美人阶段。男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武夫,女为可伶可俐的美人。楚霸王项羽与虞姬是该模式的典型。

      才子佳人阶段。男由才高八斗的文弱书生代替了粗鲁野蛮的武夫英豪,女在容貌清丽之外,琴棋书画俱通,就像今天演、唱、博、炒俱佳,才能称星姐。佳人代替了只有包装美的“美人”。《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是该模式的代表。

       知己之爱阶段。男不一定是英雄、书生,女也不一定是美人、淑女、佳人,只要心心相印即可。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典范。宝玉不喜读书、不习武,也不喜仕途经济,整日在美眉中厮混,黛玉性格乖戾,整天以泪洗面,与内外兼修的“佳人”无缘。

      楚霸王与虞姬式的英雄美人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英雄救美。但《鹿鼎记》中却只有英雄”欺负美人,用强于美人。韦公爷对陈圆圆之女阿珂、沐王府的方怡及小郡主沐剑屏、原洪夫人苏荃、王屋派的曾柔无不如此。特别是对阿珂,为了得到她,他不惜泼脏水、使诡计,唆使沐王府的人、御前侍卫统领多隆等N次陷害“情敌”郑克塽:捏造他强暴村女、逛妓院、赌博欠债的闹剧;即使对刁蛮任性的公主,他也是在由“被打”到“还打”的用强中得到其垂青与下嫁,并奉“子”成婚。有时还是美人救英雄。韦小宝的七个老婆中只有对双儿没用强,但在成为夫妇之前的主仆的同游过程中,小宝也是时时不忘抱上一下或拧上一把。被当作礼物得来的“义仆”双儿是他的救心丸,在他遇险时频频出手。在通吃岛及最后去扬州的官船上,七女联手大救“英雄”。

      而且传统的英雄美人模式中,英雄往往:外表英俊潇洒,行为光明磊落,技艺惊人,正义,不好色,不贪财,舍生忘死。韦小宝身上正好一切相反:出身妓院;长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学无术;动辄即用下三滥的手段;哼着十八摸到处赌钱;即使偷去台湾,也乘台胞不愿“内迁”而代行兵马大权时,第一天就刮了100万两银子;对女性哪次不是摸一把或胡天胡地一番?

     “知己之爱”的理想爱情从曹氏倡导始,到“五四”时形成初潮,到韦爵爷“诞生”的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最理想的爱情模式。但金大侠在《鹿鼎记》中却逆时代之流而上,写了一段“乱”世混混与“乱”世美人的爱情,对当代的爱情理想悖反一把。

      如此的市井无赖“英雄”,何以能处处通吃,官场、情场、赌场皆得意?曰:讲义气;不按规则出牌,给生活这粒骰子灌水银;因时常遭遇尴尬,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这些读者,又实现了诸多我们一生中不可能实现的狂想,而被我们含笑注视并祝福、宽容。

    《鹿鼎记》是金庸的收官之作,老爷子一辈子写刀光剑影、英雄美人,为何“临死吃碗狗肉”——做出了个宝货韦小宝呢?

     或许,他终于想写出人生、婚姻的常态。

     看看,天下进了“围城”的,有几个不是韦小宝似的,抓,打,赖,靠霸王硬上弓进了洞房,然后在争争吵吵中对付着过一辈子。

     小宝的人生是对大众人生的艺术概括,韦小宝的婚姻是大众婚姻的活写真。一切浪漫的、理想的爱情,都没有现实中的婚姻来得真实,所以金庸才直面这样惨淡的事实,在他的收官之作中。从理想爱情到真实的婚恋,柴米人生不容许有半点美化。

     韦爵爷的爱情不“诓世”。

  

 

“海上文人”专栏:韦爵爷的爱情不“诓世”(《大河报》20140925)

          附录:同版

 

     每一座山峰都会被看见

      □鱼禾

      某次酒叙,一狐朋聊起鲁院的一届一届,那声名初起的家伙说,你们鲁十七,有几个写得像样的?我木了一秒,随即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一秒,我想到了陈鹏等一小撮,再看看对面那位正在热名里睥睨同行的尕子,顿时开心得不行。

        陈鹏尚无大名。不过,这哥们儿对写作怀有令人瞠目的执著,不唯方向明确,而且手艺精湛,有着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鬼斧神工的表达力。在“文学”这个词似乎应当闪躲悄声的时代,他在各种场合理直气壮嗓门儿洪亮地“谈文学”,似乎不谈文学而谈别的纯属瞎耽误工夫。这一类心无旁骛的主儿大多有着狼一般的专注和狠劲。他会闹出怎样的动静,实在是难以估量。总之我相信,每一座山峰都会被看见。

