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标签：
杂谈 |
沿着McHarg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景观的生态规划的含义及其发展历程。
3.1 从McHarg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理解生态规划
1920年，麦克哈格生于苏格兰的克里德班克（Clydebank），距工业重镇哥拉斯哥（Glasgou）十英里，其一侧是自然美丽的乡村，而另一侧则是拥挤、丑陋的工业大都市。正如他在《设计遵从自然》一书的自传文中所说的，在其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交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体验，一种是哥拉斯哥工业的污染与肮脏，在那里曾经是红色的砂岩建筑被酸雨和浓烟腐蚀、熏黑，变得锈迹斑斑;街道拥挤不堪，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腐烂的气味。尤其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劳工失业，城市变成了贫民窟，犯罪和暴力随之产生，疾病和营养不良威胁着大量放弃了土地而拥入城市的人们。在蒸汽机的白烟和阴影下总是搀杂着忧郁、悲惨、丑陋等灰暗的情调（McHarg，1969）。
而与此相反的另一种环境体验则是充满阳光、令人兴奋、快乐和健康的:在远离哥拉斯哥的美丽的乡村，那里彩云之下有起伏的山峦，浓密的栎树林，绵延的牧场，树篱和土路两侧的古木;那里流淌着清澈的溪流，鱼翔浅底。飞鸟吟唱着自由而欢快的歌，空气中洋溢着露草与鲜花的芬芳。
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体验，孕育了他鲜明的环境价值观，使他能把追求自然之美与和谐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所以，早在16岁时，他就立志要把大自然赐给他的美丽与欢乐传递给别人。正是在这种意志的引导下，在哥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了两年半之后，他找到了景观设计学。当时哥拉斯哥市设立了一个职业咨询委员会，在那里青年人能获得有关未来职业的忠告和建议，咨询官看了麦克的学习成绩、绘画竞赛作品以及野外旅行笔记，便建议他学习景观设计，并将他引见给一位景观设计师Don Wintergill。Wintergill收留了年轻的McHarg，带他到现场参与工作。客户是一位富有船长，拥有一大块土地，土地的大部分被撂荒，他雇有一只可观的劳工队伍，他们偶尔工作种植谷物，酿造威士忌酒，而更多的时间是在饮酒作乐。业主想更高效地利用这些劳力来改善他的庄园，因此需要规划。Wintergill走到高处，手拿望远镜和树枝，环顾四周，然后告诉业主在山坡上广植树木，在山谷中修筑水库，在避风处安置劳工的居所……。年轻的麦克顿时被吸引了，这不正是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吗?难道这种职业也能维持生计？此后，麦克便成为Wintergill的徒弟，决心为人类的幸福与健康来管理和设计环境（见Miller and Pardal.1992）。直到两年半之后二战爆发，这时，他感到打希特勒比景观设计更重要，于是便加入到英国军队，成为陆军少校，被编入兵团前往意大利。七年的军队生活使他变得坚毅果敢。1946年，战争结束后，为了继续他的景观设计师之梦，他申请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景观设计学系，并作为特别优待生入取为研究生。
在McHarg就读于哈佛景观设计学系时，景观设计教育在全美国可谓处在昏睡状态，“对和现实问题的进一步联系熟视无睹。”（Sasaki，1952）。过于传统的园林设计课程和教授们对远离现实问题的艺术的陶醉，使McHarg失去了信心。为此，他同时选修了城市与区域规划和现代建筑，几位现代建筑的国际大师如Walter Gropius，Marcel Breuer都在哈佛，包豪斯也从德国来到哈佛所在地Cambridge。所以，McHarg的研究生时代同时受到了景观设计、现代建筑及区域与城市规划的熏陶，这为他以后成为跨学科的生态规划之父奠定了基础。
1950年，麦克学成回国，在苏格兰的贫困、阴冷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不幸得了肺结核（这种疾病最终在40年后夺取了他的生命），住进了爱丁堡附近一家同样阴霾寒冷的疗养院，后来不得不转往瑞士治疗，在阿尔卑斯山明媚的阳光与优美的风景中疗养了6个月。可能是他的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类的健康与舒适是景观设计师最主要的目的，也使他认识到自然与环境对人类生存于健康的意义。康复之后，他便再也不想在不健康的气候中生活了，便应他在哈佛规划课的导师、时任宾希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G.Holmes的邀请，到宾大组建景观设计学系，时年34岁。如此年轻就被委以重托，在英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给McHarg一个充分施展抱负的良机。
3.2 从美化和装点花园走向拯救城市、拯救地球和人类:从学科发展背景解读McHarg的生态规划思想
与当年就读于哈佛时的感受相仿，在开始其在宾大的学术生涯时，McHarg同样感到失望和困惑。在当时（1955～1956）的建筑学和城市设计课程中，即使是非常著名的教授和非常聪明的学生，都很少在他们的设计中考虑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环境问题、自然系统。城市规划师虽然懂得一些社会学知识，却全然不懂自然系统和生态问题。建筑师与景观设计师及城市设计师都在一个不谙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背景下，沉湎于形式的设计。于是，他写了一篇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文章:“自然在人居城市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Nature in The City of Man）。阐述了一些关于在城市建设中保留和尊重自然的道理。为什么在我们的大都市中不能保留一些自然地，让她们免费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什么城市中不能有高产的农田来提供给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们?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建设不能保护有价值的植物群落和动物栖息地？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自然的生态环境来构建城市的开放空间，让城市居民世代享用（见Miller and Pardal，1992）?麦克哈格的这些思考，在现代西方专业人士看来已是简单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被认为是创新的思想，为他赢得了尊敬，同时使他从城市更新委员会获得了一大笔研究经费，并开始开展城市的更新与生态学及生态规划的研究。他的这些认识标志着McHarg把景观设计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聚焦到城市的生态化和人性化，努力使其能克服城市的恶果，变得更具有可居性，更加健康和舒适。在McHarg看来，景观设计学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城市。
