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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美国的克格勃最高官员:尤尔琴科

(2010-10-12 1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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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美苏谍战风云”系列之 3
冷战“无间道”
叛逃美国的克格勃最高官员:尤尔琴科

编撰|闵勉

7月13日,32岁的伊朗科学家沙赫拉姆·阿米里在“失踪”一年后,突然现身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馆。按阿米里的陈述,去年夏天在沙特朝觐期间,他在麦地那的一辆出租车上被人注射了麻药,醒来后发现自己已身在美国,接受了美方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询问。美国随即反应称阿米里是中情局在伊朗的长期卧底,他是“主动叛逃”。阿米里案如此富有戏剧性,让人不禁想起冷战时期中情局和克格勃之间勾心斗角的一起间谍案。
  
克格勃高级间谍投向中情局怀抱
    
  1985年8月1日,中情局华盛顿分局里,平日不苟言笑的反情报科科长格斯·哈撒韦面露欣喜,坐在对面的两位联邦调查局(FBI)同行爱德华·奥马利和菲利普·帕克颇感惊讶,但当哈撒韦向他们说“尤尔琴科过来了”,二人也不禁微笑起来。
  FBI对这个名字不陌生。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处副处长的维塔利·尤尔琴科已经在美国待了6年,他一直“隐身”于苏联驻美大使馆内,FBI虽知道他的身份,却也奈何不得。如今,这位负责西半球情报活动的克格勃高级特工叛逃过来,奥马利他们怎能不笑呢?
  “尤尔琴科于7月24日到罗马执行特别任务,一个苏联科学家代表团正在意大利访问,他要去监视他们,防止其叛逃。这次确实有一个苏联科学家跑掉了,尤尔琴科去劝他回去,没想到他自己也跑掉了。”哈撒韦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尤尔琴科没有与FBI而是跟中情局接触,这让他颇为得意。
  尤尔琴科的确是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谍报精英。他生于1935年,1960年加入克格勃,很快得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赏识。不抽烟,不喝酒,不近女色,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1972年,37岁的尤尔琴科调任克格勃第三总局(负责军队反间谍工作)第三处副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积累了大量的反情报工作经验。4年后,尤尔琴科出使美国,在苏联驻美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其真实使命仍是间谍。利用使馆人员身份的掩护,尤尔琴科周旋于各国大使之间,从他们那儿获取所需要的情报。之后又在法国巴黎短暂待过,1985年4月,他开始担任“叛逃”时的职务,重回美国,从事克格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间谍与反间谍工作。
  这一次,他的行动是向美国“投诚”:1985年7月24日,尤尔琴科随苏联专家团来到意大利罗马,他行踪很诡秘,在苏联驻意使馆待了8天,几乎足不出户,直至8月1日上午9时,他对同事说要出去散步,参观梵蒂冈博物馆。
  夜幕降临了,尤尔琴科没在预定时间回来,大使馆的官员惊慌起来。第二天,依旧没有他的消息,大使馆向意大利警方通报了尤尔琴科失踪的情况。克格勃罗马站此时已肯定尤尔琴科出了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位根正苗红、有着25年克格勃经历、深得上司信赖的情报高官已经叛逃西方。
  当莫斯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尤尔琴科已经同美国人接上了头。
  那天早上尤尔琴科步出苏联大使官邸后,即与中情局罗马站取得了联系。消息立即传到了中情局的兰利总部,局长威廉·凯西、行动处负责人乔治·克莱尔和反情报科科长哈撒韦都被惊动了。兰利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一切事务都为处理尤尔琴科让道。当苏联人去找意大利警方的时候,尤尔琴科已经乘坐一架军用飞机,直奔大洋彼岸而去。
  8月5日清晨,飞机在华盛顿东南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随后,尤尔琴科被中情局特工接进了总部兰利附近的一个安全房屋休息和询问。
  面对一个叛逃过来的克格勃高官,中情局最关心的是,他是否知道潜伏在美国情报机关内部的苏联间谍。尤尔琴科也明白他手里握着情报的含金量,决定着下半辈子在美国的命运,他提供了两个线索,一个是“朗先生”,另一个是“罗伯特”,两人都来自美国情报机构的核心部门,他们为苏联提供情报。
  这时候,哈撒韦笑不出来了。
  
