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组的一些实况(龚志鎏)

(2009-12-19 18:20:34)
标签:

广东

地方警卫队

军事

晚清末叶,广东地方武力普遍称为团练,民国后称为民团。从清末而至民国十三年(1924),都有过团练局、民团局、民团联保局、民团总局、联团局、保卫局等等组织,但都是一县一局,或几乡联合组成的。亦是由地方绅商人士发起组织,权操绅商手上(商团不包括在内)。由政府组织,成为一个全省性的地方武装编练机构,这是民国十三年(1924)夏秋之间成立的广东民团统率处。处长李福林,随因政局变动,民团统率处结束。大约在1926年间,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之下,设有团务委员会。名义虽没有加上广东,实际是主理广东全省农团、民团编组、管理、训练的一个机构。委员若干人已记不起,常务委员林祖涵、李济深、陈公博,负实责的是李济深。与此同年,广东军权被蒋介石篡夺。蒋统率各军北伐之后,留在地方维持治安的军队,只有“三武鹅五”的李福林第五军一大部,和第四军的徐景唐、陈济棠两师,以及钱大钧的第二十师,力量已显单薄,所以有利用这些民团,加强组织的拟议。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统一指挥,认真训练。但人才缺乏,而蒋介石又有不许于黄埔军校之外另设军校讲武堂等的规定,于是决定先成立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以下简称武训所),由李济深自任所长,以何彤为教育长。而从中导演的则为伍观淇,大有将地方武装,成为一支有力的军队,无形中有仿效曾国藩将团练发展为湘军的企图。于是将团务委员会结束,全省农团、民团管训事务,移交广东军事厅(当时厅长徐景唐)接管。广东军事厅对这一工作,不大经意,只接管了便算事。

  1928年初,李济深赶走了张发奎后,回粤主政,便饬令伍观淇筹备成立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武训所学员于夏间毕业后,全部交由编委会分配任用。编练委员会设立的主旨,是把广东全省地方武装,如民团、农团、商团、工团等,通通改组为地方警卫队,设立省、县两层机构和各大、中、小队的管理训练,使之成为确能负起维持地方治安责任。编委会主席伍观淇,当时以广东省政府委员身份兼任。因伍在广东的军人中算是老前辈。李济深与伍观淇同在陆军大学毕业,两人在北京参谋本部任职时,同住红罗厂,因此李济深对伍观淇颇为推重,私交甚厚。其时李济深是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又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权力很大。伍观淇之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全省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席,可以说全是由于李济深的关系。伍观淇的背景既然是这样,在权力和人事上关系是不弱的,因此伍当时说过,定要把广东的地方武力,依照警卫队编练方案,逐步办通而且办好。编委会是1928年4月成立的,委员若干人,均是聘任。委员中有刘裁甫、陈铭枢、陈济棠、何彤、徐景唐、伍观淇等。其时刘裁甫是民政厅长,为当然委员。陈铭枢只到过一次,陈任广东省府主席后便辞去斯职,故实际负责者,是主任委员伍观淇,因此他可以完全代表李济深的意志。何彤是唯伍观淇马首是瞻的。何不久当了缉私局长,也不再过问会事(编委会编制及人事,见附录一)。

  编委会成立后,首先要统一地方武力的编制及人事的安排,故在各县成立编练处,以各县县长为处主任,另派一人为专员,负实际责任,率同由该县招收的武训所毕业学员,着手编练。经费、饷项由地方筹给。编练处的经费、薪饷,最初的三个月是由编委会发给。队员枪枝,由原有的民团、农团等改编。专员人选,多数是由武训所的职、教员调用,亦有一部分由省府选派,或由各善后委员荐任。先办理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新会、江门、台山等各县、市,是为第一期。随后又办高明、鹤山、高要等县,是为第二期。其他各县、市,或先或后,陆续举办。

