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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诅咒,还是祝福

转载 2016-06-30 08:53:35

                      诅咒,还是祝福

                                                   ___ 读《郭文斌精选集》

 


                                                                孔见

 


       诗以言志,对于众多写作人而言,文字的结构在于抒发自己胸臆间抑郁的情志,把梗在咽喉间的那根带血的刺吐出来,将内心沉积的痰气清理干净,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慰。一旦不平之气抒泄完了,写作的精神头只能依借对功名利禄的兴致,否则就难以为继。但有少数写作者并不止步于此,他们希望手中的笔能够撬动一些事物,树立某种东西,使世道人心有所改变;他们希望自己吞吐的文字,能够给这个并不十分美好的世界增补一些景气;他们甚至赋予文学某种扭转乾坤的权能。因此,他们的表达带有鲜明乃至强烈的道德倾向,对现实叙述也有相应的裁剪。郭文斌就是这样的写作者,在当代的空旷里,他们为众不多。

       对于任何人,都有一个接受现实的问题。倘若能够接受现实的全部,满心欢喜地拥抱这个世界,那他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但事实上,我们通常能够接受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很小的部分,即便是自己生老病死的生命。那部分无法吞咽下去的现实,夜深人静时就来折磨我们,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于是也就跟这些过不去的事物较上劲,忘记了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忘了来到这个世界的初衷。一旦如此,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怨恨就可能愈演愈烈,到了某种程度,你就可能而且需要成为一个诗人,因为诗可以怨,愤怒能够出诗人。在文学的世界,聚集着众多难以接受现实的人,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改变现实,以及改变这种现实需要付出的成本,更不想成为成本的一部分。或许是因为如此,文学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从屈原的《离骚》,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再到《红楼梦》,愤世嫉俗的思潮演绎到极致,便是绝尘弃世,逃亡虚空。在西洋,批判现实主义一度成为文学的主流,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它深深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传统在我们的思维里搭起了一种观念:文学的天职是揭露与批判。就像黑熊以腐烂的尸体为食,作家是以社会与人性的溃烂、龌龊为创作源泉。因此,社会腐败与人性堕落的时代,是作家创作的沃土,即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也。作家的笔必须是一把匕首,插入黑暗的心脏;它必须是一道光,直射进地狱阴森可怖的核心。倘若不是这样,就不成其为严肃的文学,就是故做多情的风花雪月。

       对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现状加以揭露、鞭挞,乃至诅咒,体现社会良知的未泯,唤醒人们对丑恶与腐朽现象的愤懑,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成为历史发展的驱动力。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赞扬过巴尔扎克、果戈里等作家对社会革命的影响。文学批判能够干预并促进现实的迁移,至今似乎仍是文学工作者秉持的信念。黑暗、龌龊、仇恨、愤怒、控诉、抗争、牺牲,成为许多故事推进的基本逻辑。在许多人心眼里,真正的文学应当是悲剧,倘若有人写着写着便唱起了赞歌,就被斥为媚俗与粉饰太平,就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然而,任何合理的观念一旦被推向绝对,都会变得荒谬。在一种传统中,当揭露与控诉追加都某种程度时,它的积极意义就可能倒转。想想吧,当天下的乌鸦都一般黑时,谁会徒劳地去去做一只白色的乌鸦?当污浊已经成为世道的常态的时候,同流合污、浑水摸鱼不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并不是任何现实和人心都经得起暴风骤雨的抽打,和雷霆万钧般的诅咒。某些历史阶段,现实脆弱得经不起响亮的鞭策。批判不断追加,愈演愈烈,最终可能成为现实不堪的重负。讳医忌药,杜绝逆言固然可恶,但过于迫切的要求和近乎绝望的斥骂,可能于事无补,甚至恰得其反。更何况,批判也可以成为一种媚俗的方式,让一些人从中渔利。特别是批判不再体现一种健全的理性,而是成为一种作秀姿态的时候,诅咒是比歌颂更加恶心的行径。

       想当初,文学并不一上来就破口大骂的,许多民族文学的源头差不多都是一些赞美诗。《诗经》基本上是颂歌,咏叹自然与先人的恩泽,咏叹劳动的颗粒与爱情的芬芳,咏叹窈窕淑女与品质如玉的君子。几千年下来,对自然的赞叹,诗人们一直都不吝啬自己的灵感,但对社会与人性的称扬却变得越来越勉强,越来越虚情假意,言不由衷。或许是受文学之外有形无形的约束,当代文学对社会的批判不见得有多少深刻,但对人性的批判却长驱直入,几乎到了不给人类留情面的程度。在书写人内心的猥琐、阴险、狡诈、歹毒的方面,作家们可谓极尽其能事,表现出非凡的天才。影视界一度流行的宫廷戏和商战片,大都聚焦在人与人之间的如何使坏,用尽人间的韬略与伎俩,将利益关系中的对手往死里掐。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严肃文学代表、并赢得巨大宠荣的作家作品中,他们刻画得最成功的都不是什么好人。特别是在描绘一些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人物时,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解力,也往往将其妖魔化、玄诞化。不能说这些叙事没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依托,当代社会恶性竞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性的狰狞,已经超出了作家们的想象力。但是,这难道就是生活的全部吗?如果将人都描绘成为一种穷凶极恶的物种,不值得信任、爱戴与珍惜的可怕的妖孽,社会也就成了群魔乱舞的阴曹洞府,我们对自身的认同和对同类的慈爱与关怀,便找不到可以安放的地方。事实上,过度渲染世态的炎凉与人心的叵测,对于人性中善良的情感,构成了极大的压抑。一旦这种压抑积累到某种程度而又找不到出路时,我们很容易在精神上上当受骗,成为某种邪教的信徒。