美国的绝密情报被卖给克格勃
  
  尤尔琴科给出的“朗先生”信息很简单:他在国安局干过,已经结婚,有一辆绿色的汽车,房子很破,大概住在马里兰州的贝尔兹市。尤尔琴科还记得一个重要细节:“朗先生”在1980年1月15日第一次现身苏联大使馆时,使馆曾测出FBI的监视电台突然活动频繁,他判断FBI的录音资料库里会有“朗先生”的录音资料。
  FBI从数以万计的录音磁带中翻出了那一天下午的资料,里面清清楚楚地传出对话声。经过一番稽查和技术鉴定,FBI把嫌疑对象锁定在罗纳德·佩尔顿身上。在外人眼里,佩尔顿是个安分守己的家伙。他大学修的俄语,毕业后参军,专业技能出色的他被派往巴基斯坦搞针对苏联空军的侦听。1964年退役后,佩尔顿凭着资历又在国家安全局谋到一份差事。
  这次佩尔顿“一鸣惊人”,他把美国的绝密级情报——“常春藤铃行动”全盘透露给了苏联。
  “常春藤铃行动”是中情局和国安局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针对苏联的窃听行动。苏联在鄂霍次克海海底安装了一条绝密通讯电缆,用来传载苏联的绝密军事通讯。美国探知这一消息后,在电缆上安装了一个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以截取情报。1981年这个行动暴露了,当美国的一艘潜艇去海底取录音时,意外地和一艘苏联潜艇相撞,电缆上的窃听设备也不见了。美国一直在追查泄密原因,但始终没有头绪。这时佩尔顿被尤尔琴科揪出来,才真相大白。
  佩尔顿在国安局工作刻苦,为人精干,业务能力也得到认可,在投资方面他却糟糕得一塌糊涂。他在马里兰州的农场破产,背负着十多万美元的债务,而老实巴交的他觉得这么待在国安局没有颜面,就干脆辞职另想他法还债。
  但除了搞情报,佩尔顿没有更大的特长,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苏联克格勃。FBI监听录音里的1980年1月15日下午,佩尔顿站在他公寓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旁,深吸一口气,终于拨通了苏联大使馆的电话。第二天,按电话里的预约,佩尔顿只身来到苏联使馆,接待他的正是尤尔琴科。
  尤尔琴科不动声色,观察着这个不速之客。派遣假情报人员是反间谍机构的拿手好戏。眼前这个秃顶、留着络腮胡的人更像个美国南部的农民,紧张兮兮、汗流满面的神情似乎很难把他和间谍联系起来,他会不会是诱饵呢?尤尔琴科很怀疑,直到佩尔顿告诉他美国的“常春藤铃行动”,并在地图上准确指出了电缆被中情局搭载的位置。
  大鱼自己上钩,尤尔琴科欣喜若狂。克格勃和佩尔顿谈好了情报买卖的价码,以及接头的方式。克格勃要佩尔顿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末去弗吉尼亚州的弗尔丘奇市的一家城堡馅饼店接头,晚上8点整,走进饭店的公用电话间,等电话铃响后,拿起电话,等待指示。
  前几次,佩尔顿接头都没成功,他拿起电话后,对方总是沉默不语。显然,克格勃还在考验他。1980年初秋,佩尔顿仍去接头,这次电话终于传来声音:“我们有东西给你。”这是一句事先商定的暗语,克格勃要他去维也纳接头。对方还告诉他,离他不远的另一个公用电话间放电话薄的金属架子下面有一个包裹,是给他的钱和在维也纳的接头地点。
  没人知道佩尔顿在以后的接头中还透露过哪些重要情报,但可以肯定,他既然决定出卖祖国,就不会为新主子私藏什么。也无法估量美国情报机构在他这个环节上的损失,要不是尤尔琴科的投诚和揭发,国安局不知还会有多少机密暴露给克格勃。
  1986年6月5日,佩尔顿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判处3个无期徒刑,另外还加上10年有期徒刑。
  