但伍观淇这种把全省地方武力办好的愿望,在他自己以为以本身和各方面的关系不坏,编练警卫队的办法又是经广东省政府公布的,编委会和各县的工作,如果配合得起,自可按步办通。可是在旧政权统治环境下,伍观淇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办起来实在障碍重重。因为编委会是统筹编练全省地方武装的机构,其中包括民团、商团、农团、工团等等,在警卫队编练期间,警卫队本身对于维持地方治安如“消灭土匪”,同时是有责任的。而各善后委员和防军,在这个期间,主要也是“清除匪患”,也要整顿地方武装。同一事件,负责直接指示、监督、办理的上级机构,就有两种,因此各县县长、编练专员,关于处理警卫队之编练事项,每有奉到编委会、善后委员公署各有理由而办法不同的命令,“顺得哥来失嫂意”,左右为难。例如以西区情况来说,西区善后委员是陈济棠,陈原为编委会委员之一,从表面看,应该与编委会没有大矛盾的。但事实适相反,因为当时陈济棠本身已是第四军军长兼任西区善后委员,政治野心极大,正在西区范围内收买国民党各县县党部委员和地方知名绅、商、学人士,培养基干,培植势力;地方上的所谓宿儒耆老辈,尤为注意罗致运用;对于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警卫队(民团后身),因主持者是绅耆、富户,队员是绅、富能够掌握之人,当然不会放过。有一次似在1928年秋间,我还驻在郁南县时,该县县长赵文饶到广州(西区善后公署设在广州),请示有关警卫队编练事,邀我同行,并同往谒见西区善后公署政务处长林翼中。彼此谈到警卫队编练问题时,林翼中曾说:“各县警卫队,是军队中的一枝机动手枪队伍,也是绥辑地方的一枝固定武装。善后公署根据各县县长和防军的呈报,是要切实掌握起来的。当前西江有些县份,就是郁南接近广西铜镬大山之股匪,仍时常出扰地方,警卫队有协同防军保卫地方之责。如不把警卫队编好管好,善后公署是不负责任的。在从民团改组为警卫队的期中,不要被土匪乘机骚动,贻害地方,故陈委员(指陈济棠,以下同)已通令各县防军切实协同你等(对赵文饶说,即指各县县长),把警卫队办好。还有办地方事,要注意乡望。各级警卫队队长,管理委员之类,必要物色有经验有信仰者担任,不能以绝无办地方事经验,情况又不熟悉的青年人担任。这一点已由陈委员通知各地驻防军的长官了。”就在这样堂皇冠冕的指示下,成为各县县长、各地防军处理改编警卫队的一项准则。尽管陈济棠对编委会仍持着表面上敷衍态度,但实际上西区不少县份,已遵照西区善后公署的指示去办。编委会虽是直接上级机关,也只是编制表册方面呈报呈报,或遇到改编问题和经费上有困难时,请示请示而已。当时编委会派赴各县的武训所毕业学员,多是青年。西区善后公署要各县任用警卫队的各层级人员,不应以无经验年纪轻者担任,无形中是拒绝了这批学员。各县处在两个顶头上司不同的指示方式下,多以武训所学员担任训练员,专负训练之责。队长管理委员的人选,则以地方绅商和驻地防军长官的意旨为依归,两面手法,算是应付得通。而警卫队的实权,一样操在旧的地方势力者手上。这与编委会的要求,相差极远。这里又可从以下几个县的实例中窥见一斑:

 1、南海编练处。专员为罗献祥。他原是武训所的军事训练部主任,又是粤军的老军官,经验丰富,手腕灵活,而且他的父亲,在佛山教学数十年,更有大绅江孔殷为之吹嘘,陈益庭、陈惠孙叔侄作声援。他先到佛山,与南海县长打好交道。驻防该县的福军军官,不少是其同学,所以办理颇顺利,为时三个月,即已改编完毕。

  2、番禺编练处。专员为王敬业,原是武训所的教官。他接到委派后,就近受伍观淇的指导,又有番禺豪绅李民雨、李民欣的支持,办理亦顺利,所编成的警卫队颇收维持地方治安之效。尤其值得记述的,有一个大队的警卫队,在抗日时期,参加过游击战,但大部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为害人民。如广、三、花的联防主任王仲吉,番、花的联防队等,均曾利用这些武力,阻碍革命进展。

