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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有话要说

(2010-07-06 09: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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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

西洋画

中国画

画家

吴冠中

法国

胡殷红

文化

   此文2001年发于文艺报,时隔多年,再回首,吴老音容宛在。

 

 

吴冠中有话要说

胡殷红

 

 

吴冠中我就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
  保留“古老”,不等于保留传统,而叫保留文物
  记者:“文革” 后不久,您就写了一批曾经引起争议的有关艺术思路方面的文章。代表作应该是1979年发表在《美术》第五期上的《绘画的形式美》。您的观点触发了一场历时五年的关于形式与内容、形式本身是否就是美的争论。我们注意到近来有人又将您《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笔墨等于零》等观点重新提出来争议,我很想知道您的想法。
  吴冠中:引起争论无非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的看法,一个是对传统的看法。
  我想先阐明我的基本观点。第一个问题是我对西方的看法。我二十几岁去法国留学,因为年轻,对西方的东西吸收得比较多,是带着崇拜的观点去的。但在法国期间,那种民族的压抑,民族的歧视,使我产生了无法抗拒的“敌情”观念。认为要把他们的好东西学来,但必须要变成自己的。从心里有一种不服气的劲头,就是要把好东西拿过来,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好东西,决不想推出去。回国后,参加了各种活动以及评选,总觉得没能把美术本身的力量发挥出来,作品大都称不上美术作品,而是一种图解。因此,我在美术学院教书就给学生讲艺术规律,讲我的真实想法。我对学生从来都讲真心话。当时极左思潮严重,说我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实际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始终是想把西方的形式法则、绘画的规律讲给学生。否则青年人的努力很可惜,不是用在美术上而是用在图解上,很划不来。但这些只能在教室里讲,在实际教学课上用,公开讲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不同了,我才能发表文章,公开我的观点。实际上我的观点不是新的,还是原有的观点。这些年,我就这么想,这么说,也这么做。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传统问题的看法。过去的绘画系是两样都学的,西洋的要学,中国的也要学。
  西洋的学下来,就觉得传统的路很窄,尽管也有很好的东西,但今天还抱着那些“近亲结婚”肯定发展不好。我对传统的看法,打个比方:今天的中国人同今天的外国人有距离,不完全一样。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同古代的中国人,武则天以前的中国人,距离就更远,更不了解。我们对今天美国人的生活还有些了解,而对武则天以前的生活更不了解。那么明天的中国人,就是我们的孙子的孙子对外国的孙子的孙子的生活更了解、更接近,他们对古代的越来越不了解,所以空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时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看到焦国标的一篇文章。他说,数典忘祖,数典忘祖有什么了不起?陈景润数典的话数不过范文澜。我理解是,忘了一种东西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发展。我对传统的看法是这样:传统是长流,这个长流不是顺流而下,是逆流而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传统的东西不发展就要萎缩,就要倒退,就会消亡。每当这个时候传统的东西就要变,这个变多半是有外来因素。保留传统只有发展才能保留,不发展就不可能保留。现在保护古老不叫保留传统,叫保留文物。
  最近我去了一趟绍兴。绍兴过去称东方威尼斯。现在不行了,大部分都变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人要骂,为什么不保留等等。真的去一了解,也确实无法保留。砖瓦结构的房子都烂了,都破了,水沟也臭了。怎么办?不能不改造,不能不改建。现在就出现了大马路大高楼,往日的小桥流水都在我们的车轮底下了。没办法的事,只能保留一部分。都保留下来或者克隆一个绍兴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留传统怎么保留?靠发展,靠新建的房子又有传统风格又有现代气派。盖个小亭子用上琉璃瓦这也不叫保留传统的方法,这是传统的符号。所以无论是京剧、绘画、建筑都是这个问题,难就难在发展。