科学史上的许多发现都与一些偶然的事件相联系。McHarg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的升华也与一些巧合的事件有关。1960年前后，在Hollow Sea Dune的一次海岸带的研究中，他组织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和植物生态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通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警告当地居民:他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风暴将随时有可能将他们吞没。果不其然，他们的研究工作刚刚结束，一场海洋风暴就将海边的所有民宅摧毁。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使他对景观设计职业有了深刻而革命性的认识:“人们必须得听景观设计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含义。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关于这些问题你尽可以马虎对待，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和Pardal，1992，P30）。这些认识标志着McHarg关于景观设计与规划的认识从拯救城市和居民走向拯救地球和整个人类。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亚于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Walker and Simo，1994，P273），使他对将生态学应用于规划有了成熟的认识，并将景观设计学推上了解决大问题，解决人地关系危机舞台的前沿。
景观设计师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规划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以及人在地球上的存在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的挑战，是文明的一部分。为了认识“人—环境”的关系，McHarg在宾大开设了一门课并通过电视广为传播，这门课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物质、植物、动物及人类进化的科学认识;第二部分是各种宗教信仰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认识;第三部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生理与心理关系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生态观的，即关于大气圈、岩石圈、土壤圈、水文圈、生物圈以及动植物和系统生态学内容。当时的许多著名环境运动领袖都是McHarg这门课的讲授者。通过这门课的研讨，人们开始认识到当时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关于这一认识，McHarg这样描述:“一神教的出现结果必然要对自然进行排斥，耶和华称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宣战（1969，P26）”。在McHarg看来，西方人的傲慢与优越感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为此，他把眼光投向东方，他发现，在东方的哲学中，相信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的和谐取决于人对自然过程的尊重和适应。但是，McHarg同时发现，东方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以牺牲人的个性而取得的。如果说东方是一个自然主义艺术的宝藏，而西方则是人本主义艺术的宝库。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和艺术不必截然割裂，而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这个平衡点就在于:我们既要承认人是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人的独特性，从而赋予人以特殊的生存价值、责任及义务。而这正是生态学的思想，或是人类生态规划（McHarg，1981）。规划一旦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借助于一系列的专门学科，则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地球就可以实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麦克争取到了高达一百万美元福特基金的资助，召集自然科学家，包括气象学家、地质学家、土壤学家、植物生态学家、野生动物学家、资源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和遥感专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团队，这是本学科中第一次如此综合地将自然与生物学家组织起来，进行景观设计的教学科研与实践。基于这样的队伍和足够详尽的地图及调查资料，McHarg相信，他能解决几乎所有人与土地的关系:择居、建设、狩猎、美景、地产开发等等。
而要将这些自然地理与生物学家组织起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隔行如隔山，地质学家与植物学家似乎从来没有交流过，也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一个精深的水文学家和气象学家又全然不懂社会学，更不懂规划或设计了。而景观设计师必须要让每个领域内的科学家明白，我们并不关心岩石本身或植物本身，因为它们自己能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关心的是人，人是自然也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在把这些互不交流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知识组织在一起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时，McHarg发现“时间”是这些专门学科之间可以联系的纽带，一个进化与演替的纽带。从远古的地质地貌的形成过程，到地表水文过程，再到土壤和植被的发育过程，每个专门学科都可以讲述关于每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而为了把这些不同年代中发生的故事整合起来，综合地描述这方土地上的自然过程和现象，McHarg找到了分层制图的方法，即“千层饼”的模式（图1）。