       与陈鹏的交道始于鲁院,认识他的小说却是鲁院毕业以后的事。那之前,在鲁十七我们各有各的圈子。他的圈子叫“花儿”,是他和两个热爱西北花儿的同学纠结起来的一个“文学小组”。我的圈子叫“瓜园”,意思是瓜娃子(意为傻子,语出诗人金铃子)聚会,成员是一帮动辄揣了酒到我宿舍海聊的家伙。有一天,陈鹏的小组发展了一枚瓜娃子为成员,这瓜娃子又把我撺掇了去。到陈鹏宿舍一看,嗬,他老人家正襟危坐地主持着一场文学讨论。花儿们朝当晚被讨论的那位轮番扔砖。陈鹏的发言风格凌厉,大意是写得太粘滞了,一看是借鉴那谁谁,可惜借得很失败。我心想这也太狠了,于是找借口溜了出去。第二天恰逢篮球赛,陈鹏是场上主将。只见他前一秒还在西头,嗖的一下就到了东头。我不怀好意地赞叹,哇,子弹似的,比讨论文学帅多了。这枚正在满场飞奔的子弹,有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资质,以他的奔跑速度,篮球场恐怕是太小了。听了我的揶揄,他哈哈一笑,立刻一本正经地请我看看他贴在班博上的小说。那小说写得很魔幻,但是不合我的胃口,我看了,没反应。鲁院毕业不久,也忘了什么缘由,偶然看见了他的一组作品——《青铜》,《凌晨三点的卡瓦格博》,《开往糖厂的末班车》——我第一反应是电话鲁十七第一侃爷何凯旋,你看看吧看看吧,臭孩子写得如此硬朗,在鲁院怎么就错过了。

        这是个对虚构怀有野心的家伙。《青铜》不到四万字,却采用了三线并置的结构,古滇国铸铜的故事,发生在异域的足球赛事,和当下的鸡毛蒜皮——他以附着了理想与挫折的青铜,让三者遥相呼应直至骨血相通。另一种色彩的理想——《开往糖厂的末班车》以刻骨的情感记忆接通生存和梦境,那光怪陆离的想象曾被一跟帖的同行目为神鬼。而《凌晨三点的卡瓦格博》有着令人眩晕的光。

        与匍匐的写作姿态不同,这样的写作是激昂的,有刻度颇高的前提,或者不如说,有独树一帜的理想,正如在一切阴影之上独迎晨光的卡瓦格博主峰。

       太强烈,或者太不同,会导致不适的观感。有些小说,可能谁都不喜欢。另一些,谁都喜欢。陈鹏的小说,大约会引起极端的反应,很喜欢,或很不喜欢,如逆光视物——你可能发现事物的轮廓从来没有抵达过那样的玄妙,也可能一眼就被灼伤。陈鹏不是一个顾虑观感的作家。他不取悦。他不惮于强烈与过度,绝不掩饰。面对这样的作品有如面对傲慢的遴选:投入还是不投入,并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这个俗套的问题,写小说的人都绕不开,陈鹏也绕不开。在《当下小说十问》里,陈鹏就小说的题材、语言方式、故事性、风格等,对时下形成“套路”、几成“规矩”的虚构伦理逐一追究,不依不饶地举出反例。这心高主意大的人十分坚决,不喜欢不假思索地听从。哪怕是“不对的”,哪怕撞破脑袋,他也必须依照自己看准的方向走。一个这样的写作者内心必然狂澜翻滚——对虚构成品以及被低矮嗜好篡改的测量尺度的失望,与高蹈的虚构理想,当然势若冰炭。

         他以写作申明立场。他的虚构几乎刻意与目下的生存百态保持着距离,也坚决避免着循规蹈矩的无趣(也就是他说的“不好玩”)。与诸多现实得失去了基本的审美意味的创作相比,陈鹏小说的叙述逻辑从不拘泥于所谓的“现实生活”,他的方向和砌筑,往往含有“出格”的趣味和貌似“无效”的意义。而他的细节构成和语言方式,偏偏采用着微距摄影般的“靠近”,最大限度地坚持着“寻常”。这使他的创作获得了令人喜悦的辨识度——你永远不会在陈鹏的人物谱系里发现不说人话的半仙似的家伙。他的人物就是我们熟知的常人,一口吻合身份的口语,不时干一点完全溢出目的的事,和所有正常的成年人一样喜怒不形于色。天马行空的想象,混沌不明的场域,就建立在十分经看的外壳之内。

