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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四段话

(2019-03-21 22:10:06)
标签:

苏轼

谈文

分类: 读书随笔

      (新书《此岸的蝉声》即将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书中收入过去三年多来的读书随笔文章,第一辑谈及读书的偏好和写作的心得,其中《苏东坡的四段话》原是个人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后修订补充成文。篇幅有限,虽然未能详细展开,但我对写作的想法,已大致在此。)

 

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谈到作文四忌:忌奇僻,忌驳杂,忌浮泛,忌繁冗。忌奇僻,是说文章要平正通达,虽然千锤百炼,而无艰涩费解之弊;忌驳杂,是说文体、用典、字句各方面,务必单纯,前后统一;忌浮泛,是说不可“文溢于意”,亦即孔子指出过的“文胜质则史”的意思;忌繁冗,是要“敛繁就简”,“意繁词炼”。他又强调文章的谋篇、转折和贯穿的重要性。关于谋篇,说得最精辟:谋篇就是先定格局,格局既定,才能确定如何取材:“是知文章取材,实因谋篇而异;非因材料殊异,而后文章不同也。”“作文之法,因意谋篇者其势顺,由篇生意者其势逆。名家作文,往往尽屏常言,自居杼柚,即由谋篇在先,故能驭词得体耳。”

 

历代讨论写作的文章,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我个人对《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直到《玉台新咏序》等篇,爱不释手,觉得为文的基本方面,高屋建瓴,都被说透说尽了。刘师培先生之言,也不脱其范围。然而原则性纲领性的东西,寥寥数语,易被等闲看过,即使视为精要,加意揣摩,也难以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样,从中生发出针对具体问题的切实可用的办法来。亲切实用的经验,要到喜欢的作家的文集里去找。但前提是,你得广闻博识。否则,读到《婆罗馆清言》、《小窗幽记》乃至金圣叹之类人物的所谓文章作法,你就一跤跌到私塾老儒和清客的窠臼里去了。

 

杜甫强调转益多师,陆游强调功夫在诗外,都在说读书的视野要宽。苏东坡读书的八面受敌法,是说多层次地理解作品。他们共同的意思,是强调大格局,强调兼容并蓄。这里的格局,比刘师培所说的格局含义更广大,不仅指文章的布局,还包括作者的胸襟和气度。

 

东坡的诗词文都写得好,也爱谈创作。在他大量论文的语录中,有四段是我印象深刻的。我自己对写作的感悟,可以用他这四段话串联起来。

 

第一段出自《文说》,原文很短,也是题跋之类:“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这里面有几层意思,如万斛泉源,是说所感甚多,所思甚深,要表达的内容很丰富。丰富,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生活经历,其二是阅读,包括艺术欣赏,最后还有思考。不择地而出,是说随时随地可以表达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说的,随时随地都有灵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何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那种修养,那种气质,那种敏锐。然后是最重要的一点,行文如流水,随意所至,没有定法。初学为文,有规律,有章法,容易教,也容易学。如果有一个格式,就更好办。比如古诗中的起承转合,八股文中的破题、承题和收结。美国的学校,善于把我们看起来很神秘的东西,分拆成一二三四的步骤,把人文学科科学化,往定性定量分析上靠。我看过纽约小学三年级的书籍读后感的写作指导,三四百字的短文,老师告诉孩子,第一段是导语,一两句话,说说对这本书的基本看法,喜欢,还是不喜欢,等等。接下来,说说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至少写两条理由。每说一条理由,至少举一个例子。最后是总结。这样的定式,每个孩子都可以照葫芦画瓢。事实上,一般的书评和文学评论,精义也不过如此,不过挖掘得更深,写法更变化多端罢了。

 

过去写文章,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读韩愈,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有章法可寻。唐宋八大家,并不一定就是唐宋文章写得最好的八家。这是明人评选出来的,是从八股文的角度,从实用的角度评选出来的。我注意过韩愈写人的文章,数量很多,所写的对象,既有熟悉的朋友,敬佩的人物,当代的名流,也有完全不相干的人,比如那些墓志铭,大半是应酬之作。但他根据具体情况,总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文章写得有声有色。他有章法,但富于变化。你把这些变化学到了,有取有舍,举一反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自然可以推至无穷。写作者都有学习模仿的阶段,通过模仿掌握技巧,然后你到达的境界,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苏东坡说一日千里不难,行止皆出自然,就是在掌握了法度之后,不为法度所拘束,而又处处符合法度,处处恰到好处的意思。

