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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书与当下文学价值由谁判断

(2013-08-03 20:57:29)
标签:

自费出书

文学价值

加入作协

文化消费

分类: 老梅日记

   老梅按:

    “读书要读精品,写书要立之于身,功于天下”。

    在乡村时,我的没有娶到娇娘子的一些哥们在街头遇到清丽可人、有几分姿色的女子,总要Q哥似的嘟囔一句:好博一都让狗尻了。

    而这个年代,最近几年仅长篇小说都出版4000本了,是不是好书都让狗出了呢?

    老梅答:不是。这样想不但阿Q,而且阿Q,我以为。

    上周又有一个西南的出版组织来电与我谈出版的问题,营销小姐礼貌周详、语声叮当,一番互探后,就言了立马寄样书来一鉴。

    越二日,接到了快递。

    MY  GOD,又是两个垃圾样本:菜色的封面,发灰的纸张,小32开版本的小气,拙劣的装帧设计。

    俺都差点老泪滴答了,这哪里是俺日思夜想的“梦中情人”,分明是对自我的一种纸质的嘲弄。

    我一点欲望都没有了,虽然我都打光棍得快要“自慰”了,但面对这样一个粗陋的器官,我还是宁愿躲在角落里自己手工手工算了。

    如此,我已经拒绝过4家出版社的自费邀约了,还有几个丛书的加盟邀请了。这种出了就算“书”的书,不出也罢。虽然我目前手头有4本书稿,如果一个书号出个文集什么的,也就4、5瓦。

    寻老婆,因当年人穷裆急,木有找下个“冰冰范”样的妙人儿,也就算了,出书怎么咱也要出个别人上厕所用起来不糙尻子的。

 

    我们出书到底为了什么?

    1、加入作协

     为了此目的,那么出书,这是必须的。

     多问一句,加入作协又是为什么呢,到底?除了一些作协头儿还可以利用一下作协的资源旅游(采风)、出书、开自己作品的研讨会、结交更有资源的人什么的外,一般的作协会员入协恐怕也就是能拿个小皮壳本本了,本上填个姓名、性别,戳个图章。

     2、证明自己的写作水平,也就是出书来证明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

     关键是书的形式都寒酸、村成这样了,到底还能证明出作者的什么水平呢?!证明的是经济水平,还是创作水平呢?

     口袋里银子多的人可以出大气、精致的书,赏心悦目,就像港台有大银子的可以娶明星:跳水的、乒乓球的、体操的,世界小姐、港姐选美冠军一样;写作水平高的人或者能迎合了当下读者心理的人,也可以非自费出漂亮的书。

    粗制滥造的自费书,让我想起了许多如我的乡村读书人中举之前为了解决传宗接代问题、晚上下半身暴动的问题而娶的黄脸婆姨;

   更何况书里面的内容确实也不怎么样,难怪它们一出世就注定要被人贴上“文字垃圾”的标签了。

 

     3、给自己一个交代

     爱好了一辈子文学,粉了一辈子文字,不弄一本、几本小书,确乎没法对自己交代。不过在我们还可能有些年代富余时,还没七老、八十、“茶”寿,行将就木时,匆忙将自己都觉得脸红的文字结集了,大约也会有许多遗憾。虽然我们可以找有些权力、资源的朋友将书推销出去,或许还可小赚一把;或者捐给国图、省图、各种大、中、小学图书馆。但看到自己视为“珠玑”的东西被被迫买了的主当废品随意处理了,大约心里的味道也碧水云天不到哪里去吧?

    捐给图书馆的,大约多数会像染了艾 滋的男、女,终生都没人会碰的。

    当然自费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民国时代,几乎都是自费刊刻,但书是卖给有需求的人,而不是落到“三道头”手里,或者强迫让木需求的人来“文化消费”的。

    4、评职称的学术出版

    这种在现行学术、职称体制下,为了饭吃稠点的出版,老梅留点口德,就不多言了,他们也着实需要与可怜。

     5、业余或者专业主编书籍赚钱

     这倒是个名、利双收的文化产业,只是也就只能赚如我的可怜巴巴的底层文粉的银子了。     

 

     能克服各种魔障,自掏荷包出书了的,大多都不容易,这里谨以文学之名敬礼与祝贺!

     如此说来,当下做个底层文粉,竟然是这样困惑与尴尬!难怪王老师说——

    我非常庆幸我作为一个作者,已经比较成熟,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我的出书不太会受到出版商的为难,我的日子还好。那么当一个年轻的作者,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他的日子会怎么样?)——我都怀疑一个写作者是不是真的热爱文学,因为文学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到了迷茫与困惑,几次谈了出版社,几次都悄悄地歇菜了。即使每本出最少量的1千本,4本就4千,堆在本就不宽裕的书房里一海堆,还怕压塌了地板,造成邻里纠纷、安全事故。不出吧,看别人左一本右一本的,出门裤裆里还掖上一本,请人“雅正”,好像挺作家的。

