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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中国向何处去

转载 2016-07-10 16:42:32

原创 2016-07-09 格隆 港股那点事

推荐:精神内敛雄浑厚重的好文!——“包围我们的洪水是否其实从来就没有褪去?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到底怎样才能走出洪水围城这种梦靥一样的肆虐轮回?

(正文)​

一、洪水

初中同学发来了他家被冲得仅剩地基的房屋照片为了保武汉城区,他家所在地被选择作为了泄洪区。而那座已经消逝无踪的三间老式屋子,我在初二的暑假还去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

对家乡父老家园一夜被毁的悲戚,格隆感同身受,却又无能为力。我是从那块土地走出来的,我读完了这个国家所有能读的学位,但我除了发动身边朋友做点捐款外,其他的,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哪怕只是一句问诘

这种挫败感真的令我无地自容

这场发生在格隆家乡的水灾,再次把这个社会诸多隐藏在水下最残酷却又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在了我们面前,而媒体刊登的南京某区副区长坐在七、八名警察蹚水保护、推拉的冲锋艇上“视察”水情,冲锋艇上另外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手持照相机对着副区长拍照的照片,则令我不得不跳出这场水灾,对这块土地做些更深度的思考:

谁该无地自容?

包围我们的洪水是否其实从来就没有褪去?

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到底怎样才能走出洪水围城这种梦靥一样的肆虐轮回?

谨以此翻新旧文,祭奠12年前去世的杨小凯,也算格隆对家乡土地上正遭罪的父老们的负荆。

二、国家

这篇文章的题目“中国向何处去”,来自60年代湖南的一个高中生。

他叫杨小凯——格隆大学十年经济学研读下来最敬仰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格隆看来,华人圈里唯一能配得上“经济学大家”称呼的人,没有之一

(BTW,如果您希望读点货真价实的经济学,格隆力荐两个人:杨小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海外则是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小凯原文章的背景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社会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只是一个高中生的杨小凯却对革命的血腥表示怀疑,写了一篇冷静独立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从法兰西革命入手,张扬民主、质疑革命、废除常备军等一系列主张。在当时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高中生杨小凯由此被判入狱,并在洞庭湖边阴暗潮湿的狱中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请参阅格隆撰写的文章《大家小凯》)。

中国文化一贯是“报喜不报忧”。不出意外,这次水灾后,又会是一系列的表彰,而总结的词语也逃不出“救灾得力”、“人民群众情绪稳定”这样的范式。在全国一片和谐,上上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背景下,格隆一介布衣,既没有小凯那样学富五车的学识,也没有他那样高瞻远瞩的分析框架,仍不自量力,斗胆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忧患式大标题借用,一是出于对小凯这位具有屈原一样情怀和才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有着惊人预见分析,却从头到尾被中国主流社会排挤在边缘的大家的缅怀祭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一种对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守土有责”的乡土责任情怀:

当我们从此必须告别双位数的GDP增长,当过往高速增长掩盖下的矛盾开始暴露,当我们发现我们一手造成的雾霾和河流污染已经不再能换来财富,当我们整个社会“未富先老”、社保资金捉襟见肘而被迫把退休时间推后五年,当显示我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水平,当我们拥有嚇人的13亿人口却竟然一直在讨论一个经济学理论里根本不应存在的课题“内需不足”……

我相信,再乐观的研究者也能发现:捆在我们身上,阻碍我们创造财富的绳索在勒紧,而不是放松。

唱赞歌总是容易的。但,一片喧嚣繁华之下,有点更独立冷静的思考和声音,总不是坏事?

中国过往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我们误以为很多事是理所当然,甚至让不少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自信与自尊。当世界都在谈论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正在重新崛起的时候,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目光看待自己并且审视身边的世界,才能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并获得应有的尊重?我们的自信如何不演化成盲目自大,不演化成闭目塞听,我们的自尊又如何远离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反省精神,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自己,并把握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的潮流?