  3、顺德县编练处。专员为麦渡沧。他原是武训所的教官,带着一批毕业学员到顺德后,与地方人士不甚协调,嗣为防军旅长(姓名忘记)直接以其亲信副官陈致煦接替。事后才以一纸文书通知编委会,请加委陈为专员。伍观淇亦只有照办,将麦渡沧调回编委会。陈致煦与武训所学员毫无关系,彼此多不合作。

  4、新会县编练处。专员为龚志鎏。他原为武训所的大队长,对毕业学员关系较为密切。带着学员尹鸿飞、李靖、赵克、梁瑞秋等二十余人到达江门。伍观淇又令其兼任江门市编练处专员。他与江门市长司徒非为同学(司徒非后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殉国),与新会县长王维玉及驻防军区寿年颇有交情,又先搞好与地方的豪绅土著,如陈季安、何子岑、梁纪常、陈乐和等的关系,以参议谘议等名义,拢络他们,因而很快就成立了四个大队、十三个中队及若干个小队。旗帜服装,均遵照编委会所规定办理。尤其是江门的商团,改编得更快。队员多用驳壳枪枝。他全以“惠而不黄”的手法,参、谘满天飞,使得人多满意。但龚不久调回广州编委会代理何彤的兼编练科长,区寿年亦调防高州,接防者为香翰屏与张瑞贵。江门市长司徒非,又因娶妓作妾,为争夺市长者藉口而被撤职。情势不同,训练员之任队长者,逐渐被撤换,而易以一些赋闲军官。这些学员,只有放在警卫训练班“深造”。驻防军所派的队长,多是先派委后报编委会的,编委会亦只有照委。此例一开,其他各县照此办理者日多,权柄下移。放到警卫训练班“深造”的学员,日有增加。

  5、中山县编练处。专员为杨述。杨原是武训所的政治教官,是中山人。他有陈雁声与中山大绅为援,进行颇速。有时处理事件逾越职权,因此为驻防军所嫉视。当杨回省向编委会述职时,陈济棠即以西区善后委员名义,在长堤中山渡码头将杨逮捕,编委会亦无可如何,而且作了很大的让步。从此凡有回省报告的编练专员申述困难时,伍观淇总以“不过太过甚”作答复。这就是说,如防军、豪绅、县政府有“过太过甚”的行动,应设法纠正,并报告编委会。自己做事亦要适合中庸之道,不可“过太过甚”。语出双关确是妙人妙语。编委会职员,当时如陈家瑜、龚志鎏等常常说,伍观淇的话,是意味着对人对事,不必要求过高,对自己亦不必要求过高,过得去就算也。

  综上所述几县概况,是能与县长合作,没有损害到地方豪绅大户的权利,听从防军的指挥,就可以办成最低限度的编练要求。如拿着编委会的命令要求来进行编练,只有弄成僵局,或不生不死与换汤不换药的局面。甚至纵与官绅打通了,但他们仍要弄到编练专员、编练员完全受他们支配,事实上亦有早就被他们同化了的。

