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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生300周年(20) 约翰生《诗人传》  蔡田明

(2009-07-19 2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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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另一个相同”:约翰生的《诗人传》                  蔡田明

 

  约翰生的《诗人传》所介绍评论的52位诗人,如果从密尔顿生于1608年到格雷死于1771年算,时间跨度一个半世纪,概括英国163年文学的重要历史时期。(若从玄学诗派多恩(1572—1631)算,可达199年) 这里根据Clingham教授就成书的经过;传记的体裁;约翰生的诗学审美观以及写作特色的讨论作简要的概述。

 

一)成书经过

约翰生研究专家Clingham 认为,《诗人传》如同他的大部分创作那样,兴之所到,是部“偶然之作”。要说写传记,他早在1740年就为诗人Blake,Orake Barretier写过传。1744年写《萨维奇传》很著名。后来这篇一并收入《诗人传》里。

 

1777年,伦敦一些出版商计划出版英国诗人选集。这是要与1773年爱丁堡出版商所出版过的选集来竞争。此时名扬声外的约翰生,成为最佳人选。他被要求提供诗人的介绍和评论文字。约翰生虽意识到这是为诗人写“广告词”,可一上手,他的想象如同着火,越写越来劲,文字早已超出篇幅的限制。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这部复杂而深刻的批评传记,有丰富的历史蕴含量。开始全称为《英国诗人作品集的前言,传记和评论》。先后出现在60卷本的前10卷英国诗人选集中。第一至四卷出版于1779年,第五至十卷1781年。出版商意识到书很畅销,请约翰生把52位诗人的“前言”从诗歌全集分开,以“英国诗人传”(实际出版题为《诗人传》)于1781年出版。

 

约翰生的《诗人传》以其“多样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色,足以抵制任何对它很容易贴个标签的介绍。《诗人传》不仅反映约翰生个人的理性和历史的经验,而且在写考利,多恩,密尔顿,德莱顿,蒲柏,斯维夫特,格雷这些重要诗人时,激发他对一些重要批评问题的探讨。从所论述的部分内容,可见《诗人传》洋洋大观,有17世纪玄学派诗歌,平达体颂歌(古希腊诗人平达,喻格律严谨的诗体),田园诗,史诗,英雄舞台剧,无韵诗,翻译作品,模仿,讽刺,祈祷诗,神学布道,墓志铭,隐喻,明喻,英语诗歌的修辞提炼,英语散文的发展,日常通信,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文艺复兴学者,当代十八世纪文学批评。这些无疑是1600—1781年文学史涉及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人们还能读到相当多的历史,传记和哲学的思想资料,如17--18世纪文学的发展,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清教徒主义,英国内战争,王政复辟(1660年查理二世),雅各宾主义(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弑君,文学团体与友谊,文学福利,文学价值,出版,绘画,社会变革的形态,花园,旅行,金钱,疯狂,艺术家的雄心和失败,死亡等。把这些分散的原始资料,以他特有的想象去表现它们,全书显出约翰生的让人长久怀念的智慧。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特别欣赏《诗人传》。作为被女王任命长达三十五年的学校总监,他在制定自由教育的教材时,不找柯尔律治,哈慈里特,德。昆西,甚至不顾济慈,华慈华斯,丁尼生,而是从约翰生《诗人传》挑选出密尔顿,德莱顿,蒲柏,艾迪生,斯威夫特,认为他们才是“自然”诗人的中心,能引导人们走向正道。当考虑文学历史,传记和批评时,阿诺德认为,《诗人传》讲述英国文学很重要的一个时期的简明故事。这些故事是由一个伟人演讲的。他的叙述本身就是第一流的英国文学作品。

 

二)传记体裁

约翰生在《漫步者》(No。60)认为,传记本质上与想象的文学没有不同。好的文学,不论戏剧,诗歌,还是传记,都要表现人的“欢乐悲哀,幸福苦难”这些“情绪”。传记不仅要表现人们思想的痛苦和愉快,还要用这些刺激人勉励人。传记通过描写“活着的熟人”(Living Acquaintance),一是看他的行为,二是看他行为的目的,来达到传记的道德目的。从诗人的文学行为的目的中发现真实,同时发现诗人个人生活的目的。约翰生把生活行为与文学活动联系的这类观念,表明他的《诗人传》充满复杂和富有生气的结构。

 

