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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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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

(2009-05-03 21:50:13)
标签:

梁启超

清华

国学门

同学录

记忆

杂谈

分类: 亲友文丛

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

——《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

夏晓虹

 

温厚情谊 <wbr>薪火相传

梁启超题写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编这本书,起因于找一本书。

  记得是2002年,其时我辑佚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已交给出版社三年,却还在编辑手中校对不已。反正书未印出,但凡有新发现的梁启超佚文,我便随时转去,嘱编辑插入。当时,由梁氏晚年亲近的弟子周传儒与吴其昌笔记的《北海谈话记》尽管已排列其中,我却一直深感遗憾,因为此文乃是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违背了本人自订的以原刊为底本的采辑原则。何况,《年谱长编》所收不可能是全文,如《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般,在标题后加“节录”二字,终令我心中不安。我知道此文最初刊载于“丁卯初夏”编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只是如何找到此书很让我犯难。

  为了查找这一册《同学录》,我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清华大学校史办不必说,已先请人询问过,回答是未有收藏。这我倒也相信,因为该室孙敦恒编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虽将此次谈话系于1927630,所引文字却全未超出《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中,我也检索到此书。而1930年,梁氏遗书已全部由家人捐献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订立的合约本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梁氏饮冰室藏书寄存本馆经过》,《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版)一条,则现时的北京图书馆(即今日国家图书馆)应藏有此册。遗憾的是,检查卡片一无所得后,我甚至惊动了德高望重的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然而相关部门查找的结果仍令人失望。

  就在我已不存念想的时候,偶然在家中翻看2001年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意外地发现其中载有吴令华所写《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一文,篇末注明作者为“吴其昌之女”,且人在北京,顿时喜出望外。从北京市文史委探知吴令华先生的联系方式后,当即打电话询问。果不出我所料,吴先生手中的确保有一册由其父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日后听吴先生说起,方知此书也是其偶然得之。令华先生本是吴其昌的外甥女,因舅父无出,才过继为后。她幼时见此书印制漂亮,向父亲讨下,收藏至今,才不致在其父1944年谢世后散失。这段书缘让我欣幸自己的运气真好。

  亲眼见到这册寻觅已久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我的第一感觉与吴令华先生一样,只觉此书精美异常。蓝色布面精装的三十二开小书(208mm×135mm),三孔线钉,上有梁启超题写的烫金书名,浓重的北魏韵味,一如梁氏既往的题字端庄大方。碑文般凹刻的金字,配合封面的深蓝,整体肃穆、雅致。开本也别具一格,横向左开,内页共一百面(含前后单衬),全部用道林纸印刷,师长与同学的照片均眉目清朗。作为主体部分的同学介绍,或自述,或由同学题撰,亲切有味,展现了写者与被写者双方的才情。窃以为,这应当属于当年难得一见的精品书。一时的兴奋与冲动,使我当场向吴令华先生提出了影印出版的建议。

  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容易。确有编辑对此书感兴趣,可惜格于印数的考量,选题未在出版社通过。甚至其出身之地的清华大学,对这一册存世稀少的珍本也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还在初次见面时,吴令华先生即提及,2001年清华纪念九十周年校庆之前,她曾去信联系,表示愿提供版本,亦无人理会。看起来,我们眼中的和氏璧颇似璞玉,非经过一番剖治,很难使人领略其精彩。恰在此时,一位编辑“重新制作”的话点醒了我,于是,以学术传记汇编的形式,呈现清华国学院学术薪传的思路浮现出来。

  设立研究院,本为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大学转制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唯一招生的“国学门”,自19259月首批研究生入学,到19296月底结束,短短四年间,总共培养了四届七十名学生(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以毕业计)。而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多有日后在各学科领域中声名卓著的大家。按照个中人蓝文徵的总结,除去早逝者,留学英、法、日本的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而19374月出版的《清华同学录》中,研究院国学门已有三人明确记为“已故”,大抵属于蓝文徵所谓“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尽管抗战期间,至少又有储皖峰、姚名达与吴其昌先后谢世,而其人已然成名成家,著作宏富。

  一般而言,学界印象中的清华国学院几近“神话”。这包括了著名的“四大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倾心指授,也与毕业诸同学后来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如以收录颇丰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高增德主编,书海出版社1994年版)为据,列有条目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共二十七人,所分布的学科大体为——

  历史学:周传儒、方壮猷、谢国桢、刘节、陈守寔、卫聚贤、蓝文徵

  历史地理学:王庸

  考古学:吴其昌、朱芳圃、吴金鼎

  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徐中舒

  考古学、古文字学:余永梁

  金文甲骨学:戴家祥

  经学、历史学:杜钢百

  中国哲学史:高亨

  目录学、历史学:姚名达

  目录学:刘纪泽

  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王静如

  语言学:黄淬伯、王力、姜亮夫

  音韵学:裴学海

  古典文学研究、语言学:刘盼遂

  古典文学研究:陆侃如

  文学批评史:罗根泽

  法律史学:杨鸿烈

  上述诸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均为一时之选。不过,这种归纳实际尚不足以彰显其人学问的广大,即以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全集”的姜亮夫而论,他在《自传》中声言,“我是个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传末附录的著作简目,因此傲然分为“史学之属”、“语言之属”、“楚辞之属”、“敦煌学之属”与“汇辑之属”五类,大大超出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为其定义的“语言学家”一隅。

