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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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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2010-08-05 09:45:06)
标签:

筒子楼

集体宿舍

西班牙语专业

张玫珊

杂谈

分类: 书话序跋

 

陈平原

 

  北京大学的筒子楼,浓缩了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世事沧桑。“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如是说。该书收录了曾在北大筒子楼居住过的几代教授们的回忆,真实、琐碎而动人。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年轻时自恃记性好,不屑于记笔记什么的。总以为需要时脑袋一拍,各种信息就会自动跑出来。等到进入“怀旧”的年纪,突然发现,那记性全都靠不住。连什么时候住哪一幢楼,居然与妻子说法不一,还得东打听、西询问,最后才能确定下来。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校园记忆”之所以如此“不确定”,与当初之习惯于“打游击”大有关系。从1985年初夏到1990年仲秋,五年多时间,我辗转于北大校园内外多座筒子楼。

  记得结婚时,我是博士生,住29楼学生宿舍;夏晓虹已是教师,在19楼有半间房。那年头没有“裸婚”一说,我们也不是请不起客,只是觉得没必要兴师动众,不就是两人合伙过日子吗?来日方长,不争这一朝一夕。双方父母都通达,说节约好,不办什么婚宴了。于是乎,一切繁文缛节都省了。倒是张玫珊出了个主意,乘周末夏晓虹的同屋回家,就在宿舍里聚会。这样,1985年6月的某个周末,19楼二楼直对着楼梯口的“夏家”,迎来了王得后、赵园夫妇,黄子平、张玫珊夫妇,还有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等,加上我们俩,总共九人。两张书桌相接,就成了宴客的场所。看着张玫珊像变戏法一样,从携来的袋子里掏出各种食品,大家莫不欢欣鼓舞。都是熟人,吃喝不要紧,主要是聊聊天。那阵子,我正和钱理群、黄子平合作鼓捣“20世纪中国文学”这命题,“婚宴”几乎变成了学术研讨会。也不能说不把“新婚”当回事,暑假里,跑到大西北去“学术考察”——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这还算是会议的规定路线;至于西宁访亲、吐鲁番游览以及呼尔浩特观光,那可都是自选动作。当年还不时兴“蜜月旅行”,我们也没打这个旗号。

  还是先说说婚后那些“打游击”的日子吧。1985年9月,中文系同事张鸣受教育部委派,去西藏大学支教一学期。恰好此时,学校分给他一间小屋,就在27楼三楼。反正他妻子在城里工作,那边另有宿舍,我们就代为“笑纳”了。记得27楼的二楼归学校财务处管,白天前来买饭票的师生络绎不绝;到了晚上,静悄悄的,只听见老鼠来回奔跑,玩得很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之所以老鼠当家,只因楼内多半为办公室,偶有几间改作宿舍,主人也只在白天出现,读书兼午休,很少在此过夜。这样也好,关上门,静心读书,总比分住集体宿舍好多了。

  好日子过得真快,1986年1月中旬,张鸣就该回来了。眼看着又得劳燕分飞,没想到柳暗花明,好事全让我们撞上了。黄子平的妻子张玫珊是阿根廷华侨,当时在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做外国专家,属于特殊照顾对象,北大为此在蔚秀园给他们配了一套两居室。刚搬好家,又因为张玫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孩子,学校批给黄子平半年探亲假。子平高兴,我们更高兴——从张家新居出来,直接搬进了“黄府”。

  明知是鸠占鹊巢,不可能长久,去时行李一单车,回来也是一单车。1986年的9月,子平、玫珊携子归来,我们结束了半年的幸福生活,又各自回到了熙熙攘攘的集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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