自作聪明的瘾君子
  
  相比佩尔顿的“人为财死”,化名“罗伯特”的前中情局特工爱德华·霍华德叛变理由是报复。
  1951年10月27日,爱德华·霍华德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他是家里的长子,父亲肯尼斯是美国空军上士,负责“响尾蛇”导弹的导向工作。父亲的工作背景使小爱德华幼年居无定所,他还曾在德国和英国生活过。1972年5月,霍华德大学毕业,获得国际商业和经济学学士学位。他报名加入了有军方背景的“和平队”奔赴拉丁美洲去开拓新土地,其实从事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在哥伦比亚大面积种植古柯,提炼成可卡因。就是在这种“冒险精神”下,哥伦比亚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生产国,霍华德自己也染上了毒瘾。
  和佩尔顿一样,霍华德看待谍报并没有那种崇高的使命感,两年之后他完成哥伦比亚的任务回国,在中情局找到一个饭碗。那正好是中情局最不得志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曝光和国会调查已经让它威信扫地,根本招募不到新人,因此中情局对霍华德的吸毒经历也没有深究。
  霍华德为人精明,又会耍点小聪明,很受上司喜欢,他还精通德语,进局里没多久就被派往欧洲处的东德组。经过几年的业务熟悉,1982年底,他开始接手苏联方面的情报。中情局的著名特工克劳利曾说过,中情局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它所属的苏联分部则又是这个中心的心脏。霍华德平步青云,不经意间就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但霍华德在最后关头掉了链子。就在他要赴莫斯科接受新职位前,中情局为他安排了一次例行的测谎试验。结果自作聪明的霍华德违反规定,在测试前吞了一粒镇定剂,加之他的吸毒史曝光,非但没有去成莫斯科,反遭中情局解雇。
  霍华德的失望可想而知,他想到了报复。他知道自己虽已被中情局解雇,可依然掌握着许多重大机密,这些机密是很有价值的。霍华德不像佩尔顿那样缺钱,但能体现那些情报价值的最理想途径就是卖给苏联人。
  1983年10月的一天,霍华德走进了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的苏联领事馆,留下一封信。说他是一位前中情局的官员,半年前被莫名其妙地解雇了,为此他非常气愤。他熟知中情局在莫斯科的各种机密情况,如果感兴趣可以与他联系。
  霍华德和克格勃接上了头,后者根据霍华德提供的情报,采取行动。就在尤尔琴科叛逃几个星期前,中情局莫斯科站的特工保罗·斯托姆博——接替霍华德职位的人——被苏联人抓了起来,以间谍罪被驱逐出境。斯托姆博发展的间谍阿道夫·托尔卡契夫也被逮捕,他10多年前就开始为中情局效劳,是美国在莫斯科最有价值的谍报员之一。霍华德把这个可怜的苏联人的姓名告诉了克格勃,不久托尔卡契夫就被处决了。
  当时,中情局意识到可能是内部出了问题,尤尔琴科的到来证实了这个猜想。身份曝光的霍华德自然是没好果子吃,美国司法部发言人称:即使霍华德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捉拿归案!好在苏联没有抛弃霍华德,最后收容了他,2002年7月12日,他猝死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
  