  笔墨等于零,我怎么想都没错
  记者:据我所知,您那句“笔墨等于零”的名言,传得很广,争议也特别多,这是为什么?
  吴冠中:这个问题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多误解,我也觉得很怪,反对甚至痛恶“笔墨等于零” 的人们中,我想极少人读过这篇发表于七八年0前的千字文。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至少要读过这篇文章的全文吧!不能只看个标题就大作文章。标题是为了醒目。
  “笔墨等于零”就是说不能用传统的、程式化的技巧、程式化的标准来套笔墨,那永远也套不出来。不断发展,作品好了,什么样的笔墨都成了新笔墨。无论是点是线还是块,没个比较,看的是作品效果。“笔墨等于零”实际是指套子等于零。我反复看了多少遍我那篇《笔墨等于零》,我觉得没有错。有的报发了批评文章后我又看,觉得还是没有错啊!画中国画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因为他们中有的人是看中笔墨的,强调这一笔怎么样,那一笔怎么样,不太注重全局。
  记者:您“笔墨等于零“的观点是否无形中使一些钟爱传统笔墨的人受到了挑战?
  吴冠中:也许是这样。钟爱传统笔墨的人兴许这样认为吧!其实我并不是对他们,我讲的是个规律,是想发展中国画。否则总是老一套人家不要看,在国际上是不会有影响的。
  我爱找大师们作品的失败之处
  记者:我看过一些个人画展,几十张作品画的就像一张画。这是什么问题?您怎么看待大画家作品中的败笔?
  吴冠中:“文革”中办过一次大型油画展,主题全是表现毛泽东主席,作品选自全国各省。一个外国参观者不禁发出惊叹:这一位画家画这么多作品,真是精力旺盛!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尊重艺术规律。
  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是要竭力发现我所崇敬的大师或老师们作品中失足处,或曰败笔。探索者无失败便无成功,找不到其失败便难于真正理解其成功之途径。就如同一个作家,一生中不可能部部都是好作品,他们会有败笔,会有病句,会有错别字。古代画家创作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失败的作品当然就更多。一件作品在某一方面失败了,留下严重的缺陷,这都是后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的宝贵遗产。我是愿意发现和寻找作品中的败笔和缺陷的。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愉快,很大的收获。我尊敬我的老师们,我热爱他们的作品,甚至盲目崇拜。但后来,我爱寻找他们作品的失败处。这样,才更理解其道路之曲折艰辛似乎也就跟着他们跋涉了探索历程。
  记者:看来外界对您是有误会的,您实际是讲了一个学习的经验。
  吴冠中:就说黄宾虹先生,我对他的作品看了很多很多。他早期的作品我们先不谈,就说他晚年的作品,如手卷、册页,非常之好。好在抽象、浑厚、苍茫。听李可染告诉我,他晚年患眼疾白内障,作画时毛笔要洗水,他找不见水放在哪里,就把笔放进腋窝下,在衣服上干擦。这样出来各种效果。
  记者:这是黄先生一生积累,修养所至,不会是所有患白内障的画家晚年都能创作出好作品吧?
  吴冠中:当然。他能把握节奏,知道轻重。这种程度已不是手技的问题,是心灵的控制。西洋画家雷诺阿晚年手抖得厉害,他就把笔绑在手臂上哆哆嗦嗦地画,也画得很好。因为他绘画的韵律感、节奏感还在那里。这就是我说的,不能脱离具体画面孤立说笔墨,否则笔墨的价值就等于零了。石涛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恶墨、邋遢墨……关键不在墨之香、臭,而在调度之神妙。有不少国画家也爱用宿墨。
  记者:任何一个局部在整体中才有意义,您一直强调的是画面关系?
  吴冠中:对,是讲整体的画面关系。
  该毁就毁,不必“作秀”
  记者:我知道,您在艺术上要求很苛刻,不仅对别人,也对自己。您不断画,不断毁,只要您有一点不满意,就毁。因此,有了“毁画”说。
  吴冠中:有人指责我毁画是“作秀”,说林风眠是偷偷毁,而吴冠中是在公开场合毁给别人看。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强加于人。“文革”中,林风眠和关良老师将水墨画泡成纸浆后从马桶中冲走,卫天霖老师用白色涂料刷油画,我的油画裸体是用剪刀剪碎后分批火烧,都只能偷偷背着人们的耳目扼杀自己的“儿女”。改革开放后,作品有了市价。在海外收藏家处见到我的一些画,有些是我不满意的作品,十分内疚,因而醒悟须及早毁灭劣作。这时毁画的心态很复杂,不同于“文革”中迫不得已的行为,也不同于困难时期我的次品油画用来盖鸡窝时的感觉。
  我有不少海外的朋友,他们常来我家坐客。也有一些记者登门采访。有一次,海外的朋友和摄影师来访,正碰上家人和我在楼下焚烧一批托裱过的水墨画。这件事实在是用不着偷偷地干了。其时我的画价正在猛升。这场面被这位海外摄影师摄取,如获至宝,他先在国外后又在国内发表了。他们看到烧画,惊叹地说,你这是在烧房子啊!