    最后觉得还是暂时不出:一是自费出心不甘,参加过几次征文,咱一等奖,好多中作协的还木得奖或者优秀奖呢;二是看不上廉价自费出的书的质量;三是对自己的文字多数还有些脸红;四是出了肯定不愿去推销给有资源的非文粉(最终摊派到了老百姓头上)或者送给名家当废品处理;五是觉得实在证明不了太多的什么,当然这会影响加入作协。为此目的,鸟作协不加也罢;六是还在等待他年水平万一高点了,写的也多了,可以精选一些不那么垃圾的了,或许就能常规出了,出也好看点了,不用自己荷包出了还瞅着自家闹心别人恶心了。

    心思颇多,俺这酸不拉几又虚荣的主。

    下面的这篇《王安忆:当下文学价值由谁判断》里, 王老师站到了一个高度,关于文学价值判断、出版、网络点击率等等问题的,一读一思。

  

 

 

 

    王安忆:当下文学价值由谁判断 

 

     “无限量印刷使作者处境非常困惑,” “在这么一个时代,文字和书写都变得那么广泛、容易掌握,印刷也广泛而快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读书?谁来判断我的书更有价值?是由我个人来宣讲?还是由媒体来造势?”

     日前,著名作家王安忆在香港书展以“当文学遇到书”为题,提出“当下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的问题。王安忆的语言非常直接:“当文学遇到书,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但是慢慢地就走到了今天,写字已经那么普遍了,我们怎么保证文字的神圣性,保证叙述的神圣性,保证文学的价值。”

  书进入“卖比写还重要”时代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新书《偶发空缺》的发行,在王安忆看来不是卖书,而像是变魔术。

“要求(所有)买了版权的出版社在同一天把书发出来,之前不能泄露,译者们都是秘密地翻译。我们上海也有一家出版商买了版权,有两名译者,译者一定要到伦敦,在他们的出版社进行翻译工作。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奇迹发生,就像看魔术的黑匣子里能变出什么东西来。现在对一本书来说,卖比写还重要。”

    回顾自己初涉文坛的1980年代,王安忆说,那时的文学市场还不发达,判断写作价值的工作主要由文学批评进行。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市场进一步发展,读者成为文学价值的判断者;读者对文学的选择通过书籍的印量反映出来,这种市场反馈还是“正常”和“自然”的。但到了第三个阶段,媒体的介入让王安忆感到“这个阶段就有点可疑了”,她说,一旦媒体能够影响书籍市场的时候,你反馈上来的印量也许就不那么真实,不能真的说明问题,甚至使人误入歧途。

   网络点击率带来更多迷茫

    如今的文化生态发生变化,很多作家的作品已率先在电子平台上发布,王安忆说她还是更希望自己的作品首先成为一本书。“当你一页页看书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已经很虚无了,要靠想象去重建的,而在电脑上看,是更加虚无的。所以我觉得书籍还是要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的读者通过点击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好,同时网络作家需要通过足够高的点击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对此,王安忆认为,通过点击率的直接表达,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从默契而隐蔽的“知己”关系变成了面对面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是否更有益于文学价值的判断,王安忆说她很怀疑。甚至,“有的时候,当读者很喜欢你的时候,他可能喜欢的正好是作者所不喜欢的那一部分也有可能”。这当然有些尴尬。

    “我们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愿望很简单,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我有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经验想要分享,当然不只是分享,也需要一种价值。我也要不断提高我的价值。现在变成了我要知道你要什么,而不是我能给你什么。当印刷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无节制、无限制,在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进行流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非常困惑。我非常庆幸我作为一个作者,已经比较成熟,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我的出书不太会受到出版商的为难,我的日子还好。那么当一个年轻的作者,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他的日子会怎么样?)——我都怀疑一个写作者是不是真的热爱文学,因为文学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奇怪的事情。”再往下想,更复杂也更让人绝望了。

  为流行而制造“文学符号”

     王安忆还提出,当下,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符号”成为判定文学作品能否成功、流行的重要标准,比如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女性的问题、领养——这涉及身份的证明、畸形的恋爱等。这其实也是在通过“暗示”方式将读者的喜好传达给作者的,推动作者写出读者喜欢的作品。

    王安忆说,她并不是对“暗示”持全然的否定态度,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大家热衷的话题,都有思想和情感的集中表达,只是并非每个时代都像现在这样立刻地总结出这个符号”。她特别提到了一个文学经纪人对一位作家的意大利游记书稿所提的意见:“你已经写了6页了,怎么还没写到‘吃’?意大利的吃你怎能不写呢?”结果,当这本书改完,作家的朋友看过后说很像一本食谱。

在回应有关电影《小时代》的问题时,王安忆同样表达了自己对“流行”价值的看法。她认为不仅是《小时代》,很多散文、小说都会饶有趣味地谈论各式品牌,并以此辨别人的身份和职业。这种文学对于物质化生活的正面表达是前所未有的。在王安忆看来,“这种现象将来会被文学史注意到”。但在当下,很难清楚地判断《小时代》这样的文学作品层次是高是低,王安忆说:“清晰从来不是文学的要求,文学本身就是模糊的,我不要求清晰,但是对不同时代的人,我所持的观点就是,你们别想来改变我,我也不会想来改变你们。”

 

                       2013年7月24日《文汇报》实习生李凯旋 刘剑 首席记者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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