正是由于对景观设计师职业作为各专业综合者和协调者的认识以及这一整套工作方式的确立，为景观设计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使景观设计师和区域规划师成为设计和规划行业中惟一能作为环境科学代言人，成为沟通人（客户）与环境科学的桥梁，其他任何人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建筑师都不能替代景观设计师的作用，而也正是这一系统的分析方法的完善，使景观规划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使规划具有可辩护性（defensible）（Steinitz，1979），而不是主观臆想。环境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法本身变得极为重要，正如McHarg所宣称的“任何人，只要他应用了这些数据和方法都将会得出相同的结论”（McHarg and Sutton，1975）。也正因为如此，McHarg思想指导下的景观规划被认为是环境决定论的，过于强调其科学性和忽视了景观设计作为艺术的含义。
正如McHarg自己在晚年的回忆中所说的，他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他将多个环境学科的科学家召集到一起，再加上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使他们为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在方法上用“千层饼”模式将这些知识和成果进行综合及筛选来实现问题的解决，而这整个过程正是生态规划的核心（Miller and Jorden，1992，P629;Zube，1986）。 图1 McHarg千层饼模式（见Ndukisi，1997，p23）
3.3 对麦氏理论的置疑与挑战
麦氏的生态规划方法从1969年出版了《设计遵从自然》之后，便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质疑，一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记得1993年夏，麦氏应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做了一个学期的设计课教授，所选的设计案例是美国东部的Acadia国家公园，笔者有幸目睹了设计课的全过程，其方法和过程几乎完全反映了他几十年来发展和完善的生态规划方法和技术，除了在GIS技术上大大改善了规划过程的地图叠加技术外，基本思想与其30年前是一致的。在期末的讲评会上，麦氏就面对面地与现代景观规划权威学者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和北美景观生态之父福尔曼（Richard Forman）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0多年来对麦氏的争论归结起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3.3.1 理念上的唯环境论（或唯自然论）
麦克哈格笃信每一块土地的价值是由其内在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人的活动只能是认识这些价值或限制，去适应和利用它，只有适应了（to fit）才有健康和舒适，才会有生物，也是人的进化和创造力，才有最大的效益。所以，他又将其规划方法称为人类生态系统规划（McHarg，1981）。规划的过程就是帮助居住在自然系统中，或利用系统中的资源的人们找到一种最适宜的途径，让自然环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从找一条红鳟鱼到找一块地方居住，再到置地开发，只要你有足够的关于生物和自然系统的数据，你都可以实现（见Miller and Pardal，1992，P31）而规划师的工作是个触媒和资源，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先从自然资源开始收集、解释、评价自然环境系统数据，有了这些数据，问题的答案便可通过层层的地图叠加来获得。规划师的主观能动性在McHarg那里是几乎看不到的。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对于有人批评他为环境决定论者，McHarg并不表示反对，而且还以之为荣。他觉得在他当时开展生态规划研究的时候，环境主义的概念尚没有出现，即使在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将环境和自然系统考虑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几乎没有，即使你在全美国“也可能只有半打子生态学家”（见Miller，1992P36）。所以，他必须用更极端、更强有力的姿态来捍卫生态和环境，让迷途的世人认识到不尊重环境的可怖后果。
3.3.2 方法上的唯技术论
早在1971年，加州伯克利大学著名规划学者Burton Litton等（1971）就发表书评指出:“尽管本书对物质规划理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它又是精英论和唯技术论导向的，这种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已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这种唯技术论的缺点在于他相信规划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全面信息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寻求最佳和最大的过程（见俞孔坚1998）。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质疑：
首先，McHarg所谓的数据的可靠性是受到质疑的，“他对生态知识的应用只是支离破碎的、断章取义的，……仅仅是为了使他的观点能自圆其说而已”（Litton and Kieieger，1971）。他将生态学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规划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无知，而不是解决问题。而且我们的城市最重要的资源是信息和教育。如果这样，城市规划的生态问题首要的是如何组织信息和知识，而不是McHarg所主张的生物系统。
第二，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来获得具体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只需用相关的信息来获得满意的答案。关于这一点，几乎在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MIT Press，1969）的研究就证明，如果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的数据采集就应与所解决的问题更加相关，而不是大规模地收集数据。在解决规划问题时，我们应该用更经济和有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而不是如McHarg所推行的千层饼式地层层筛选数据。人类只求满意而不是最好最佳。