尤尔琴科重返克格勃
  
  自从尤尔琴科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他们就开始加班加点,消化这位克格勃高官所提供的情报。
  作为克格勃主管美国谍报活动的负责人,尤尔琴科知道得太多了。除了揭露佩尔顿和霍华德之外,他还向美国提供了为中情局工作的双重间谍尼古拉·谢特林失踪的真相。谢特林的真实姓名是尼古拉·阿尔塔莫诺夫,曾是苏联海军里最年轻的驱逐舰舰长,后来与他的波兰籍未婚妻乘汽艇穿过波罗的海叛逃到美国。克格勃看重谢特林的经历,说服了他为苏联做间谍,不过暗地里谢特林也为中情局服务。1975年,他在维也纳与克格勃会面时神秘失踪。据尤尔琴科说,在会面时,克格勃企图将谢特林麻醉后劫持到苏联,当他们在汽车后座搏斗时,克格勃下手太重,意外地把他弄死了。
  美国把尤尔琴科当“上宾”对待,中情局一心用“金元攻势”拴住他的心。叛逃过来后,尤尔琴科得到100万美元的奖励和装饰豪华的别墅。但尤尔琴科并不开心,原因是他无法与自己的情人相会。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尤尔琴科在华盛顿结识了一位极有魅力的女医生瓦伦蒂娜·耶雷斯科夫斯卡娅,她是外交官亚历山大·耶雷斯科夫斯基的妻子,两人发生了一段恋情。如今,耶雷斯科夫斯基夫妇就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任职,尤尔琴科希望能与瓦伦蒂娜重修旧好。他本来怀疑自己患了胃癌,没有几天可活了,想和心爱之人最后在美国过一段逍遥日子。他向中情局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中情局和加拿大情报机关的通力合作下,尤尔琴科和瓦伦蒂娜在美加边境见了面。可是,作为叛逃者的尤尔琴科对瓦伦蒂娜的吸引力,显然不如作为克格勃高官的吸引力大。曾经的情人对他重修旧好的要求表示蔑视,尤尔琴科也大失所望,不得不黯然离去。这以后,尤尔琴科越来越消沉,也越来越后悔自己的叛逃。
  1985年11月2日,中情局的年轻雇员汤姆斯·汉纳陪同尤尔琴科去购物。尤尔琴科说服汉纳带他去乔治城,他们在一家离苏联大使馆不过一英里的法国餐馆用餐。吃过饭后,尤尔琴科对汉纳说,他要出去走一下。尤尔琴科当时问汉纳:“如果我站起来走出去,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开枪打死我?”
  汉纳回答说:“不,我们对叛逃者不会那么干。”
  尤尔琴科说:“我要出去15分钟至20分钟,如果我不回来,那不是你的错。”
  这次尤尔琴科没有回来。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几分钟后就来到了苏联大使馆的门前。他向门卫报了姓名,立即被带了进去。
  两天后的下午5点半,苏联大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人头攒动,乱作一团,高度紧张、神情激动的尤尔琴科先用英语,然后用俄语向记者们讲述了他的传奇故事。这段口述的故事显然是临时导演的:他在罗马被中情局麻醉后绑架到美国,中情局特工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至于霍华德、托尔卡契夫等名字,他是后来从报纸上看来的??
  对尤尔琴科的指责,美国国务院大呼冤枉,中情局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发布会结束后,他们勉强作了回应,声称尤尔琴科在罗马请求政治避难来到美国,现在他可以回去,那是他的自由。
  尤尔琴科的再次叛逃却让乔治城那家濒于倒闭的法国餐馆绝处逢生。当尤尔琴科从这里出逃的消息传出之后,光顾这家馆子的顾客数量增加了两成,老板借题发挥,在墙上钉了一块铜牌:“尤尔琴科在美国的最后晚餐,1985年11月2日。”
  为掩人耳目,莫斯科煞有其事地为尤尔琴科的回归编造了一个体面的理由,说他“诈降”美国是为了掩护藏在中情局里的其他苏联高级间谍。实际上尤尔琴科接受了克格勃的秘密审问,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1986年美国媒体炒作说尤尔琴科已被枪毙,苏联赶紧让尤尔琴科露面辟谣,还在东德电视台上做了个访谈节目。这以后,尤尔琴科失去了音讯,他的生死不得而知,但失去了自由却是一定的,这应该就是“无间道”的代价吧。
(下期预告:1951年罗森堡夫妇原子弹间谍案始末)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16期,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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