  在上列诸家之外,本编另外补充的程憬、赵邦彦、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冯国瑞、黄绶、蒋天枢、储皖峰、裴占荣各位,也大抵都以治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尽管著述多少不等,其中仍不乏传世之作。即便未能找到传记资料的毕业生,其著作也仍有一印再印、沾溉学界者。如杨筠如之《尚书覈诂》,便先有王国维、后有李学勤作序,1934年初版本问世后,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92005年两度排版印行。

  恰如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文中所说:


  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现代中国》6辑,200512月)

 

  也即是说,清华国学院的耀眼光辉,正是由四大导师与毕业同学的辉煌成果合力构成。而若将其真正落实,具体呈现这一师生间的薪火相传,在我看来,最佳且易于操作的方式,便是将弟子辈的学术传记汇为一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发现,正提供了合适的机缘。

  我所持的选录标准,首重自传,其次为同学撰作,再次乃是出自学生或朋友之手的评传,以下依次为研究者考论及家属忆述。如此分别的理由是,在自述或同学撰记中,清华学术传承的脉络会更为凸显与清晰。目前搜集到的三十五人传记资料(上举余永梁除外),恰占全部毕业生的一半,作为本编的主体,列为辑一。

  辑二则着意从学生的角度追忆校园生活。其中蓝文徵与姜亮夫二文,属于较为全面的记述;黎东方虽非国学院研究生,但其从大学部学生的视角观察“四大导师”,也自有难得的鲜活可爱处。余下四篇,各选一得意弟子,回顾四位导师的学术生涯及亲承謦欬的经历,既可如实展示学脉的延续,也可使师长们在本编有集中亮相的机会。

  辑三即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原本影印。但因吴其昌1927年初夏编制此册时,仅有两届学生入学,故本辑末后又收录了自1937年版《清华同学录》截取的国学研究所四届毕业生名录。需要说明的是,吴本《同学录》的排名次序颇有讲究,乃是根据当年的录取名次而来。本编各传即以此为准,分别先后。19271928两届学生的序列,亦参照其时的录取名单确定。

  编辑此书的过程,对于本人也是一次美好的、值得不断回味的记忆。发生在清华国学院师生之间的那份温厚情谊,尽管人事代谢,生死存亡,八十多年来却始终不曾断绝。如前述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毕业的杨筠如,即是因1926年完成的《尚书覈诂》初稿而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誉为“文约义尽”,“不愧作者”;随着其处女作的不断再版,这份期许也已流衍为令人歆羡的佳话。我还看过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的王力著《中国古文法》,那是他1927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卷首有梁启超“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评语,文中多处也留下了梁与赵元任两位先生的眉批,而赵批中“言有易,言无难”,更成为王力终身治学的座右铭。此外,未见于本编的汪吟龙,于1934年出版了《文中子考信录》,那也是他1926年离校前写成的论著,导师梁启超简短的批语作为跋文,也恭敬地移录卷末。

  凝聚为一个群体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彼此之间的友情同样引人神往。抗战中先后辞世的三位同学,储皖峰走了,有侯堮作《储皖峰教授传略》、王静如作《纪念逸庵兄》;姚名达去了,有吴其昌撰《哀念姚名达教授》;吴其昌自己也随后逝去,又有方壮猷及时写出《吴其昌教授事略》。即使进入垂暮之年,同学之谊也未尝稍减,反更见浓挚。19766月,谢国桢在“文革”灾难尚未结束之际,即以古文笔法撰成《记清华四同学》,忆念已经离世的吴其昌、王庸、冯国瑞与刘盼遂四君,情意深长;1989年,年届八十三的戴家祥,作文“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而其时已在吴氏病殁四十五年以后;1983年,八十五岁高龄的徐中舒仍执笔为老同学黄绶的《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写序,对于读书期间,黄氏在导师梁启超的指导下,一年之内完成《两汉行政史》与《唐代地方行政史》两部大著印象深刻。至于冯德清留下的两通刘盼遂信函,经其子冯天瑜教授编入《(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以其恒长的收藏,见证了同窗间的日常关切。

  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引出的话题甚至学术课题可以更多更长,但这已非一篇短序所能承当。尽管经过清理藏书与编制电子书目,这册当年遍查不着的小书已在国家图书馆悄然现身,可我仍然要感谢那一段曲折漫长的寻找过程——这本《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才会因冲动与感动而产生。

  本书编选期间,与吴令华先生合作愉快。这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2009312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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