3.3.3 生态科学基础的局限:限于垂直过程而缺乏对水平过程的关注
McHarg以时间为桥梁来建立不同过程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基于垂直过程的规划模式，强调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它基本上是在哈佛早期的园林教育家Eliot和规划先驱Pattric Geddes的“先调查后规划”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Faludi;1978，Steiner等1987），是生物，尤其是植物对环境适应的生态学思想的延伸。所以，McHarg极力强调某一景观单元内地质—土壤—水文—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之间的垂直过程和联系。而事实上大地景观中普遍存在着水平的生态流或生态关系，如自然的风与水的流动，火灾的空间蔓延，候鸟的空间迁徙，城市的空间扩张。而在McHarg的生态规划模式中，这些水平过程很难得以体现。这一局限，被20世纪80年代走向成熟的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所克服从而使景观规划的生态途径走向景观生态规划。
4.McHarg之后生态规划的发展
对应于McHarg规划方法的问题和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生态规划无论在方法论和技术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生态规划进入成熟期。根据笔者的认识，在以下三个方面最为突出:（a）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发展，（b）景观生态学与规划的结合，和（c）地理信息技术成为景观规划强有力的支持。
4.1 规划方法论上的改进:决策导向和多解规划
规划不是一个被动的、完全根据自然过程和资源条件而追求一个最适、最佳方案，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决策导向的过程（Decision Oriented Planning，Faludi，1993）。规划本身不是决策，而是决策的支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规划过程首先应明确什么是要解决的问题，目标是什么，然后以此为导向，采集数据，寻求答案。当然，寻求答案的过程可以是一个科学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规划方法论，Steinitz（1990）的六步骤框架提供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模式（图2）。这个框架在制定规划时通常考虑六个层次的问题：
（1）景观的状态如何描述，包括景观的内容、边界、空间、时间，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这一层次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表述模型（Representation Model）。
（2）景观的功能，即景观是如何运转的，各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关系如何。这类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3）目前景观的功能运转状况如何，如何判断，基于判断矩阵———无论美观、栖息地多样性、成本、营养流、公共健康还是使用者满意状况，这类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评价模型（uation Models）。
（4）景观会怎样发生变化（无论是保护还是改变景观），被什么行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而改变。这与第一类问题直接相关，尤其是在数据、用语、句法方面。这一问题引致了变化模型（Change Model）。至少两类重要的变化必须考虑:当前可预见趋势带来的变化（实际包括要素自身的时间趋势以及别的要素发生变化带来的改变），相应的就有预测模型（Projection Models）;可以实施的设计带来的变化，诸如规划、投资、法规、建设等都属于设计范畴，相应的就有干预模型（Intervention Models）。
（5）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可预见的差异或不同，这与问题（2）直接相关，因为同样是基于信息、基于预测性理论的。这一类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影响评价模型（Impact Model）。在这一模型中，过程模型（2所描述）用于模拟变化。
（6）景观是否应该被改变，如何做出改变景观或保护景观的决策，如何评估由不同改变带来的不同影响，如何比较替代方案，这与第三类问题又直接相关，因为二者都是基于知识，基于文化价值的。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由决策模型（Decision Model）来实现。
在任何一个项目中这六个层次的框架流程都必须至少反复三次:第一，自上而下（顺序）明确项目的背景和范围，即明确问题所在;第二，自下而上（逆序）明确提出项目的方法论，即如何解决问题；第三，自上而下（顺序）进行整个项目直至给出结论为止，即回答问题。 图2 景观设计的理论框架（Carl Seinitz，1990）
4.2 水平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观规划
作为对McHarg生态规划所依赖的垂直生态过程分析方法的补充和发展，景观生态学着重于对穿越景观的水平流的关注，包括物质流、物种流和干扰，如火灾的蔓延、虫灾的扩散等。这种对土地的生态关系认识的深入，为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景观生态规划（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模式是继McHarg的“自然设计”之后，又一次使城乡规划方法论在生态规划方向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如果说McHarg的自然设计模式摒弃了追求人工的秩序（orderliness）和功能分区（zoning）的传统规划模式而强调各项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应性（suitability and fitness）和体现自然资源的固有价值，景观生态规划模式则强调景观空间格局（pattern）对过程（process）的控制和影响，并试图通过格局的改变来维持景观功能流的健康与安全，它尤其强调景观格局与水平运动和流（movement and flow）的关系（Forman and Godron，1986;Risser，1987;Turner，1989;Forman，1995）。景观生态学与规划的结合被认为是走向可持续规划最令人激动的途径，也是在一个可操作界面上实现人地关系和谐的最合适的途径，已引起全球科学家和景观规划师们的极大关注（Cook and van Lier，1994;Forman，1995;Botequilha and Ahern，2002）。