这些决定了未来中国的演进节奏与方向。

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从来不缺创造财富的激情与思路,只要把捆在财富创造上的绳索放松!

问题是:有哪些绳索?

三、家乡

今年春节期间,格隆回了一趟位于长江汉水之滨江汉平原的家乡。这里古属楚国核心腹地,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隐忍,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霸气,有“楚囚而南冠”的从容,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国破投江的忠贞,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临江不渡自刎而死的决绝……

,家乡人都有极强的家乡归属感与家族荣誉感,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墙和护城河则在悄无声息陈述着这块土地曾演绎过的兵戈与辉煌。

但这次回家乡,明显感受到了父老一种挥之不去的迷茫。所有的土地(农地、菜园、池塘)都被强制廉价征用,村民则被集中迁移到专门的“还建村”。每家每户按照一个壮劳力每月发放300元的补贴(实际值发放150元)

——大哥告诉我,这是全家唯一的货币收入,

但这些钱去买农村原本根本不用花钱的粮食和蔬菜都不够,就更不谈其他那些什么一辈子都没听过的“物业管理费”之类的了(大哥怎么也想不通,住自己的屋子,还要给别人交钱)。过去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时候,心里总还有些想法和盼头,会想方设法多生产,以图下一年能承包更多的地,或者扩大其他农副业规模。现在,想都不要想了。

父亲告诉我,江汉平原角角落落现在都是这样。

大哥忧心忡忡问我这个见过世面的“文化人”:这叫怎么个事?以后你侄子他们吃什么?

我本来想给他解释一下什么叫“城市化”,什么叫“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向”,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这个迂腐的尝试,因为我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越城市化,日子反而越没着落,那怎么是“社会进步”?

所以只是苦笑着告诉他:让侄子去沿海打工吧。勤快一点,至少能填饱肚子。大哥对这种背井离乡的建议反应很激烈:村里那么多年轻人,不是你侄子一个,文化又不高,都去打工?就为了填个肚子?孙子辈谁管?那日子还有个什么盼头?

顿了顿,神情又黯淡下来:嗯,也只能这样了。你见过世面,帮他们寻点工作吧。

抽空去拜会了原来家乡的中学校长。格隆当初算是学校的骄傲之一,因此满头白发的校长对我的到来显出了由衷的高兴。杂七杂八拉了很多家常话,记得最清楚的一段话是校长的慨叹:哎,这么大一块土地啊,这么多伢,这些年真正走出去的就你一个,就你一个啊!你读书那阵还有大城市的知青当老师,那素质没得说。现在根本留不住人了,稍微有点水平的老师都去城里了。这个样子,你让这些伢们怎么考得上大学?怎么考得上嘛?!

格隆无言以对。

村里那些给自己带来无数快乐的儿时玩伴全在务农,这是悲哀的事实。这次回来也遇到好几个,但也仅限于点点头,然后连寒暄都没有,就躲我一样的走开。我能看得出艰难岁月在他们额头和身上蚀刻下的深深痕迹。我自己也曾经一遍遍想过关于自己的假设:我是怎么考上大学的?有多少是天分和勤奋?又有多少是幸运?

一旦丧失了求学这条路,农村孩子还有多少所谓的希望?农村的家庭又有多少所谓的希望?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淳朴的中国农民不算什么,但机会的不平等则会侵蚀农村家庭单元的根基。

离开老校长家,格隆在家乡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独自晃荡了一圈。街道比过往农村总有一堆堆牛粪的泥土路干净整洁了很多,但儿时洋溢在家乡父老脸上的那种愉悦和奔头明显没有了,多的更多是匆匆步履和掩饰不住的惶惑。

这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地?我的家乡?

记得格隆大学毕业那年离开家乡,村里父老乡亲送行。读过小学(这在我们当地算高学历了,所以父亲有机会担当公社书记一职)的老父送了我四个字:俯仰无愧。

我知道这是对他儿子的莫大期许,但更令我难忘的是临上车前老父把我独自拉到一边的另外一句嘱托:幺儿,出门万般难。扛不下去了你就回来。没人会瞧不起你。家里有地,饿不死人的!

