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被俘”突发，明廷如何应对

正统十四年，大明军在与瓦剌的土木堡一战中损兵折将，且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这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北京皇宫里。

原来，土木之变后一些从战场上侥幸活命的兵士，蓬头垢面，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大明北部边关，守关的将士一看是自家人，立即把他们放进来，然后不停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死里逃生的兵士边哭边痛斥太监王振误国，听后大家都失声大恸起来。由此，边关地区百姓也知道了这事。

消息很快传入京师。北京城里的人听后将信将疑，但看到大街上陆续出现衣衫褴褛、满身刀伤的败兵，大家开始相信了。京城里的留守朝臣也逐渐听说此事，但大家就是不清楚明英宗怎么样了，都急得团团转。这时，有人看到萧维贞、杨善等少数几个随驾从征的官员也失魂落魄回来了，才知道明英宗“乘舆被陷”，即被俘了。这下可似五雷轰顶，在场大臣都惊呆了。天子被难，犹如国之大觞，“人心恟恟，群臣聚哭于朝”。（《明英宗实录》）

此时受明英宗之命留守京师的郕王朱祁钰也没了主意，群臣们更是说什么的都有，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以眼下的严峻态势来看，应该立即加强北京的守卫，以防瓦剌继续南犯；另一类认为，目前北京十分危险，朝廷应该马上考虑都城南迁……在后一类主张的朝臣中，有个叫徐珵（后改名徐有贞）的说得最为起劲。

国难当头，身为朝廷翰林的徐珵竟然犹如旁观者

这个徐珵是个聪明的有些过头的人，他总想在别人面前表露自己非凡的智慧和本事，以便在仕途上取得突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徐珵平时“天文、凤角、占验尤精究不倦”，因此颇受朝臣非议。不过他越是看重功名，功名越不垂爱于他。他是宣德八年进士，但直到14年后的正统十二年才做到翰林侍讲。正统十四年秋，总想靠歪门邪道一鸣惊人的徐珵看了天象后，发现“荧惑入南斗”，觉得“祸不远矣”，就让妻子收拾家当回老家。妻子不乐意，他说：“你若不走，恐怕接下来想做汉人的妻子都不可能了。”意思是瓦剌人马上要南侵，京城很危险。果然没几天，明英宗亲征。徐珵断言：“兹行也，必败。上不归矣”。真让他说准了，英宗确实没回来。这下徐珵的名声传遍京城内外。

胡濙、于谦坚决主张固守北京，痛斥徐珵的逃跑主义

正当朝臣议论纷纷悲痛不已之际，酷爱表现自己才智的徐珵逮住了机会，当场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话音刚落，忽然有人呵斥：“一派胡言。”循声望去，只见人群里一位老臣颤巍巍出来，大家一见到他，就感到由衷敬佩。此人就是正统初年的顾命大臣礼部尚书胡濙。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打算听这位数朝元老的高论。胡濙说：“文皇（指朱棣）定陵寝于此以示子孙以不拔之计。”（《明英宗实录》）

胡濙话很少，就这两句。没想到，他一说完，有人开始咋呼了：“现在谈的是要不要都城南迁，这跟太宗皇帝定陵寝何干？”更有人略带讥讽的口吻小声嘀咕：“胡濙等一些南方人都是老滑头，前些年仁宗在位时，他就带头支持还都南京，现在这么又不愿南迁了呢？”这时站在胡濙不远处的一个中年人，兵部侍郎于谦在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后实在按耐不住了，大声说道：“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说到这里，于谦清了清嗓子，继续侃侃而谈：“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太祖皇帝定都南京，是那时的国家根本。太宗皇帝迁都于此，至今已三十年，当今天下皆将北京视为国家的根本。如果在这个紧要关头将国都南迁，极有可能助长了瓦剌的嚣张气焰。他会率骑兵趁机继续南下，攻入我大明内地；而我大明军又刚战败，士气低沉，如果再听到国都南迁的消息，大家势必不会安心作战，抵御外敌，那时候一切都晚了。诸位同僚，千万别忘了北宋徽钦二宗被俘时，皇室南渡，便再也没收复北方河山。”

北京皇宫里六神无主的孙太后终于拿定主意：就留在北京

于谦的话铿锵有力，充满了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一下子击中了以徐珵为代表的逃跑主义者的要害，博得了朝堂上一批正值大臣的称赞。翰林学士陈循率先说道：“于侍郎所言极是！”众人随即响应：“于侍郎讲得好！”这时一直站在郕王朱祁钰身边的太监金英走到徐珵跟前，一边呵斥一边将他轰出了大殿。这时朝堂上议论纷纷，有人唉声叹气，有人悲悲切切，有人慷慨激昂……这一切传到宫廷中，本来就惶惶不可终日的孙太后听到后更加“疑惧”了，随即轻声问身边的太监李永昌：“这下如何是好啊？”李永昌说：“太宗、仁宗和宣宗等先皇帝的陵寝在此，大明都城宫阙在此、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此。若现在迁都南京的话，明朝江山社稷之大业也将去矣。‘独不鉴南宋乎？’”说到这里，李永昌看看孙太后似乎没什么反应，随即将于谦在大殿上说的那番话说给主子听：“当下之情势与北宋末年很像，想当年靖康年间两帝蒙尘，康王赵构南下，在南京应天府（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后又逃到临安（即杭州），并在那里定都，虽说他重建了赵宋王朝，但就此再也没有恢复宋帝国的江山一统啊！且也没能迎回北狩的二宗。太后，靖康事变，前车之鉴，距今不远。”李永昌滔滔不绝。孙太后原本没了主意，但听到李太监说到宋朝迁都后再也没能迎回被俘的徽钦二帝，她立即明白了道理，也终于拿定主意：就在北京，哪儿也不去。（《明英宗实录》）

至此，明英宗被俘后北京朝廷的混乱与争执得以平息，朝臣们开始冷静应对瓦剌的进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