3.1 从McHarg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理解生态规划
1920年，麦克哈格生于苏格兰的克里德班克（Clydebank），距工业重镇哥拉斯哥（Glasgou）十英里，其一侧是自然美丽的乡村，而另一侧则是拥挤、丑陋的工业大都市。正如他在《设计遵从自然》一书的自传文中所说的，在其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交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体验，一种是哥拉斯哥工业的污染与肮脏，在那里曾经是红色的砂岩建筑被酸雨和浓烟腐蚀、熏黑，变得锈迹斑斑;街道拥挤不堪，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腐烂的气味。尤其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劳工失业，城市变成了贫民窟，犯罪和暴力随之产生，疾病和营养不良威胁着大量放弃了土地而拥入城市的人们。在蒸汽机的白烟和阴影下总是搀杂着忧郁、悲惨、丑陋等灰暗的情调（McHarg，1969）。
而与此相反的另一种环境体验则是充满阳光、令人兴奋、快乐和健康的:在远离哥拉斯哥的美丽的乡村，那里彩云之下有起伏的山峦，浓密的栎树林，绵延的牧场，树篱和土路两侧的古木;那里流淌着清澈的溪流，鱼翔浅底。飞鸟吟唱着自由而欢快的歌，空气中洋溢着露草与鲜花的芬芳。
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体验，孕育了他鲜明的环境价值观，使他能把追求自然之美与和谐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所以，早在16岁时，他就立志要把大自然赐给他的美丽与欢乐传递给别人。正是在这种意志的引导下，在哥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了两年半之后，他找到了景观设计学。当时哥拉斯哥市设立了一个职业咨询委员会，在那里青年人能获得有关未来职业的忠告和建议，咨询官看了麦克的学习成绩、绘画竞赛作品以及野外旅行笔记，便建议他学习景观设计，并将他引见给一位景观设计师Don Wintergill。Wintergill收留了年轻的McHarg，带他到现场参与工作。客户是一位富有船长，拥有一大块土地，土地的大部分被撂荒，他雇有一只可观的劳工队伍，他们偶尔工作种植谷物，酿造威士忌酒，而更多的时间是在饮酒作乐。业主想更高效地利用这些劳力来改善他的庄园，因此需要规划。Wintergill走到高处，手拿望远镜和树枝，环顾四周，然后告诉业主在山坡上广植树木，在山谷中修筑水库，在避风处安置劳工的居所……。年轻的麦克顿时被吸引了，这不正是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吗?难道这种职业也能维持生计？此后，麦克便成为Wintergill的徒弟，决心为人类的幸福与健康来管理和设计环境（见Miller and Pardal.1992）。直到两年半之后二战爆发，这时，他感到打希特勒比景观设计更重要，于是便加入到英国军队，成为陆军少校，被编入兵团前往意大利。七年的军队生活使他变得坚毅果敢。1946年，战争结束后，为了继续他的景观设计师之梦，他申请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景观设计学系，并作为特别优待生入取为研究生。
在McHarg就读于哈佛景观设计学系时，景观设计教育在全美国可谓处在昏睡状态，“对和现实问题的进一步联系熟视无睹。”（Sasaki，1952）。过于传统的园林设计课程和教授们对远离现实问题的艺术的陶醉，使McHarg失去了信心。为此，他同时选修了城市与区域规划和现代建筑，几位现代建筑的国际大师如Walter Gropius，Marcel Breuer都在哈佛，包豪斯也从德国来到哈佛所在地Cambridge。所以，McHarg的研究生时代同时受到了景观设计、现代建筑及区域与城市规划的熏陶，这为他以后成为跨学科的生态规划之父奠定了基础。
1950年，麦克学成回国，在苏格兰的贫困、阴冷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不幸得了肺结核（这种疾病最终在40年后夺取了他的生命），住进了爱丁堡附近一家同样阴霾寒冷的疗养院，后来不得不转往瑞士治疗，在阿尔卑斯山明媚的阳光与优美的风景中疗养了6个月。可能是他的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类的健康与舒适是景观设计师最主要的目的，也使他认识到自然与环境对人类生存于健康的意义。康复之后，他便再也不想在不健康的气候中生活了，便应他在哈佛规划课的导师、时任宾希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G.Holmes的邀请，到宾大组建景观设计学系，时年34岁。如此年轻就被委以重托，在英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给McHarg一个充分施展抱负的良机。
3.2 从美化和装点花园走向拯救城市、拯救地球和人类:从学科发展背景解读McHarg的生态规划思想
与当年就读于哈佛时的感受相仿，在开始其在宾大的学术生涯时，McHarg同样感到失望和困惑。在当时（1955～1956）的建筑学和城市设计课程中，即使是非常著名的教授和非常聪明的学生，都很少在他们的设计中考虑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环境问题、自然系统。城市规划师虽然懂得一些社会学知识，却全然不懂自然系统和生态问题。建筑师与景观设计师及城市设计师都在一个不谙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背景下，沉湎于形式的设计。于是，他写了一篇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文章:“自然在人居城市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Nature in The City of Man）。阐述了一些关于在城市建设中保留和尊重自然的道理。为什么在我们的大都市中不能保留一些自然地，让她们免费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什么城市中不能有高产的农田来提供给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们?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建设不能保护有价值的植物群落和动物栖息地？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自然的生态环境来构建城市的开放空间，让城市居民世代享用（见Miller and Pardal，1992）?麦克哈格的这些思考，在现代西方专业人士看来已是简单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被认为是创新的思想，为他赢得了尊敬，同时使他从城市更新委员会获得了一大笔研究经费，并开始开展城市的更新与生态学及生态规划的研究。他的这些认识标志着McHarg把景观设计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聚焦到城市的生态化和人性化，努力使其能克服城市的恶果，变得更具有可居性，更加健康和舒适。在McHarg看来，景观设计学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城市。