       陈鹏一贯选择以劲道的手段表现不易窥见的原真,有疏朗的叙事习惯和考验辨识力的结构方式,不吊诡,不腻歪。风味强烈,固然可能使品尝者被炙烤;但是,他确信必须强烈而且精准,“我们的人生,才有望被高度概括和浓缩;我们的存在本质,才能被更有力地诘问”。这样一种疑惑,我对陈鹏最近出手的《苏咕毒消失》怀有偏爱。在一种代表时间和盼望的古乐器面前,他放下了手段,不再警惕作为叙述者的目标和方式。他信马由缰,成就了这不甚完美却无比动人的一篇。

 

         古堤黄河长歌行

 

                □卞卡

    那条堤就是黄河大堤,在我村南边,离村子二里多路,距黄河十五里。因为连着村寨还有一条“老堤”,乡亲们便称那堤为“新堤”。那条堤是为防范黄河北侵而修筑的,已年深岁久,土质异常坚硬,表层黄中透出黑褐色,远望莽莽苍苍,像一条巨龙盘踞在那里,浑厚朴实,气势恢弘。我查资料得知,那堤上端同武陟县的堤防相接,下端与濮阳县的堤防相连,修筑于十五世纪末的明弘治年间,迄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从青海省巴颜喀拉北麓发源,翻山越涧,融汇万千支流,不废千古,一路跌宕东去,从涓涓小溪,流成了滔滔大河,在这个过程中,途经西北黄土高原,以汹涌水势吞噬两岸泥土,携带大量泥沙,在壶口奔腾咆哮南下潼关后,受山石阻挡,折头向东,流势由湍急而渐次变为舒缓,携带的泥沙开始慢慢沉淀,亿万斯年,冲积出了浩瀚的华北平原。正是这块肥美的黄土地,孕育了黄种人的群落,他们勤奋劳作,春种秋收,收获物质文明,也让精神文明的胚芽悄然萌动,久而久之,凝聚出辉映千古的华夏古文化和古文明,使得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坚实的根脉。黄河、黄土地、黄种人是一个整体概念,人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体现出一种深沉的爱。

    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属性,黄河亦然。李白有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是从水文地理角度审视的,道出的却是黄河放浪不羁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在某种情势下,往往如脱缰野马,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我曾多次思考黄河的两面属性。多年前,在青海省西部境内,当汽车缠山绕岭后,行驶在较为平坦的道路上时,我总能时不时看到一条宽幅有限的河,泛着青绿色的波光,潺潺流动,有声似无声,温柔得可爱,那便是黄河。可是,在山西壶口观黄河瀑布,那拍岸的惊涛,震耳欲聋的声浪,把那一方天地搅得如此寒彻,澎湃的气势,巨大的冲击力,撼天震地,撞击心灵!因而,每当我看到黄河母亲怀抱婴儿的塑像,那般温柔,那般慈祥,一股温情便涌上心头……

    不忘黄河的两面属性,自然就会联想到它的暴戾。翻开史册,黄河泛滥的图景和文字触目惊心。历朝历代的当政者,尽管治理黄河的理念和策略不同,留下的文化符号却被后人铭记。据传大禹的父亲鲧采用的是“围堵障”,而禹的治黄理念则是“疏顺导滞”。西汉时的贾让是治黄战略家,他采取的方法是“疏浚塞”并举。元代工部尚书贾鲁有“治河二策”,明代河官刘天河有“植柳六法”……凡此种种,都为治黄留下了不灭的功绩,并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正是有了这些治黄理念和实践,明代弘治年间,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修筑大堤的工程,经年累月,复又不断完善与加固,使得一条数百里长的大堤,巍然屹立在黄河北岸,并随黄河的走势,调整与改变自己的走向。

    纵观黄河大堤,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踏着历史的鼓点,围绕黄河和黄河大堤,渐次形成了一条内容丰厚的人文长廊,诸如御霸碑、仓颉墓、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处、花园口扒河堵口处、刘邓大军渡河处,以及在与洪水抗争中形成的有一定规律,一定节奏,曲调高昂激奋、沉稳有力,调式变化频繁的黄河号子、夯歌、硪调,还有与黄河有关的诸多庙宇,都成了今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这条人文长廊更具特色。

    黄河大堤作为一道屏障,维系着黄河安澜。新中国成立后,对黄河的治理堪称一项系统工程,筑坝蓄水发电,疏导开渠灌溉,多次加固堤坝,把大面积盐碱地淤灌成良田沃野,等等,播撒着希望,收获着喜悦。对黄河和黄河大堤,我始终心存一种特殊情结,每次回家,都要站在大堤上,看堤坡上护堤的草,看两侧堤坝郁郁葱葱的柳行,看田野里长势喜人的庄稼……黄河已成为华夏民族的标识之一,大堤则为黄河大壮行色。黄河是一首史诗,诗行搅动我的情结,一如心曲散板,为古堤和黄河而深情歌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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