 

这个心得,东坡是感受特别深的,不止一次谈到。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再次指出,好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但加上了八个字: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仅仅自然是不行的,还得有姿态。流水的姿态,就是前面所说的,“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水遇到平地,是缓缓而流,遇到阻隔,则婉转环绕,遇到陡峭之处,疾泻而下,遇到沙土腐叶,则浸润其中。可见文贵自然,而自然中包含着丰富的变化。

 

规范,法度,格律,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有所遵守就是受到限制。限制确实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度给写作者一种自觉,一种引导,甚至是一种启示。任何艺术都有形式,法度便是这形式的核心,是艺术的规定性。法度的形成,归功于前人的写作经验。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放弃前人的经验,摆脱历史传统。东坡以流水为譬喻,流水自然,但也有其规定性:“其流也则卑下”。就是易传里说的,“水流湿,火就燥”。它不会反着来。

苏轼的第二段话,出自写给侄子二郎的信:

 

"二郎侄:文字亦若无难处,只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是此样,何不取旧时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

 

中国的传统美学,向有平淡为上的说法。我们赞扬一个作家,说他晚年的写作,炉火纯青。这炉火纯青,常被简单理解为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平淡,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评说宋初诗人梅尧臣时所指出的,有不同的意思。一种是余味无穷的平淡,一种是淡得像白开水的平淡。苏东坡在这里指出,要达到平淡的境界,先得经过“气象峥嵘,彩色绚烂”的阶段。这和前面说法度的道理是一样的。不明法度,不把法度吃透玩熟了,如何超越法度?平淡是渐老渐熟的结果,是绚烂到了极致的结果。譬如女人的装扮,最会打扮的女人,她全身的搭配,看似漫不经心,看似平常,其实是精心安排的,是多年的修养熏陶出来的,优雅,却不着痕迹。这个安排,虽然精心,并不费力,在他人是高山仰止,在作者,却是信手点缀。

 

绚烂,也可以说是华丽,华丽和平淡,是一个辩证的问题,都有个度。这里不妨给苏东坡的话做点补充。或者说,是辩证地理解他的话。为了达意,该华丽的时候必须华丽,该平淡的时候必须平淡。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华丽,可以平淡,可以二者兼备,哪怕备而不用。其他方面也如此,比如简繁问题。何谓简,何谓繁?写一件事,一个物,一百字就是简,一万字就是繁?未必。看你怎么写,看你的内容。内容空洞,一百个字也是罗嗦。意思精深,一万字也不嫌多。鲁迅《秋夜》开头著名的那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如果只是客观描写,可以减缩为“我家后园的墙外有两株枣树。”某些自以为高明的修辞家就是这么批评鲁迅的,说他罗嗦。可是我们稍稍用心一读就知道,这两段话表达的意思大不一样。鲁迅的原文透露出一种孤单寂寞的情绪,一种孤高清寒的态度。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种重复暗示出时间的长和景色的没有变化,因此写出他凝视和思虑之久,之深。简繁还是处理题材的方式。写文章,你得有一些起码的本事。比如说,一个大的题目,你能短短一千字写它。反之,一个小的题目,让你洋洋万言,你也言之有物。我当然不是说,你非要像普鲁斯特一样,一杯咖啡也要写上三四页。但你得有这个本事,在不同的情境下,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做到游刃有余。

 

东坡的话是根据具体情境而言的,他还有没讲出来的部分。他自己晚年的文章,他的好文章,未必都一味平淡。大作家的特点,是内容和风格的多样性。

 

从青年时代到中老年,一个人的进步,造诣的不断提高,表现在各个方面,语言风格只是其中之一端。分开来,我们当然可以仔细分析一个作家的语言变化,但在实际上,语言的变化是和其他方面,比如思想观念,世事阅历,生活态度,思维方式等等的变化分不开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思想的深度决定了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化从本质上讲,是思想变化的自然结果,而语辞的变化只是这变化的最表观的部分。

 