科学史上的许多发现都与一些偶然的事件相联系。McHarg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的升华也与一些巧合的事件有关。1960年前后，在Hollow Sea Dune的一次海岸带的研究中，他组织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和植物生态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通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警告当地居民:他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风暴将随时有可能将他们吞没。果不其然，他们的研究工作刚刚结束，一场海洋风暴就将海边的所有民宅摧毁。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使他对景观设计职业有了深刻而革命性的认识:“人们必须得听景观设计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含义。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关于这些问题你尽可以马虎对待，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和Pardal，1992，P30）。这些认识标志着McHarg关于景观设计与规划的认识从拯救城市和居民走向拯救地球和整个人类。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亚于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Walker and Simo，1994，P273），使他对将生态学应用于规划有了成熟的认识，并将景观设计学推上了解决大问题，解决人地关系危机舞台的前沿。
景观设计师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规划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以及人在地球上的存在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的挑战，是文明的一部分。为了认识“人—环境”的关系，McHarg在宾大开设了一门课并通过电视广为传播，这门课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物质、植物、动物及人类进化的科学认识;第二部分是各种宗教信仰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认识;第三部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生理与心理关系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生态观的，即关于大气圈、岩石圈、土壤圈、水文圈、生物圈以及动植物和系统生态学内容。当时的许多著名环境运动领袖都是McHarg这门课的讲授者。通过这门课的研讨，人们开始认识到当时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关于这一认识，McHarg这样描述:“一神教的出现结果必然要对自然进行排斥，耶和华称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宣战（1969，P26）”。在McHarg看来，西方人的傲慢与优越感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为此，他把眼光投向东方，他发现，在东方的哲学中，相信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的和谐取决于人对自然过程的尊重和适应。但是，McHarg同时发现，东方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以牺牲人的个性而取得的。如果说东方是一个自然主义艺术的宝藏，而西方则是人本主义艺术的宝库。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和艺术不必截然割裂，而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这个平衡点就在于:我们既要承认人是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人的独特性，从而赋予人以特殊的生存价值、责任及义务。而这正是生态学的思想，或是人类生态规划（McHarg，1981）。规划一旦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借助于一系列的专门学科，则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地球就可以实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麦克争取到了高达一百万美元福特基金的资助，召集自然科学家，包括气象学家、地质学家、土壤学家、植物生态学家、野生动物学家、资源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和遥感专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团队，这是本学科中第一次如此综合地将自然与生物学家组织起来，进行景观设计的教学科研与实践。基于这样的队伍和足够详尽的地图及调查资料，McHarg相信，他能解决几乎所有人与土地的关系:择居、建设、狩猎、美景、地产开发等等。
而要将这些自然地理与生物学家组织起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隔行如隔山，地质学家与植物学家似乎从来没有交流过，也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一个精深的水文学家和气象学家又全然不懂社会学，更不懂规划或设计了。而景观设计师必须要让每个领域内的科学家明白，我们并不关心岩石本身或植物本身，因为它们自己能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关心的是人，人是自然也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在把这些互不交流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知识组织在一起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时，McHarg发现“时间”是这些专门学科之间可以联系的纽带，一个进化与演替的纽带。从远古的地质地貌的形成过程，到地表水文过程，再到土壤和植被的发育过程，每个专门学科都可以讲述关于每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而为了把这些不同年代中发生的故事整合起来，综合地描述这方土地上的自然过程和现象，McHarg找到了分层制图的方法，即“千层饼”的模式（图1）。
