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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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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

(2010-03-10 17:22:00)
标签:

爱书

鲁迅博物馆

读书人

本色

上海

杂谈

分类: 散文随笔

陈平原

 

  明年是王瑶先生去世20周年,此前,我们已出版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八卷本的《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另外,还有三本纪念或研究文集。今年,为了便于阅读,北大出版社推出“王瑶著作系列”,包括《中古文学史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和《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第三种是新编的,我将选目发给几位王先生的弟子,师兄钱理群建议删去其中的《鲁迅和书》,说这文章专业性不够。他说的对,我删了;可还是隐约觉得有点遗憾。

  《鲁迅和书》撰于1983年11月,从未在报刊上发表,直接收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作品论集》。此文专谈鲁迅的“爱书成癖”———“像鲁迅这样爱书成癖的习惯,正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接下来大谈爱书与爱国、博与专、比较与鉴别、观察与思考等。文章的焦点有些漂移,大概是怕被误解,将鲁迅说成“书呆子”,因此赶紧补充:“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正显示了鲁迅的战士与学者统一的本色。”在我看来,所谓“爱书成癖”,本身是一种“文人气”,没什么好忌讳的。

 

  日本平凡社1994年出版了荒井健编的《中华文人生活》,最后一章是中岛长文撰写的《关于鲁迅的“文人”性》,指出鲁迅是战士,是学者,是思想家,但也有“文人趣味”。比如花木兴味、笔墨情趣、购书籍、藏拓片、编笺谱、赏绣像,还有钞古书、自称“毛边党”等,都不是为了完成某个学术课题,而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故沉湎其中。在这一点上,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鲁迅,有其“书生本色”。

 

  我之接近鲁迅,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除了思想与文学,还有物质形态的“书籍”作为媒介。这方面,我主要得益于两本书:一是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此书收录了诸多专家所撰关于鲁迅著作版本流变的文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鲁迅接受史”。另一本则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合编的《鲁迅与书籍装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此书除了印刷精美,可供把玩,书前钱君匋的《序》以及编者辑录的《鲁迅论书籍装帧》,都很有用。

 

  再说开去。我在中山大学念硕士时,有三位导师:近代文学方面我受教于陈则光先生,现代文学则以吴宏聪先生为主,至于新文学书籍以及鲁迅著作版本等,这方面的兴趣与能力,主要得益于饶鸿竞先生。饶教授曾任创造社主将、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的秘书,参与注释鲁迅的《而已集》,当过中大图书馆副馆长,编有《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亿兆心香荐巨人——鲁迅纪念诗词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等。依我的观察,他有“把玩书籍”的兴趣,每回见面,总是侃侃而谈,然后不无炫耀地亮出某本好书。80年代后期,我开始出书,他叮嘱,凡是论述的,不必送;若是史料或谈论书籍的,一定要寄来,因为他喜欢。我知道,现代文学界有不少像饶先生这样因“书籍”而与作家(比如鲁迅)结下深情厚谊的。现在不一样了,发表的压力越来越大,学者们只顾写书,而不再爱书、藏书、赏书、玩书了,这很可惜。

 

  没错,鲁迅是个伟大的战士,可鲁迅也是个普通读书人;正因此,不仅可敬,而且可爱。有机会在鲁迅博物馆的地库观赏鲁迅当年补钞的古书,确实震撼。那次是跟陈丹青一起看,一开始,我们俩都认为不像手写,仔细辨认,方才认可。关键不在技术,而在心态。现在谈鲁迅,更多关注其“上下求索”与“横眉冷对”,很少深究其孜孜不倦、其乐无穷的读书生活。不就是“读书”吗,太一般了,缺乏戏剧性,不够伟大。记得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瞬间爆发出来的巨大生命力,是以平淡无奇的“日积月累”为根基的。

 

  理解鲁迅,除了大量著作与译述,还要看他如何编辑书刊、收集汉唐画像石、辑校古籍、编印《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等。翻看那3函18册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6函49册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鲁迅藏汉画像》一、二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1991年),还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都让我们对鲁迅的学识与趣味有更深入的了解。鲁迅确实了不起,读了这么多书,做了这么多事;但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读书人的本分。

 

  不知什么时候起,“读书人”这个本来很好的词,被污名化了,变成与“思想家”或“革命者”截然对立。于是,读书必须讲效果,书斋连着战场,否则没有意义。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的读书生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提及鲁迅在上海的书屋:“1933年,鲁迅在狄思威路租房一间作藏书室。”(第86页)这么写很好,就是一间书屋,没什么“微言大义”。对于读书人来说,书太多,放不下,又舍不得丢,另外租房存放,再正常不过了。文革中,为了神化鲁迅,曾就此大做文章,说这间“秘密读书室”是专门储藏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鲁迅如何在夜色掩护下,摆脱了特务的跟踪,来到这苦读禁书。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再说,过于“目标明确”的读书,其实不是理想状态。

 

  这两年,我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做题为“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现代文学”的专题演讲。我以为,亲眼目睹、亲手触摸这些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学作品,了解其生产与传播、接受与鉴赏,对于进入历史,从事专业研究,十分重要。这方面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很多工作可做,用时尚的话,“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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