这句话让我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一路泪眼模糊。

想到路遥小说《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跪在家乡黄土地上热泪盈眶的那声呐喊:我的亲人!

但现在我已无土地可跪。举目望去全是土地被征后还建的粗糙楼房和不平整的水泥路面,那条过去承载了我儿时无数美好记忆的河流散发着难闻的臭气。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不知道这种变化对我的家乡父老是好还是坏,微如草芥的他们只能接受和顺从。

但我看得出,他们不开心。那种“家里有地,饿不死人”的底气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任人摆布的迷惑和对未来无从把握的担忧和恐惧

——他们在丧失创造财富的能力,哪怕那种财富仅够温饱。

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这片土地上的父老。我只是不太明白,为何我的乡亲那般的勤扒苦做,最后还是只能勉强度日而已?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几乎承载了这块土地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苦难与成本

——即使是建国后依然如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的方式是赤裸裸的掠夺,中国则是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把利润从农业隐性转移到工业,变相实现工业的原始积累。所以8亿农民的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始终是从属与依附于工业的。

问题是,这种多年的从属与贡献,不单没有获得应有的回馈与反哺,反而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与变本加厉的索取对象。

今年年初家族族长号召族人捐资修祖坟,格隆立即响应——这样做,是希望无论未来自己走到哪里,无论自己有朝一日老去是否叶落归根,我都能在内心知道自己来自哪块土地,自己的根在哪里。家族血脉才是这个星球上所有角落、所有生物真正的纽带。

不要和我扯组织比爹娘更亲这种鬼话:在我简单的思维里,爹娘永远是我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离开前,我问家族辈分最大的老伯爷:祖坟这块地,政府有没有可能收走?老伯爷用力顿了顿拐杖:我们家族自己的地!他们敢收,我这把老骨头和他们拼了。

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根系,财富与梦想追逐的意义何在?

微斯人,吾谁与归?

微斯乡,魂归何处?

四、财富

记得去年上半年,市场讨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债务比率,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置换: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中国QE的开始,未来中国经济、中国股市从此将走上红红火火的康庄大道。不少朋友也纷纷就这个问题与格隆探讨:QE了,印钱了,这么大事情,格隆你怎么一点也不点评一下?!

不是格隆摆谱不谈,只是觉得全市场为这么一个战术性的小修补动作而吸食毒品一样的high起来,实在没有必要(也可以看出市场是多么渴望上涨,多么渴望财富啊)。所谓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置换,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主体置换。以前债务主体是地方融资平台(比如城投公司),现在改为地方政府,儿子的债老子还,貌似提高了债信,实则既未换汤,也未换药。二是期限置换,把迫在眉睫的还款展期,短期债务长期化。

有用吗?当然,地方政府还款压力减轻了,融资成本降低了,可以继续融资上项目了,银行贷款坏账压力也减轻了。但,本质上仍然是个朝三暮四、寅吃卯粮的金融时间游戏,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都是七颗枣,一个战术修补动作而已,没有解决经济生产力的本质问题,更没有解决中国向哪去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体制的优劣,其实就取决于两点:

1、它如何创造财富;

2、它如何分配财富;——打砸抢也是分配的一种

以上两者相互制约,互为因果循环。没有完美的机制与社会,但如果一个社会的相关机制能够保证增量财富被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用合理的分配方式保证这种增量财富创造过程不被中断和扭曲,这个社会就基本会是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社会。

在经济学者来看,撇开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去谈主义,是很扯的事情。

拉美是最生动的案例。

中国人多,所以对几乎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意见,惟独拉美除外。拉美几乎是中国主流以及非非主流视野里都不屑一顾的地区。

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多少。那里滋生着几乎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多数人的生活堪称贫困。