一般说来,所有诗人传都有类似“三重结构”:“生活编年,作品,评论”,可他又有灵活的处理。如对大诗人如考利,密尔顿,德莱顿,蒲柏,艾迪生,他会在生活与作品之间加入一些特别的观察和评论,对小诗人Halifax, Dorset, Yalden, Duke, Garth, Hammond 只给传记与评论,忽视其作品;对许多中等诗人如 Waller, Butler, Rochester, Congreve, Otway, Gay则进行传记,作品和评论的“三重结构”处理。约翰生写传记,感兴趣于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不中断的关系,特别重视把文学与个人那些“外在于文学”的经历结合在一起。传记的目的是了解生活如何成为作品和作品先于生活发生的“转化的过程”。

 

由于约翰生没有正式地去讨论作者的心理因素或文学创作的详细过程,人们很难把这些“转化过程”拆开。他有兴趣建造“个人的模式”。这个“模式”适用于艺术创作。他认为,这种个人努力终要遇到普遍存在的“失败和死亡”的命运。这也是他在《人类希望的幻灭》里所要表达的概念。对这些都已去世的传记诗人的回顾,考虑他们的打算,意图与实际成就的不一致,约翰生进而表明这是人生的无可奈何,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努力有某种“悔恨”或“遗憾”,如他在《艾迪生传》说:

“历史也许能从形成的永恒遗迹被记录下来,可人的生活只能从个人的知识中写下来。这种知识每天都在减少,而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会永远消失。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很少能被马上写下来,而当要把它们写下来时,它们已不再被人熟悉了。于是那些思想的细致特征,个性的微妙区别,行为的细节个性很快就被人忘却了。”

 

传记作者对过去与现在了解的差距与人类意愿与行动之间不一致是相似的。这也是约翰生道德文章关注的主题,反映出理性的局限性,人的局限性。约翰生把这种局限和个人的后果看作是悲剧。有人评论说,约翰生要发现诗歌如何能构成生命的经验,伟大的诗人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特别创作出自己的诗歌。他发现,人的局限性和历史领域方面的名誉荣耀能让作者从这个重要的“悲剧”转化到一个“混合的模式”,如莎士比亚那样的“喜剧”,虽同属于一个世界,却能“表现人间自然生活的真实状态,分享人间的善良和罪恶,欢乐和痛苦。”(参看笔者译文《约翰生作品集》第195页)这是《诗人传》所要传达的“转化”,约翰生称之为“自然”。

 

三)诗学原则

“自然”显然是约翰生批评思想的重要基石。他称莎士比亚是“自然诗人”。有人指出,约翰生从十七世纪法国作家那里接受过这些“自然”的思想,如他们所说,“如果没有以事物的自然性为基础,任何美丽的思考都是不可能的。”约翰生深信,文学能让人的思想摆脱日常的严格的经验性的生活,而在文学中所反映的真实和现实却又不能超越日常的生活经验。

 

约翰生早年对莎士比亚批评所形成的“自然”原则,也体现在对弥尔顿的诗歌《失乐园》,对弥尔顿,德莱顿,康格里夫, 艾迪生,对Rowe的戏剧,多恩(Donne) 和考利的诗歌和德莱顿的翻译作品的评论中。

 

与早年使用“自然”有所不同,在1740—50年,约翰生在《漫步者》(No。4)用“自然”这个概念批评174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对道德的危害(指理查德森和菲尔丁等小说),现在却直接用它来评论莎士比亚和诗人传。在约翰生看来,“方式”(Manners)与“一般自然”(General Nature)不同。真实的小说模仿普通日常生活的真实,这是“方式”,它要求准确,而莎士比亚的戏剧给人愉快,因为它表现了“一般自然”。其他小说家表现“个体”,莎士比亚代表“类型”(参看笔者译文《人的局限性》第193页)。

 

当把约翰生的“生活方式”与“自然”作区别后,人们也无法阻挡来自把两者混淆在一起的批评。这其实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当人们只要意识到,他说“一般自然”和“世俗自然”都是用不同术语叙说同一个事情时,“自然”的矛盾就会消失。约翰生总是认为,人类的思想决不会满足于立即得到的东西。作者的生活与写作经常不能保持一致。“一般自然”不是实验和经历,而是把思想和世界的瞬间与虚构融合在一起的创作,通过文学作品让人接受到的愉快感,如德莱顿所说,“智慧是思想和言词的恰当表现。”约翰生写第一篇诗人传《考利》(1777),根据鲍斯威尔称,这是一篇对玄学诗人评价的最好叙述。霍金斯《约翰生传》认为,约翰生探讨和区别了“智慧”的特性。这是一种充满古代和现代知识的智慧,而不是通常能为年纪大和长期生活所能得到的。

 