刘师培谈作文,提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他说:“欲求神似,先求形似。形体不全,神将奚附?形似既具,精神自生。”道理和东坡总结的绚烂与平淡的关系是一致的。我屡次看毕加索画展和雕塑展,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古代笑话里说,一富翁欲起楼,他喜欢二楼三楼,可以凭高望远,不喜欢一楼,认为没用,要求直接从二楼造起。不知二楼三楼,都是靠一楼撑着的。绚烂和形似,就是那个很多人看不起的一楼。

 

这里有宋人笔记的两段话,都是谈论王安石的,谈的是王安石诗歌的前后期转变。

 

曾慥《高斋诗话》:“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颦蹙不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曰:‘少时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平甫曰:‘此扬子云所以悔其少作也。’”

 

这里提到的王安石诗,标题是《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一迳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咏物言志,这首诗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一首很好的诗。诗话提到的两句,在我看来,还不是诗中最好的句子,不如颈联的“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这一联写到品格和历练,看似委婉而实则自负。这么好的诗,王安石为什么后来觉得遗憾呢?是因为过于直白。直白,就浅了。有些话,虽然很好,是不能直说的。直说,从艺术上来说,有失法度,而读者看了,会觉得不好接受。类似的例子还有。王安石有一首唱和他弟弟和甫咏雪的诗,其中有句:“势合便疑包地尽, 功成终欲放春回。”瑞雪自天而降,好像把大地全部覆盖了,可是,滋润万物的功劳达成,它自己又消失无踪,让春光照临世界。这意思多好!这在诗中,也是颈联,而此前的颔联是:“平治险秽非无德, 润泽焦枯是有才。”径直说出,情形和咏竹诗一样。这首《次韵和甫咏雪》,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叶梦得是宋人论诗的大行家,他在《石林诗话》中总结王安石的诗歌创作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又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

 

王安石年轻时的诗不是不好,而是过于“以意气自许”,不能含蓄,到晚年,从藏书家宋次道那里借来大量唐人诗集,“博观约取”,终于达到从容不迫的境界。“博观约取”四个字,正是读书和学习的基本方法:广泛阅读,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化为己有。

 

同样是抒情言志,我们来看一首王安石的晚期之作,《雨花台》写于罢相之后,其中有一联:“南上欲穷牛渚怪,北寻难忘草堂灵。”晋代温峤牛渚燃犀的故事,人所共知:温峤“至牛渚矶,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帻。”草堂之灵,用孔稚圭《北山移文》的典故,说的是退隐。那么,燃犀照怪的意思,也就非常明确了,看得出他身上豪情壮志的依然存在。把意思说得委婉,这里固然依靠用典,但用典只是方法之一。比如下句说退隐,他不直说退隐,而说“难忘”,而上句说进取,他也不直说必将如何,而说“欲穷”,很想照一照,看清楚。都是意思到了,又予人联想的余地。

 

王安石还有《贾生》一诗:“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概,自信肯依违。死者若可作,今人谁与归。应须蹈东海,不但涕沾衣。”高步瀛评曰:“寄托遥深。此荆公自喻也。”旧注说,诗后四句的意思是“言仲连蹈东海,不若谊仕汉切于救时。”高步瀛不以为然,他认为王安石的意思更深:“此言贾生若作,恐非今人所能容。将安所归?应须蹈东海而死耳,不仅若当时之痛苦流涕也。”

 

由苏轼的信我们可以想到,作家晚年的简单、平淡、质朴,有不同的情形。一种是风格的自然演变所致,以没有技巧的、浅显直白的文字,写出有趣味、有深度的内容。这里的自然演变,也包含着作者有意的追求。当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汪曾祺先生。还有一种情形,是江郎才尽,没有想象力了,没有驾驭语言的能力了,然而还要写,写出来,自然味同嚼蜡。

 

还有些作家,自始至终,风格变化很小,如李白和陶渊明。李白因为早期作品留存尚多,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年的稚嫩和清新,“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和后来的诗有一些区别。陶渊明,基本上“散淡”了一辈子,不过苏轼说得好,陶诗是“似淡而腴”,好比上好的高汤,看着清水一般,味道却厚,有层次。汪曾祺到晚年才平淡,陶渊明是一直都平淡,鲁迅到《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续编》,还是魏晋风骨,还是不平淡。三种情形,都是一流境界。朱熹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岁以前气格都定,但有精与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较精。向见韩无咎说,它晚年做底文字,与他二十岁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远,此是它自验得如此。人到五十岁,不是理会文章时节。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后生时,每日便偷一两时闲做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他很赞同程颐的话:“人不学,便老而衰。”但读书贵在运用,所谓“得入还能得出”,如果不能出,读亦无用。那么,勉力为文的结果,就正应了他的比喻:“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