6、新兴县。该县警卫队的编练是较迟的。大约在1928年冬末至1929年春初之交,该县正在进行将民团改编之际,驻防军第十一师某一个团的团长叶肇,突将全县的民团缴械,名目上是要把各民团原有的枪枝,集中调整,重新分配到各中小队去,以求实用。与此同时,又从新兴县长李柏存处取得承诺,把原日民团的办理人安放于县警卫编练委员会为委员为职员。订布章则,分令各乡征选壮丁,充当警卫队队员。征选章程中,有一条:“要有父老二人以上或资本额500元以上之商店担保,方得为队员。”因之各乡选送到县的队员,全为豪绅巨贾们所操纵包办。新编的地方警卫队,全是旧日民团,另与一个出身绿林,民国初年当过广东省长,久居故乡的李耀汉(李耀汉是新兴天堂圩人,其时居于天堂圩故乡,潜力极大。县长和驻防的军事长官,对于新兴县的大小事,多以李的意旨为意旨。李耀汉的详历,见《广州文史资料》第六辑)沆瀣一气。无论对县民对上级,都搬出李耀汉的名义来作号召作招牌。就在这种情形下,新兴县的警卫队便操纵在这些人手上。对上级报告,说全县各界都欢迎民团的改组和警卫队的训练等,头头是道。对县民公布,则说上级如何如何嘉许,本县警卫队的编练如何有办法等,欺蒙百姓。我到新兴县时,接触过一个县城警卫队中队长黄尧南,和一个这天适从天堂圩到县城的中队长江炳煇(这两人的名字,因事隔30余年,可能有误记),据黄尧南说出的新兴警卫队情况,与上述大致相同。江炳煇还说:“新兴县警卫队中队的配备,以县城他(指黄)的中队,和天堂圩我的中队为最好。两个中队人数约有130人以上,六八、七九步枪达一百杆,机枪两挺,驳壳、左轮、碌架枪达30杆,子弹配足”等语。询及其他各大队中队时,则答称“不大清楚”。后从其他方面获知,江炳煇是李耀汉介绍充当的。黄尧南亦由县长李柏存取得李耀汉点头才派充的。因枪枝来源,不少是由李耀汉方面间接或直接而来,故主持警卫队的县级人员遇到警卫队编练工作中较重大的问题,如大、中队长的人选,枪枝的配备,经费的筹拨(拨是指将地方公款拨出一部分而言)等,多是秉承李耀汉的意旨去办。直接掌握着武装队员的中队长,李耀汉尤为注意。我在县城旅店住宿的那个晚上,曾遇见一个年青的教员李某(名字及何校服务已记不清),和他谈及警卫队的情况时,李某说:“本县办警卫队的事,我们当教员是不会详知的。但说到某个队好,某个队差,好和差不会因地方安静与否为准,而是看某个队的驻地或某个乡有无大人物(指富户巨绅之类)在,或是否要冲的地方而定的。”我又问:“这样说,警卫队只是保护绅富的了。”李某见我问得突然,只答:“这我又不知了。”我从新兴回到编委会,曾将李某的话当面报告过伍观淇,伍只合着眼不回答。

7、四会县。该县县长王肇文,以地方警卫队之编练,既经省政府公布,民团局自难维持长久,乃急急成立县事委员会(是县级组织,有类于县参议会的一种名为各界组成的机构,是省政府命各县组织抑由善后委员公署令组的),安排原日民团人物、地方绅士为委员,负责县警卫队的编练筹备工作。表面上是响应省政府的编练地方武装,实质上是防止编委会派员到县。我到该县视察时,遇到一个防军的团副(番号姓名都忆不起)说:“王县长这样措施,是经过和防军、地方‘公正’绅士商定后办的”等语。因此四会县的警卫队编练情况,也是由县长和防军出的主张、定的办法,只有依例呈报一些经过于编委会而已。

  8、广宁县。县长陈同昶,是余汉谋的人。广宁是余汉谋所部防地,因此该县警卫队改编、人事、经费等,都由陈同昶和防军商定后便办,对编委会只是循例报报了事。据广宁县的编练专员宁克烈(名或许误记)对我说:“广宁警卫队的编练,编是谈不到的,但是练还是可以由我作些主张。不过人事、经济,都落在人家手上。”编委会权力,还不及驻防军的一个团长,有什么好办。

  9、台山县。县长李仲仁。当编练专员余斌初到台山的时候,由于地方豪绅谭蔚亭等操纵着原日的民团,不想就照编委会所定的办法去办。但县长李仲仁是一个老于仕途者,以民团改为警卫队是全省性的,一县怎能例外,于是想出办法,向绅士们说明不宜硬碰之后,绅士们亦解其意,表面上变成了一切遵照县长的指示去办的态度。因此李仲仁便定出了以下的方法:凡是属于改编、人事、经费、调动、配备都由县长掌握,也就是仍操在旧绅手中。只练训和监促训练、编办报表等,则由县编练处负责。这样分工,维持了半年多,似是没有大的问题了。但究其实,由于大权操在各巨绅手中,训练员并无权力,所以谈到出出操,讲讲章则以外的事,渐渐被巨绅同化或排斥了。加以其时盘踞在新会古兜山之梁富、梁锡芬等股匪,数达五六百人,新会、台山、恩平、开平等地方,都受匪害,劫财掳参(人质),月必数起。防军旅长香翰屏会同海军,像很声势地派兵舰会剿(古兜有内河水道可通大江,非舰不能堵截),需要台山、新会两县派出警卫队,协同防军动作。李仲仁和各绅,便借口警卫队剿匪任务忙,开支大,无法训练,全县训练工作,遂先后停顿了。