对考利这位玄学诗人,约翰生如同用“特殊方式” 而非“一般自然”来评价蒲柏那样给予判断。由于约翰生更有兴趣于“一般自然”和“普遍伟大”,所以尽管他对17世纪玄学诗人的“智慧”赞扬,对这些“智慧”所表现出的“异类不同”和“自然和新颖”首肯,却不认为他们表现出普遍的“一致情绪”,能给人带来愉快和痛苦。他认为,这些舞文弄墨,故作高深奥妙的“玄学诗人”,仅是“人类自然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笔者认为,这里“参与者”而非走到人生边上,是约翰生的文学基本原则。(见笔者译《幸福谷》序分析,第9—10页)他视文学为生活的一部份,也就从不会认为文学高于生活。

“和谐”是约翰生批评的另一个原则。他把弥尔顿与荷马作为典型样板。(具体分析略)

有人认为,约翰生的批评主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美丽,悲情和崇高,如蒲柏美丽,莎士比亚悲情,弥尔顿崇高,玄学诗人缺少痛苦,崇高和和谐。

 

“重文本”的批评原则。约翰生的《诗人传》虽有一个重“自然”的主线统领,但这个“普遍自然”只是个可以根据“文本”而非“理论”灵活运用的原则。在约翰生看来,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建立原则,不必有意识地把原则变为教条或理论。文学并不占据约翰生特别分开的领地,只是普通生活经历的一部份。它提供潜在的信息,把愉悦传递给读者,却基本上与生活中的其他愉乐没有不同。

 

在《诗人传》,约翰生捕捉文学如何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敏锐的品质及力量。他不是简单地把个人与作品联系,而是从深层的联系去揭示他们的关系,表明他们如何从一个人转化为非个人,从临时到永久,从个人到诗人的特性。约翰生注意到每位诗人同中有异,强调他们的特性,如多恩是玄学诗人,弥尔顿是崇高诗人,蒲柏含蓄微妙,德莱顿轻松舒适和畅开。

 

四)写作特色

约翰生的评论程序,是从文本到诗人,而非从传记到文本。他没有根据他所知作者的生活去阐述作者的作品,而是尽力去接近诗人的个性,辨认出他们的不同却有与生活同一的结构的文本,不用“理论”去认证诗人,而是通过“作品”去认识他的个性。如“弥尔顿传”,尽管他对弥尔顿的生活多有批评,可他还是从作者生活与作品文本的联系中发掘《失乐园》的不同意义,认定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仅次于荷马《伊利亚特》。不管他多么不喜欢弥尔顿的“自尊自大”,“超然态度”和“激进的共和主义”,他还是承认,正是这些“品质”培养了他,使他特别适合于写《失乐园》。不因人(立场)废书。

 

从“蒲柏传”,约翰生表明个人与文本之间联系的不一致性。他那些把蒲柏与德莱顿比较的评论语,为批评史或比较文学提供了典型的范文。(见笔者译《约翰生作品集》第283—284页)。

 

“感同身受”。约翰生探讨蒲柏创作的痛苦和艰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自己体力的虚弱和痛苦的忍受。这方面鲍斯威尔的传记表现得相当出色。蒲柏的体质对他自己和同时代人都很重要,因为他经常描述自己的身体,同时受到其他人的攻击。约翰生从蒲柏的身体素质,进一步通过书信,表明他的社交能力,再联系他的智力和天才,欣赏他天生的韵律本能,给予《卷发遇劫记》是他作品中“最轻快,最真诚,最欢快”的评价。比较蒲柏与德莱顿,蒲柏从不满足于自己,文章改了再改,要不留一点遗憾。这导致约翰生行文用“总是”(Always)来叙述评论他。 对德莱顿评论,约翰生认为,他的作品可读有两个因素:“魅力”和“吸引力”。德莱顿总能给予读者“另一个相同”(another and the same)。笔者认为,这句话是“典型说”的发展,后来人说“相识的陌生人”。

 

《诗人传》另一个写作特色是,它是那些首先除去中世纪圣徒传的音调色彩的文学传记之一。如写Rochester传,根据约翰生本人的信仰,他有机会却不利用这些时机去宣传这位主教诗人。他写《诗人传》,不是根据“天意”的立场,而是依据个人生活所反映的道德精神和他作品的影响及质量来论是非。在艾迪生传,约翰生注意到写作与做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主义去评价艾迪生的道德精神就显得有必要。尽管约翰生不把艾迪生放在最高诗人的位置上,对他写作强调道德和个人生活的补偿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

 