 

这就是事情的不同方面。

 

东坡晚年,被流放到海南。江阴有一个叫葛延之的人,不远万里,来岛上看望他。东坡留他住了一个月。这期间,葛延之请教作文之法,东坡对他说,儋州这地方虽然小,也有几百户人家,生活中的所需,不可能样样都自己生产,怎么办?去市上买。但街市上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拿走,得以物交换。物品种类成百上千,交换很不方便,于是就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作为中介,这个中介就是钱。有钱,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作文也是这样,“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这是他的第三段话。

 

这里说到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散文重在思想,重在趣味。写散文,要么阅历丰富,要么杂学博览。每个人的阅历不同,好的阅历只能赶上,不能强求。那么,杂学博览就非常重要了。博,并不是说要在文章中炫耀学问,博是培养你的胸襟,你的见识,培养你的通达和机智,这些,表现在文章里,就是令人愉快的趣味。趣味比学问重要。

 

东坡说世上一切知识,用之于文,要有一条线来贯彻,这就是意。在他之前,南朝的范晔曾经说过:“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其后杜牧也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里的意,不妨理解为志,即诗言志的志。诗者,志之所之也。诗,亦即文学,就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所能抵达的地方。王夫之论诗时说得更直白,“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为什么是乌合?因为散了。以意作为文章的逻辑线,一气贯通,无论形散还是不散,文章都有内在的严密结构。我以前用过一个中药铺的比喻,和苏东坡的意思差不多。读过的书,就像药铺的一味味草药,当归,甘草,川贝,附子,半夏,黄连,分置在各个抽屉里,如果能按照君臣佐使配成一副药,那才有用。否则,虽然堆得满室满堂,不过一堆草根树皮而已。

 

东坡的最后一段话是何薳《春渚记闻》中记载的。何薳说,东坡曾经对他父亲和刘景文说过:“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段话不是讲作文之法,是讲写作的快乐的。我常常想到这段话,觉得正是想说而未曾说出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袁宏道引用宋人的话说,人生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毛姆的自传小说,就叫《人性的枷锁》。在现实中,人的力量有限。大部分事情,尽管意向高远,却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不是因为自身不具备能力,而是缺乏客观条件。一个人,即使做到皇帝,还是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尤其是希望做好事的时候。这就使人产生一种无力感,面对现实,不得不做出妥协,做出牺牲。人的一生,快乐总是与遗憾相伴。但在文字里,人是自由的,天马行空,思至笔至,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写什么,怎么写,都由你自己决定。这就是写作的快乐所在,也是写作的最大动力。

 

对写作,我有几个简单原则。第一,修辞立其诚,就是不说假话。假话比较多的倒不是违心之言,而是掩饰和修饰的话,总想把自己说得好些,更有深度些。动机也许不坏,其实大可不必。你是什么样的人,读者一看便知。所以,如果有不方便写出来的事,或者不愿意写的事,宁可不写,没必要编假话。至于有意颠倒黑白,欺世盗名,那就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第二,尽量道他人所未道。一篇文章,不管是什么题目,如果你觉得比起前人已有的作品,并不能多出什么,并不能更好,没有哪怕一星半点的独特之处,那就不要写。第三,留余力。《四库提要》评论《花间集》时说,“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馀。”“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一个人有九十斤力气,不能耍超过九十斤的大刀。恰好九十斤,能耍,但不能轻松自如。耍四十斤、五十斤的刀,就能得心应手。写文章是同样的道理。才力和学识十分,用到六、七分足矣。三分的才力用到十分,文章如何立得起来?

 

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中总结对于文章的要求,十二个字,非常精辟: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对于写作的态度,我也有两句话:读书时,人人可师;下笔时,目中无人。苏东坡给人的启示,大略在此。

 

    2016年5月24日,8月12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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