格隆提醒一下诸位,拉美多数国家独立的时间与美国差不多,但最后的发展差距是云泥之间。历史书会告诉你拉美的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这个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是瞎掰。

很明显,这个产生了玻利瓦尔、切格瓦拉、马拉多纳等诸多堪称伟人的地区,

一直没有找到财富创造的阿里巴巴之门。原因何在?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实远没有那么复杂: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

换句时髦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创造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个生动的案例是我们的近邻缅甸。你能想象,二战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缅甸吗?但今天,军政府治下的缅甸人均GDP还不到二战结束时的一半。

当然,未来或许不同了,因为他们有了昂山素季——一个在格隆看来,堪比曼德拉、特蕾莎修女的伟人。

财富创造本质上不是个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创造财富是人类天性,根本无需通过颁发“先进生产工作者”、“标兵”之类的证书去督促和引导你只需确定一件事就好了:谁创造的财富归谁所有,或者大部分归其所有。

78年以前,中国农村生产力接近崩溃,萧条与饥饿遍布整个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个冬夜集聚在一个破败的农家茅屋,通过按血手印分田到户的方式轻松解决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无人能解决的,中国农民没有粮食吃的“天大的问题”。

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其实与大名鼎鼎的新制度经济学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理论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则企业乃至国家的存在都没有太大意义,财富会遵循自己的路径生产出来。

简而言之,财富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尊重产权。

如果任何人创造的财富随时会被拿走,没有人会努力去创造增量财富,而是处心积虑考虑怎么瓜分存量财富。这种财富创造和分配逻辑会导致历史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循环

——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遍一遍轮回的。

所以格隆从来不认为历史书上那些农民起义值得肯定。恰恰相反,他们是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实实在在的破坏者。当然,为生活所迫,官逼民反,他们自身并无对错。但如果跳出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窠臼,站在历史的全局高度,我们可以轻松发现:类似项羽一把火烧掉600里阿房宫的痛快,是一种赤裸裸的财富毁灭与恶性轮回。

最近格隆看到过这么一个标题:某某省道被钉子户“腰斩”。内容没有打开细读,但从标题的遣词造句已经可以看出记者异常鲜明的偏向性——格隆想问的是:

我的房子,不爱拆就不给拆,有什么不对?

撇开公有私有的载体——财产——去谈论公有私有的优劣是很扯的一件事。财富私有,权利公有,基本是经济学研究案例中财富创造的最优路径与方向。

无恒产者无恒心。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房屋土地年限只有70年,70年后怎么办?网上诸多言论是肯定不能无偿给予,否则就私有制了。

他们忘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甚至一直到58年,除了人民公社后,我们的土地一直都是私有的——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的强大与财富创造能力

——实际上,我们远没有达到我们祖先曾经达到过的辉煌:中国有几个朝代能像汉朝一样喊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又有几个人知道,甚至到了我们认为积贫积弱的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GDP还有世界的1/3?!

其实有很多一看,用常识都知道有问题的认识误区,但我们习以为常——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反省和质疑的能力?

五、内需

现在回到财富分配的另一个环节:中国内需不足。

这是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但很少有人想过,这个词听起来有没有一点不对劲?

中国有全球第二的GDP,有13亿人,竟然内需不足?

这个在经济学理论看来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悖论。

我们转向另一个经济学名词:基尼系数(见下面示意图),就基本能明白内需不足的根源。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国际上通用来考察一国居民收入公平与否的分析指标。

其具体含义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图中A)所占的比例(A/A+B)。基尼系数最大为“1”, 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

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显示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就说明收入分配进入危险不平均区,社会将堆积愤怒与不满,很容易出现动荡。

中国基尼系数从1984年开始一路攀升, 2007年上升为0.498(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的数据),而联合国数据曾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0.5