  10、北区之南雄县警卫队。1928年冬,北区善后公署派出陈洪金为南雄县警卫队总队长,且报请领枪枝子弹一大批(数目未详)回县使用。全县警卫队权责,均在陈洪金一人身上。对于编委会只循例报报情况,也不需要编委会有什么帮助、指示。乐昌县亦于是年冬,由北区善后公署派朱绍裘为县编练专员。乐昌之坪石圩接近湘南宜章,在两不管的地方,每有匪患。县长和朱绍裘,都以善后公署先靖地方后谈整训的原则为处理警卫队准绳,因此常常忙于所谓防匪而不谈整训了。由于防御匪害,商场富豪都能安宁一时。警卫队在这一点上,也起了些作用的。而呈报编委会,则说“一边剿匪一边训练”,文章做得很漂亮。

  另有一种情况,是实权全操在地方豪绅巨富手中,连县长也被他们左右。所谓改编了民团,组成了警卫队,只不过是形式。这些绅富对于县长、防军,则运用表面尊重,点滴应命,实权不放,大事自主的方法应付。我到过恩平、宝安等县,据恩平编练专员梁宗伟、宝安编练专员钟竞明口头说过,情况确是如此。对于编委会,则仍依照一切警卫队章则形式、编队施训,按期按月呈报表册,如不是亲历其事的,或许不能看出真相。不过对于地方治安,还肯维持。这虽是因袭过去民团一样,有时是保富不保贫,而大体上说,仍起一些苟安作用的。这样情况的县份,最突出者为郁南县,兹将概况述下:

  郁南县县长为赵文饶。伍观淇派我到郁南,协助赵文饶办理警卫队编练事。因此我驻在郁南的时间,将达一年。(中间的时间,也有得到编委会的命令,就近到郁南的邻县罗定、封川、开建、云浮、德庆、高要等县视察的,但仍以在郁南为主)。郁南编练专员是郁南第六区人莫伯贤,曾当过何彤(编委会委员,任过旅长)的副官,是拥有大量土地且自置有步枪、驳壳三四十杆的豪绅。家里有炮楼,代步有肥马(由六区到县城或商业繁盛亦是交通点之都城,绅商们多以骑马代步,或乘兜轿),经常养有打手十人八人。当莫伯贤由何彤介绍充当郁南编练专员之后,只到县公署和赵文饶见一面,即到都城。莫先与县民团总局长刘梓材、都城商会会长陈仁卿、都城民团(由商团改的)团长陈子俊,商定了一些改组民团办法(见后)。同时,电邀南区巨绅谢桂生到都城,商定南区方面民团改组种种方法。其时郁南县行政区原分为九个:县城及一、二、三区属中部,都城以西四、五、六区属西部,连滩镇接近罗定县的七、八、九区属南部。中部有权势的豪绅是刘梓材(原是全县民团总局局长),西部豪绅是莫伯贤,南部豪绅是谢桂生。都城是郁南县最大的一个市镇。该镇商会会长为陈仁卿,民团团长为陈子俊。郁南县的事,可以说,这几个大绅定出了办法之后,县长也没法变更的。干脆地说,全县的事,都操纵在这几个人手上。地方警卫队的编练,一切办法,当然也脱离不了这几个大绅之掌。何况莫伯贤更是由省编委会派出的编练专员,所以莫伯贤回到郁南,先在都城和几位大绅商定了腹案后,才正式与县长筹商形式上的办法。回忆这办法内容,能记得起的有以下几点:

  1、全县原日民团,一律依章改称为警卫队。县民团总局,在全县民团改编完毕后,改组为县警卫队管理委员会。在该管委会未组成前,改编事宜由县编练处负责,并由刘梓材以地方绅士身份,协助编练处进行工作。各区改组事宜,一、二、三区仍由刘梓材负责,南部由谢桂生负责,四、五、六区由莫伯贤兼理,都城由陈子俊、陈仁卿负责。