      显然,郭文斌的写作,承接的不是这种不断强化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源自《风雅颂》的更加古老的传统。他企图从甚嚣尘上的市声中,回退到一种无邪的初心,来体味和赞叹那些美好的事物,守护一些古老的价值。作为一个涉世不浅的成年人,对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不美好、甚至极其丑陋的现象,文斌并非视而不见,或是熟视无睹,只是他知道寄生在不美好乃至丑陋现象中的人,本身并没有赚到了实际意义的便宜,他们在攫取眼前那点蝇头小利的同时,断送了自己身上最最珍贵与闪光的宝藏,玷污了自己生命源头的水流,其中包括内心的安详与纯真的快乐。在跟自己的良知作斗争的过程,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社会的伤害甚至更加灾难深重,因为人是无法完全蒙昧住自己良心的,他的一切行为最终都要接受自己良知的审判。良心上的亏损使他们的心性蒙受耻辱,他们失去俯仰无愧疚的光明与骄豪,他们其实是一些无知的受害者,误入歧途的羔羊。作为一个有着深远洞察力和善良情怀的人,犯不着去与他们一般见识,与他们纠缠一起并在溺水中同归于沉沦。我想正是这种清高的姿态,让他在包容了人间的不平之事之后,还有一种由衷的喜悦来祝福那些心向往之的事物。

       在文斌的选集中,有相当大的篇幅,用以叙述人与人之间相互给予的温暖与照亮,特别是在艰难的岁月里,对于亲人与他者毫无保留的关怀与奉献。有的篇目读起来催人泪下,极具感化力,近乎于赞美诗。《永远的堡子》里的母亲,《大山行孝记》里的儿子,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所能给予的东西也十分有限,但她们的行止让你领受到感天动地的伟大。时下的阅读里,被崇高与伟大的情怀所感动与激励的情形,实在是久违了。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人性的辉光已经被埋汰得太深。那些庄严与神圣的信念与品行,在戏谑、嘲弄和装神弄鬼的仪式之中也几乎被亵渎与消解殆尽了,而在看到太多该诅咒与吐槽的现象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给予我们希望与信心的东西,让我们认识人高贵的所在。今天,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出示足够的材料来证明人性的美好,证明人是一种值得尊重与珍惜的事物。有时候在大街上走着,我真想找个人,向他深深地鞠上一躬,但又怕把人家给吓着。

      《农历》是全面灌注着文斌先生文学理念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具创意性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寻根之作。该书通过偏远乡村里一家子人细碎的日常生活,来诠释农历各个节日里蕴含着的温馨寓意。历书一般看来只是时间周而复始的度量衡,中国的农历却不完全是这样,古代先贤在设制一部时序表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时间进行分割,而是倾注了对自然和人文的深刻理解。尤其是那些节日的设制,其中包含的祝福、追怀、期许与暗示,体现了古德对人天关系与生命本源感而遂通的领悟,其仪轨灌注着强大的正念。文斌认为,“静泊在农历深处的这些‘节’,正是中国人的‘心灯’,也是岁月和大地的‘心灯’”。他希望能够将这些日渐昏暗的灯盏捻亮起来,给孩子们的心智注入些微的光芒。他赋予文学以传薪火、接慧命的使命。小说通过涉世未深的一双姐弟和父亲“大先生”的对话,揭示节日及其相关的民俗礼仪中积淀的人文精神(作者称之为“农历精神”)。许多人看来是腐朽礼教的范畴,在作者灵性充沛的叙事中,还原为生趣盎然生活图景,呈现出中国式的天、地、人、神四维的诗意栖居。从农历里走过来的孩子们,通过一个个节日鲜活记忆,能够感同身受地经验和领会了守、净、蜕、清、稳、感、慈、救、恩、孝、诚、敬、等在古老的价值,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石,获得精神的滋养。在自由的风越刮越大的时代的坡地上,人更需要信念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屋子筑基。

       通过文学来宣扬某种道德,历来都是一件犯忌的事情。郭文斌的写作多少带有冒险性质,在美学上也会遇上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甚至会显现出某些破绽来,招引怀疑与非议。但对于文斌而言,他“一定要写那种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的文字”的发心,已经超出了某种狭窄的文学审美范畴。在文学的诸多功能之中,他要彰显的是教化功能。他在自己文字中所倡导的安详理念,正是他勉力践行并且从中受益的,完全不同于庙堂上自欺欺人的说教。他所赞美的事物,特别是具体的人,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可能会发现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存在值得质疑的地方。包括文斌自己,不见得已经止于至善,也有一个自我磋磨的过程。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呈现在眼前的闪光事物的称扬,和某种高尚情操的倡导。他相信,比起声嘶力竭的批评,这种肯定和激励的方式更能够扩大人性美好一面的生长。我们经常在不了解某件事情的全部原委之时,就开始牛气冲天地斥责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确认一个人是尽善尽美之后才来赞美呢?

       文学的利剑是应该去戳穿社会与人性的黑暗的,但在虚伪矫情的赞颂与气急败坏的批判之外,文学也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祝福,来平衡凌厉的批判所带来的杀伤力,帮助我们守候或建立内心的田园。而这种祝福,也可以理解为杜鹃一种啼血的呼唤。实际上,对黑暗最有力的诅咒,莫过于放声歌唱我的太阳。

   

       孔见,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委,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随笔、小说、诗歌创作和哲学研究,作品有随笔集《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赤贫的精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诗集《水的滋味》,评论集《韩少功评传》,以及小说《河豚》等,有多篇论文发表。

      此文发《文艺报》2016.6.29三版,见电子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6-06-29/88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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