(中国国家统计局基尼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2014年为0.469,2013年为0.473,但被普遍质疑偏低)。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只会比以上数据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2011基尼系数为0.27,德国为0.3左右,美国略高,为0.45左右)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一般基尼系数在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被视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少部分人占有了社会多数财富——在经济学上,这种情况会导致典型的拉美哑铃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无法产生,庞大群体陷于解决基本温饱需求,内需始终是一场梦中花水中月。

六、中国梦与中国结

回到中国梦。

杨小凯的理论逻辑体系其实是非常靠近“制度经济学派”的。

在他的理论中透露着大量的制度思考与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这实际是小凯个人的中国梦。小凯的研究从不为政府背书或者歌功颂德,而是自始至终以完全独立得近乎不受人待见的角度真正思考着中国之命运。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早早提出了诸多现在看来仍很前卫但必然要发生的改革建议,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而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关于宪政的研究则贯穿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小凯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

,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研究并提出“后发劣势”理论。简而言之,就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宪政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带来的沾沾自喜,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本身不会带来社会稳定,反而会激化社会冲突——当年在林毅夫的与杨小凯之间曾经爆发震动学界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俱往矣。对林毅夫与杨小凯而言,赞美也罢,质疑也罢,都是期望自己的祖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很像中国过年传统悬挂的美丽吉祥中国结。

中国结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装饰品,中国结的特点是:那么多造型独特、绚丽多彩、内涵丰富的图案,其实每一个结从头到尾都是用一根线编结而成:找准绳头,按照可循的逻辑与路径,我们可以编织出我们梦想的美丽图案——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

否则,就是一团盘根错节的乱麻。

七、

韩侂胄的悲剧

史学界有“崖山之后无中华”之说。作为“中华末朝”的南宋,发生过两起历史大冤案:

一起是公元1142年岳飞的被害,而另一起则因为历史刻意的遮盖与扭曲而鲜为人知,那就是“开禧北伐”的主持者韩侂胄的被冤杀。

韩侂胄是南宋最后的主战派。

从他上台主政开始,先是“崇岳贬秦”,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之后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公元1206年,韩侂胄准备多年的“开禧北伐”正式开始,初期成效显著,但在主要战将西线的吴曦叛变,东线的丘崈秘密找金人谋和后,宋军全线败北,最后韩侂胄本人也被主降派首领史弥远和夏震等人“矫诏”枉杀,头颅被切下送给了金人。

韩侂胄之死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宋当时从上到下,从皇帝、官员到士兵、百姓,绝大多数人是想过安稳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儿皇帝的安稳日子。

即南宋的官民绝大多数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数人是主战派。朝中主张维持现状和平的文官和武将便占了大多数,他们往往与金军将领暗通款曲,共同维持这种和平的现状。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宋金两国实际上共同造就这么一个口头上备战、事实上避战的丑陋政治生态。

朝野上下,全国官民其实是痛恨主战派的,因为主战派破坏了他们宁静安生的快活日子。所以,杀掉韩侂胄、放逐张浚,其实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以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忠于谋国,谬于谋身”!

我们都在期望中国强大,人人都在喊爱国,但,有多少人其实只是口头上喊喊而已,而实质只是想维持自己安稳的快活日子?!

韩侂胄北伐时发布了一道檄文,其中的首句时至今日仍震耳发聩: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悲剧在于,韩侂胄以为的“人心效顺”,只是一个表面的虚幻。

结语、藏区的祈祷

闲拉杂侃N多。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您看懂当看懂,没懂就当一无逻辑的杂文好了。

给多年好友贡去乎嘉措活佛发去了内地的洪水信息。贡去乎嘉措是黄教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堪布,在藏传佛教界也算有相当地位的高僧了。过去我经常和他恶作剧,把自己投资组合里的股票代码发给他,让他给组合念经“开光”,他都是一笑置之。

(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拉扑楞寺)

但这次,我知道心怀慈悲的他一定会郑重其事得做念经和祈祷。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

但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相信举头三尺真有神灵;相信韩侂胄800年前说的那句“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相信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理当富强。

祈愿这块土地上的洪水早日褪去,愿中国真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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