正是由于对景观设计师职业作为各专业综合者和协调者的认识以及这一整套工作方式的确立，为景观设计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使景观设计师和区域规划师成为设计和规划行业中惟一能作为环境科学代言人，成为沟通人（客户）与环境科学的桥梁，其他任何人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建筑师都不能替代景观设计师的作用，而也正是这一系统的分析方法的完善，使景观规划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使规划具有可辩护性（defensible）（Steinitz，1979），而不是主观臆想。环境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法本身变得极为重要，正如McHarg所宣称的“任何人，只要他应用了这些数据和方法都将会得出相同的结论”（McHarg and Sutton，1975）。也正因为如此，McHarg思想指导下的景观规划被认为是环境决定论的，过于强调其科学性和忽视了景观设计作为艺术的含义。
正如McHarg自己在晚年的回忆中所说的，他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他将多个环境学科的科学家召集到一起，再加上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使他们为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在方法上用“千层饼”模式将这些知识和成果进行综合及筛选来实现问题的解决，而这整个过程正是生态规划的核心（Miller and Jorden，1992，P629;Zube，1986）。 图1 McHarg千层饼模式（见Ndukisi，1997，p23）
3.3 对麦氏理论的置疑与挑战
麦氏的生态规划方法从1969年出版了《设计遵从自然》之后，便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质疑，一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记得1993年夏，麦氏应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做了一个学期的设计课教授，所选的设计案例是美国东部的Acadia国家公园，笔者有幸目睹了设计课的全过程，其方法和过程几乎完全反映了他几十年来发展和完善的生态规划方法和技术，除了在GIS技术上大大改善了规划过程的地图叠加技术外，基本思想与其30年前是一致的。在期末的讲评会上，麦氏就面对面地与现代景观规划权威学者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和北美景观生态之父福尔曼（Richard Forman）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0多年来对麦氏的争论归结起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3.3.1 理念上的唯环境论（或唯自然论）
麦克哈格笃信每一块土地的价值是由其内在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人的活动只能是认识这些价值或限制，去适应和利用它，只有适应了（to fit）才有健康和舒适，才会有生物，也是人的进化和创造力，才有最大的效益。所以，他又将其规划方法称为人类生态系统规划（McHarg，1981）。规划的过程就是帮助居住在自然系统中，或利用系统中的资源的人们找到一种最适宜的途径，让自然环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从找一条红鳟鱼到找一块地方居住，再到置地开发，只要你有足够的关于生物和自然系统的数据，你都可以实现（见Miller and Pardal，1992，P31）而规划师的工作是个触媒和资源，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先从自然资源开始收集、解释、评价自然环境系统数据，有了这些数据，问题的答案便可通过层层的地图叠加来获得。规划师的主观能动性在McHarg那里是几乎看不到的。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对于有人批评他为环境决定论者，McHarg并不表示反对，而且还以之为荣。他觉得在他当时开展生态规划研究的时候，环境主义的概念尚没有出现，即使在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将环境和自然系统考虑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几乎没有，即使你在全美国“也可能只有半打子生态学家”（见Miller，1992P36）。所以，他必须用更极端、更强有力的姿态来捍卫生态和环境，让迷途的世人认识到不尊重环境的可怖后果。
3.3.2 方法上的唯技术论
早在1971年，加州伯克利大学著名规划学者Burton Litton等（1971）就发表书评指出:“尽管本书对物质规划理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它又是精英论和唯技术论导向的，这种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已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这种唯技术论的缺点在于他相信规划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全面信息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寻求最佳和最大的过程（见俞孔坚1998）。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质疑：
首先，McHarg所谓的数据的可靠性是受到质疑的，“他对生态知识的应用只是支离破碎的、断章取义的，……仅仅是为了使他的观点能自圆其说而已”（Litton and Kieieger，1971）。他将生态学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规划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无知，而不是解决问题。而且我们的城市最重要的资源是信息和教育。如果这样，城市规划的生态问题首要的是如何组织信息和知识，而不是McHarg所主张的生物系统。
第二，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来获得具体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只需用相关的信息来获得满意的答案。关于这一点，几乎在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MIT Press，1969）的研究就证明，如果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的数据采集就应与所解决的问题更加相关，而不是大规模地收集数据。在解决规划问题时，我们应该用更经济和有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而不是如McHarg所推行的千层饼式地层层筛选数据。人类只求满意而不是最好最佳。
3.3.3 生态科学基础的局限:限于垂直过程而缺乏对水平过程的关注
