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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李白和杜甫诗歌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特色

(2009-06-04 11:41:43)
标签:

中国文学

比较

李白

杜甫

风格

特色

海柔

文化

分类: 文艺品评

一、总的评价:

    地位和评价。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诗人,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兼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人物,被称为“诗仙”;杜甫则是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被称为“诗史”“诗圣”。

    背景、个性和风格特色。李白和杜甫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裴斐观点)

    李杜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由于出身、个性、经历和个人才能的不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李白的诗歌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杜甫的诗歌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李白多平民的个性、自豪和反抗;杜甫多人道主义的关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

二、不同风格的表现

    李白诗歌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诗歌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或个人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

    天宝三年(744年)被迫离开长安后,李白在失意和痛苦中的诗作仍表现出豪放洒脱的风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表现出乐观主义天性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梦游天姥吟留别》则表现了在失意和幻灭之中的反抗和放达,一个平民的傲骨和自由不羁的天性。“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的诗歌表现为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征。他的风格逐渐在苦难的生活中形成,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和晚年的生活。杜甫终身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愿望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未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使他有博大的圣人情怀和济世救民的执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他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和《兵车行》都是这样的作品。《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不同意象的运用

    袁行霈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四、不同诗体和技巧的运用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五、不同的创作思想(诗论主张、美学思想)

   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李杜诗论更具体地表现在创作方面。

   李白推崇“清真”。“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

   杜甫则强调“传神”。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罗宗强语)。可见,杜甫的诗论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并形成了内容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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