  我一生追求艺术,到了老年把一切都看得很淡。钱对我已失去了更多的意义。老两口吃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房子有得住。画室虽不及我的那几位留在法国的同学们的宽敞,但够我用的。我的内心实在是为避免谬种流传,虽然件件作品都浸染血汗,但它们是病儿。生命末日之前,还将继续创作,继续毁灭,当然还是创作多于毁灭的好。
  你说“作秀”于我有那个必要吗?
  我很晚的时候才知道波洛克
  记者:您的作品基本源于写生。您的任何作品,无论具象或半抽象,甚至抽象的,都能说出它们的娘家诞生地及其成长经历吗?
  吴冠中:当然可以,我决不为变换面貌耍花招,从青年到老年,我行我素,从不赶时髦。我的作品,哪怕历时数十年也踪影分明,并有相关作品印证。
  有人暗指我的有些作品与美国画家波洛克相似,并用作品的局部图片对比。其实我当年离开巴黎时,尚未听说过波洛克之名。我用三年时间转遍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恨不能一个不漏地阅尽天下名家与佳作。其时美国现代画家还远远打不进巴黎去。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行动画家波洛克,注意他的作品。从“缠绵纠葛”这一表面现象将我的某些作品与行动者比较,因观众并未研究作者间的根本差异,也能理解,但这与借此放冷箭说抄袭是另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
  记者:古今中外,尤其是现在被商品大潮冲击着的中国画界有不少画家,当他们的心灵已枯竭时,他们的手仍在作画,言之无情的乏味的图画汗牛充栋。您怎么看待“商品画”和用心灵创作这个问题?
  吴冠中:有些朋友问我现在还画不画?我说画,还是水墨、油画交替着画,但少了,难产了。就像女人过了四五十岁怀孕就困难了,没有怀孕就不可能分娩。我又不想克隆以往的东西。作品出来了,有新意,成功了,但决不愿意重复再画第二张。有的作品经过多少年后觉得不满意了,再从画,没找到缺陷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画的少,是因为老的东西画完了,新的感觉回来的少。我要求自己每一幅画都有新意。我老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她说有点新的东西了,不一样了,那我就觉得有些意思,很愉快。
  记者:您现在年事已高,户外写生的机会相对少了。您现在是靠什么焕发创作的激情?
  吴冠中:这主要靠反刍。当年积累、吸收的大量素材没能表达完整,现在又从心里溢出来新的感觉,只要有新感觉我就画。这是个抽象和提炼的过程。人老了,各种诱惑和顾虑都消退了,青年时代的赤裸与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动,能够把真诚的心声表达出来,就是莫大的慰藉了。
  鲁迅是我最崇敬的人
  记者:我认真读过您的文学作品集。我觉得您要是当文学家也会和当画家一样杰出。
  吴冠中:有人说诗是文之余,我的文是画之余,是画之补,是画到穷时的美感变种。一个杰出画家的成就绝不限于画面,感人的画面孕育于丰厚的修养与独特的感悟中。
  鲁迅是我最崇敬的人,莫泊桑小说出人意外的情节,古典诗词的优点韵律都曾使我陶醉。我曾幻想从事文学却误入艺途。可惜我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风景画家,不能互换,是文是画,只求表达真性情吧!
  画之余,有时感到有难以形象表达的情思时,就写写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偏爱的题材,我似乎有江南情结,也可谓家乡情结吧。我爱缠绵的藤萝……
  我的风格是什么?
  记者:您学画的初衷是希望以艺术震撼社会,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成绩。但您的朋友和观众往往认为您是位表现优美和幸福的画家。这有什么误解吗?
  吴冠中:这一点连我的老朋友熊秉明都这么说,我觉得他有误解的地方。我青年时代崇尚强烈的、苦辣的。到法国后也是这样。我的法国老师讲的话给我深刻印象。他说,艺术有两类:一类是大路艺术,是撼人心魄的;一类是小路艺术,是悦人眼目的。
  回国后,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想画的不能画,心里的感受也只能孕育而不能分娩,我叫它“死胎”。所以只能画抒情的优美的,就画我的家乡江南吧!是客观的原因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实际这不完全是我的风格。现在到了晚年以后,心态有些回归,客观上又没了限制,想画什么就尽可以画,任性抒写胸怀吧。
  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其实这就是在说笔墨等于零。
  中国画的围墙是保不住的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作品不算中国画,您怎么看?