McHarg以时间为桥梁来建立不同过程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基于垂直过程的规划模式，强调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它基本上是在哈佛早期的园林教育家Eliot和规划先驱Pattric Geddes的“先调查后规划”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Faludi;1978，Steiner等1987），是生物，尤其是植物对环境适应的生态学思想的延伸。所以，McHarg极力强调某一景观单元内地质—土壤—水文—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之间的垂直过程和联系。而事实上大地景观中普遍存在着水平的生态流或生态关系，如自然的风与水的流动，火灾的空间蔓延，候鸟的空间迁徙，城市的空间扩张。而在McHarg的生态规划模式中，这些水平过程很难得以体现。这一局限，被20世纪80年代走向成熟的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所克服从而使景观规划的生态途径走向景观生态规划。
4.McHarg之后生态规划的发展
对应于McHarg规划方法的问题和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生态规划无论在方法论和技术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生态规划进入成熟期。根据笔者的认识，在以下三个方面最为突出:（a）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发展，（b）景观生态学与规划的结合，和（c）地理信息技术成为景观规划强有力的支持。
4.1 规划方法论上的改进:决策导向和多解规划
规划不是一个被动的、完全根据自然过程和资源条件而追求一个最适、最佳方案，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决策导向的过程（Decision Oriented Planning，Faludi，1993）。规划本身不是决策，而是决策的支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规划过程首先应明确什么是要解决的问题，目标是什么，然后以此为导向，采集数据，寻求答案。当然，寻求答案的过程可以是一个科学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规划方法论，Steinitz（1990）的六步骤框架提供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模式（图2）。这个框架在制定规划时通常考虑六个层次的问题：
（1）景观的状态如何描述，包括景观的内容、边界、空间、时间，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这一层次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表述模型（Representation Model）。
（2）景观的功能，即景观是如何运转的，各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关系如何。这类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3）目前景观的功能运转状况如何，如何判断，基于判断矩阵———无论美观、栖息地多样性、成本、营养流、公共健康还是使用者满意状况，这类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评价模型（uation Models）。
（4）景观会怎样发生变化（无论是保护还是改变景观），被什么行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而改变。这与第一类问题直接相关，尤其是在数据、用语、句法方面。这一问题引致了变化模型（Change Model）。至少两类重要的变化必须考虑:当前可预见趋势带来的变化（实际包括要素自身的时间趋势以及别的要素发生变化带来的改变），相应的就有预测模型（Projection Models）;可以实施的设计带来的变化，诸如规划、投资、法规、建设等都属于设计范畴，相应的就有干预模型（Intervention Models）。
（5）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可预见的差异或不同，这与问题（2）直接相关，因为同样是基于信息、基于预测性理论的。这一类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影响评价模型（Impact Model）。在这一模型中，过程模型（2所描述）用于模拟变化。
（6）景观是否应该被改变，如何做出改变景观或保护景观的决策，如何评估由不同改变带来的不同影响，如何比较替代方案，这与第三类问题又直接相关，因为二者都是基于知识，基于文化价值的。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由决策模型（Decision Model）来实现。
在任何一个项目中这六个层次的框架流程都必须至少反复三次:第一，自上而下（顺序）明确项目的背景和范围，即明确问题所在;第二，自下而上（逆序）明确提出项目的方法论，即如何解决问题；第三，自上而下（顺序）进行整个项目直至给出结论为止，即回答问题。 图2 景观设计的理论框架（Carl Seinitz，1990）
4.2 水平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观规划
作为对McHarg生态规划所依赖的垂直生态过程分析方法的补充和发展，景观生态学着重于对穿越景观的水平流的关注，包括物质流、物种流和干扰，如火灾的蔓延、虫灾的扩散等。这种对土地的生态关系认识的深入，为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景观生态规划（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模式是继McHarg的“自然设计”之后，又一次使城乡规划方法论在生态规划方向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如果说McHarg的自然设计模式摒弃了追求人工的秩序（orderliness）和功能分区（zoning）的传统规划模式而强调各项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应性（suitability and fitness）和体现自然资源的固有价值，景观生态规划模式则强调景观空间格局（pattern）对过程（process）的控制和影响，并试图通过格局的改变来维持景观功能流的健康与安全，它尤其强调景观格局与水平运动和流（movement and flow）的关系（Forman and Godron，1986;Risser，1987;Turner，1989;Forman，1995）。景观生态学与规划的结合被认为是走向可持续规划最令人激动的途径，也是在一个可操作界面上实现人地关系和谐的最合适的途径，已引起全球科学家和景观规划师们的极大关注（Cook and van Lier，1994;Forman，1995;Botequilha and Ahern，2002）。
顶
后一篇 >景观生态规划发展历程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