  2、改编后训练方面,由编委会派来的编练员负责,分派到各区去。

  3、由于地方原来民团经费不足应付者居多,故团长、队长多是名义职,并无薪项支给。各编练员下乡训练时,经费如何解决,由各区总负责人筹划,县编练处协助。

这些方法,明是换汤不换药的一种敷衍办法。恰值县长赵文饶,又是一个无为而治,持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人物。赵看到了这个办法后,虽然明知与编委会要把警卫队真的办好之原旨,是不符合的,但只求在他任内,县境内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便算称意。赵还说:“这是地方的事,由他们地方人自决自办好了。”这样就完全依照几个大绅的腹案去进行编练工作。其时驻防郁南的防军,是某部(番号忆不起)的一个营。关于警卫队的事情,是由团部政治指导员邓佳平负责洽商办理的。莫伯贤和邓佳平拉拢得如火般热,什么事凡莫伯贤提出的,邓佳平多是赞成。县长、防军两重关都过了,莫等便按拟定的工作程序做去。大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形式上各乡警卫队的改编、训练,报请县长、专员到场视察等工作,是有过三两次的。我曾随同赵文饶到过七、八、九区,连滩四、五、六区,都城等各处看过。按当时实况说,一些不十分认真的训练,有时还要由中部各区的乡,临时召集二三十人,分批随同防军开到接壤广西铜镬大山之六区等处所谓剿匪。作为截击队或后备队的亦确有之,而呈报上级则写得十分漂亮。但这情况也只有八九个月而已。逐渐各乡都以经费支绌为词,请停训练,因此各训练员不得不调回省编委会去。就在这八九个月中,莫伯贤专员名义是驻在县城编练处办公,实际经常返六区家里,或住于都城他所经营的商号(店名忘记)或都城商会。他驻在县编练处的时候,月中亦只两三天。编练处内也只有几个中部各区的编练员住着,时训时辍地度过了八九个月。县长赵文饶面对着这种情况是很清楚的,但他是一个无为而治者,也就得过且过。凡县编练处呈报省编委会的文件表册,送给他看过,他也给我看看后,摘录其大要,按月造报编委会,就算是尽了责了。

  以全省言,有些县份,是善后公署、防军都不大理会,县长也能依照编委会的指示去办的,这无形中是划地而治。至于训练一项,大致各县都依编委会的规章实施的,只进度快慢不同,认真与不认真有别,或有些仅办了三两个月便停止。更有一个主因是,当时盗匪猖獗,治安不靖。由民团改组而成的警卫队成份,大约有下列几种:

  1、本乡的富绅子弟。他们自置枪枝(包括六八、七九、驳壳、左轮等),不务正业,恃强凌弱。这些人只把名字列入本乡的警卫队员名册,根本不出勤,不参加训练,只挂一虚名。更干脆的说,是挂着警卫队员名义作掩护,以便其为非作恶的。此为一类。

  2、本身是土匪,但其抢劫地区,是在远的地方,起码不在本县境内。在外是匪,回乡是绅衿(广东民间一种流行语。在乡村中有权势者说出的话,不管对否,一般不敢反对的,这种人谓之绅衿,非指有功名的绅士而言),亦匪盗亦队员,有列入名册的,有不列的。此又一类。

  3、曾是原日民团,前身是更练(亦称更夫),是受雇的,乃固定为队员。此又一类。

  4、农村中的贫农或中农子弟。适龄壮丁,由绅富们确定其为队员,编入队里。有事则出勤,无事则务农业或小手工业,乃正式编队而又不是常驻于队部的。此又一类。

  以上四类,第一、二两类,有些县份是不参加受训的。当编队训练时,这两类的队员,均暂除名,绝不入册。但其队员关系,则保留而不消失。第三、四两类,则参加受训,但均不很愿意,只是应付敷衍,人去自己亦去,因此训练方面,实谈不到有成绩。