  吴冠中:唐代宋代无所谓中国画,就是绘画。有了西洋画以后才叫中国画。中国画是与西洋画相对而言。因为手法不一样,材料不一样。外面的东西冲击进来了,互相都有借鉴和改变。今后的中国画界线会越来越模糊。日本走在前面了。一个展览中用标签标明这边是日本画,那边是西洋画。但进去一看分不清楚,都一样,日本画也是西洋画,西洋画也是日本画。这说明交流是挡不住的。
  所以今后中国画的围墙是保不住的,是要被冲倒的。国画和油画的边界已经给冲得七零八落了。
  现在拼了命的“保”国画,惟恐国画的疆界受到冲击,这绝对是不符合规律的。将来国画和西洋画的称谓不存在,油画就不是中国画?现在不就开始称中国油画了吗?这是必然的。电影在中国不能叫电影嘛,还有西洋电影一说吗?
  我直言不讳但我的话容易被断章取义
  记者:您能再谈谈有的文章中提到的您对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李可染、石鲁这几位画家的评价吗?
  吴冠中:我这人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身上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的真诚是无庸置疑的。我在许多文章里或专门著述写过他们,也会在各种场合谈到我的前辈、师长,同辈、同行,对他们的评价应该是全面完整地引用,不可断章取义,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只说前因不说后果。
  林风眠是我的老师,他去世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怀念文章,文章表达了我对恩师深深的怀念之情。文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生活中的林风眠和善可亲,一个极平易的老人;艺术中的林风眠一味任性,只忠于自己的感受,因此也总偏爱画自己熟悉的题材。”意思就是我说他的缺陷是生活圈子窄只局限在上海,到了香港又仅在住宅区的小范围。但这决不影响从东方向西方看,从西方向东方看,都可看到屹立的林风眠嘛。
  潘天寿的杰出才华是无与伦比的,尤其他作品的现代感与西方现代艺术有不谋而合处,我曾撰文将他与勃拉克作过比较。他如进一步研究一些西方,他的包容量会大得多。
  我喜欢黄宾虹局部的作品,整体的不大喜欢。
  我不喜欢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主要是临摹,是仿,缺少创造性。
  我和李可染是老朋友。我们的情谊几十年不变。一两个字改变不了我对他一生的评价。
  我对日本朋友说过一句话:你们“五大山”比不上我们的一块石头(石鲁)。
  记者:您现在怎么分配画与写的时间?
  吴冠中:现在画也画得少,写也写得少。
  记者:我理解为您对自己创作的要求更高了。
  吴冠中:我想是对自己要求更高了,我决不作应景之作。虽然“怀孕” 少了,但心灵上不断孕育新的感觉、新的突破,新的想法。只要想画,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
  上了“朋友”的当
  记者:在整个采访中,我一直在想,您这些年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一定是和您独特的思想有关。当然,随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您的观点的意义与价值,误解也会随之消除。产生误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知您对这些误解有什么感想?
  吴冠中:“上了朋友的当!”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叹。因为是朋友,才信任,才会上当。朋友在变,自己也在变,没有不变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阶段都会有朋友和知己。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朋友和知己很难与自己结伴同行。分手了,真诚的朋友留下怀念,并非真诚的朋友留下遗憾。我当了数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空话,在学术钻研上绝对用科学的解剖刀,六亲不认。对学生,对朋友的坦诚几乎成了行为的习惯,对并非真诚的人也以坦诚对待,对有目的的人毫无防范,于是被利用,被断章取义的教训不少。这样的人和事不仅影响我个人的情绪,对社会对学术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记者:在中国您已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能告诉我成功的秘诀吗?
  吴冠中:除了勤奋,最主要是苦难。
  记者:在您的同代人和同行中不是个别人经历过苦难,您怎么就卓而不群地成功了?
  吴冠中:我想我远远没有成功,如人们认为成功,那么用五个字概括吧:苦难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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