除大部分为出版社指定的诗人名单,在约翰生自己添加的个别诗人中,约翰生认为,Isaac Watts 的宗教诗歌好是好,但不伟大。他认为,“基督(献身)虔诚不适合诗歌,因为在上帝与人类灵魂之间祈祷的虔诚和交流不能诗意化。人承认要恳求造物主的怜悯,要请求他的赎罪,这已经有了比诗人能提供的更高的境界。”关于小诗人Halifax传,是最短的一篇。约翰生认为,“他因为政治的影响而被过高地评价了”。只有他“早死”使他离开政治舞台,而进入蒙田那样隐退的个人世界。

 

《诗人传》的象征和比喻的运用很有特色,可从约翰生写Parnell 传开篇的一段话见出。在这个开篇,约翰生引用他回忆起死去的朋友歌德斯密斯一段话:

“他是一个这样多才多艺的人,这样一个恰当表现的人,他总是做他最好的。我非常感激,他给我一个表示纪念他的尝试机会。‘死得其所’(引希腊语,for that is the due of the dead)。”

 

约翰生关于人类的区别和失败,不如通常所解释那样是必然的悲剧。死亡总会发生,成为最后。Clingham认为,从《诗人传》的结构和风格看,《诗人传》是一部喜剧作品。它与人们从莎士比亚戏剧集看到诗人的努力,看到诗人与过去诗人和当代读者在模仿竞争中的胜利没有多大的不同。它的喜剧表现在他对“基督主题”作了戏剧性的转化,与他分享的人有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蒙田散文集和伊拉斯马斯《愚蠢颂》(In Praise of  Folly)。正因为人类被区分,受愚昧,所以我们才会怀疑“天惠”(Grace)。这个“天惠”能证明自己,保持着对当前世界的意识,同时以人类不同的通常超出经验的范围在扩大这个世界。极为矛盾的是,“天惠”在《诗人传》里显示出自己而又遇见不同的讲道(“另一个相同”),短暂不完美的个人生活涉及到潜在永久不灭的艺术。约翰生作为传记家的艺术,也是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在两者之间沟通,使“天惠”在他的写作中达到最好的效果。

 

问题与思考

作为诗人的阿诺德主张文学的严肃性,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对生活的批评”。因此,他选择把文学仅视为生活一部分的约翰生和他的《诗人传》作为学习教科书就很自然了。一些史书介绍,阿诺德被视为“维多利亚陈旧观念统治文学的顽固堡垒。”这实际上也暗喻约翰生文学观的陈旧。因此,阿诺德受到新批评等现代批评理论和艾略特等人的攻击。(见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阿诺德奉约翰生为师,而新批评从约翰生那里找到直接读文本的思想资料,艾略特也以约翰生为师,对约翰生点评过的玄学派诗人如多恩,考利等,他编成诗集加以宣传,使玄学派诗歌从尘封中重见天日,成为“英美现代主义潮流的先声”(同上书),人们该怎么去理解艾略特欣赏约翰生的诗歌而不喜欢阿诺德的批评主义呢。立此存照。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强调“诗的普遍性”和贺拉斯《论诗艺》强调“和谐整体”都对约翰生文艺思想有影响。“普遍的人性”是古典主义所理解的类型说,为约翰生所坚持和发展,如他说“另一个相同”。因此,很容易就把约翰生归类于新古典主义阵营里去了。可他对“摹仿古典”,“合式”的概念,戏剧五幕法则或三一律,从来都是本着“文本”来观察评论的,与后来强调读文本的新批评主义很接近,甚至说是他们的老祖也不错。他要“原则”不要“理论”。这里“原则”是具体的,根据文本而不同,而“理论”是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不信抽象,也不接受这种文学理论的权威。这也是他为什么蔑视权威的原因之一。他既能固守古典主义,又能启发新批评主义,我们还能期待他什么不适时呢。

 

约翰生视文学为生活的一部份。这意味着,他从不认为文学高于生活。既然文学不高于生活,作者接受生活的检验,倾听大众的呼声,认可读者的评判,就变得合理而重要。你要永生,显示你的天惠智慧。别无他门。投机取巧,剽窃盗用,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近日网上看29岁年轻市长的清华研究生论文剽窃;人民出版社社长抄袭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而后者或俩人分别都抄袭《国史镜鉴。驭人篇》(这书无署名,似乎也是一大抄书)的官司丑闻,可见约翰生说别把文学别把书看得太伟大的警示作用还是很有意义的。从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别说抄书,就是篡权也都见惯不怪了。什么时候不是“窃国者王,窃物(书)者贼。”

 

2/7/2009       

参考文献:

Clingham,Greg. Life and Literature in Johnson’s lives of the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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