  1929年秋冬间,全省各县市有90%以上,都报告改编地方警卫队完竣。有些没有派专员的县份,亦依照编委会所发的章则改编,报告到编委会。当时编审股曾作过一个不完全或不甚正确的估计,属地方所有的枪枝,连机枪,粤造、沪造长枪及川田、德造毛瑟、曲尺、驳壳、手枪等,合计不下30万枝,如能认真组训起来,地方自卫力量,确实不小。但因李济深“汤山被囚”,时局变化,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政大权。陈氏睚眦必报,对伍观淇一向嫉视,因此编委会奉令裁撤。伍的省府委员及兼任之赈委会主任等职,均被免去,警卫训练班亦不存在。原日职员,遂如鸟兽散。陈济棠对于武训所的学员,亦甚歧视,此辈失业失职者日多。陈济棠后在他的总部设警卫处,以冯焯勋为处长,又在燕塘军校设警卫训练班,另招训一批警干,以陈定平为主任,以培植私人势力。他本着过去野心,把全省的地方武力,作为一支私人的地方武力。

 附录一:

  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的编制及人事

  主任委员伍观淇

  委员刘裁甫陈济棠何彤徐景唐

  秘书黄庆

  参事严博球

  编练科长何彤(兼)龚志鎏(代)

  总务科长张尔超

  督察室

  调查室

  训练股长龚志鎏

  编审股长刘伟山

  宣传股长邓昙

  庶务股长冯人杰

  附录二:

  广州自卫组织略述

  龚志鎏

  1928年冬初,广州市街坊自卫队(或警卫队忆不清,三十年代编印的《广州年鉴》,亦无此项情况记载)的改组,由市公安局主持,改为警察后备队。关于广州市的地方自卫武装统属问题,在1928年春,已经发生过一些争议。主张全省地方武装应一律改称为地方警卫队者认为,广州市的地方武装在法理上应照广东省政府公布的警卫队编练办法办理,归编委会统属。持异议者认为,广州乃华南一大通商口岸,比诸各县不同。广州市的地方自卫队伍应归广州市公安局统属。两说均有理由,久未解决。而实际则沿过去习惯,全由广州市公安局掌管,名义亦不称警卫队,而称自卫队。同年4月间,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赴南京开会,伍观淇代理省主席。总部参谋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邓世增有一天到省主席室谈起此事,邓意是想由省府下一道训令,明确规定广州市的地方自卫武力,全由市公安局掌管,以免此事久拖不清,但伍没有什么表示(当时伍观淇调了编委会两个职员,分日随其同到省府助阅文件,摘要送其审阅。我是其中一人。邓到谈时,我适在座,故知梗概)。后有人说,邓此举是想伍在代主席期间,不好推却,以达到其目的。迨是年秋末,广州地方武装之统属,名义究应如何解决,又微波荡漾的论论停停。原因是当日广州市的街坊自卫队,办理不甚完善,主办人与队员之间,街坊办事人员与市自卫处职员之间,关系不甚好;财政上亦发生舞弊浮支等情况。例如十六甫自卫队改组,上任理财人员(姓名忆不起),被控亏空舞弊。被控者则以款是全由其一手捐筹而来,开支公开,亦有凭证等理由反驳,久争不决。又市自卫总处的职员,被各街坊指责为高官自居,蒙上压下,环请改组。因此政府和市民两方面对于市自卫组织都认为有重新规划改组的需要。酝酿了一个多月,商民方面,推出沈志澄、梁鹤琴、杨远荣等50多人,市公安局派出代表林叔谋、钟定寰、王季子,广东省政府派出张百川等,不断接触开会,商量办法。其时伍观淇曾叫陈家瑜(编委会督察)和我,用非正式调查方法,查查市自卫队的改组筹商情况。我们只得依伍所嘱,从旁调查,得到情况,则用口头报告。事情又经过大概一个月,广州市的警察后备队,又回复改称为自卫队,市仍设自卫总处,各区则设联卫处。各级人员略有变动,从形式和实质上都全操在市公安局手中。恰值是时(似是同年10月或11月初)广州市制改为特别市,直辖中央,广州市自卫队的统属问题因而解决,不再需要省政府、编委会、公安局谈商什么了。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已投稿到: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