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有一份心情叫感动

张爽

 （我的一个征文，链接：http://www.bjzjxh.com/zjwbbs/dispbbs.asp?boardid=2&Id=266）

201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去鲁迅文学院参加小说家园组织的朋友聚会。参加聚会的朋友很多，有山西的王保忠、山东的宗利华、广西的黄土路、浙江的丁国祥、甘肃的习习、黑龙江的萧迪，北京这里有我、付秀莹和北京文学的关圣力老师。

关圣力老师是晚些时候才开车赶来的。关老师身形高挑，戴着眼镜，显得儒雅而又亲切。第一次，他就对大家说，不要叫我老师，叫瓜哥。我们瓜哥瓜哥的一通乱叫，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高涨起来。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见关老师。记得别人刚介绍完，关老师就说，张爽，平谷的，我知道。我好奇，问您怎么知道我？他说我给你写过评论的。我更好奇了。我说你给我写评论我怎么不知道？关老师就解释。说是《北京作家》刊登了我的一个中篇《摸鱼儿》，他们想把我这个中篇重点推一下，所以找他才写了评论。关老师说，知道是谁找我为你小说写评的吗？是李青。我一下子激动了。我当然知道李青。她是作协唯一驻会的副主席。我1998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的时候，她就是作协的秘书长了。但我常年生活在远郊，虽然入北京作家协会有些年头了，却和作家协会少有接触，和李青主席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更别说交往了。我记得印象中的李青主席：个子不高，无论什么场合，脸上都带着微微的笑意。想到李青主席，就不免想到郑渊洁。最近几年，写童话的郑渊洁先生不知为什么频频对作协组织开炮，有的甚至直指作协组织和李青主席，说实话，我每听到这样的言论，心头是很困惑的。我不明白，身为公众人物的郑渊洁为何要频繁地出击？这会不会给我们的作协组织和李青主席造成很大压力呢？但后来，每次看到李青主席，她都是一副心无挂碍的坦荡微笑的样子。她的笑显得从容大度而不失温软。这时再回头看郑渊洁，就有了光头作秀的嫌疑，也更让人猜疑他心胸的狭窄和小气了。

我是1998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的，刚开始加入时，我的感觉是相当温暖的，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好像一个流浪在外的孩子终于有了家的从容。最初的几年，我每年都会收到作协寄来的《作协通讯》，小小的三十二开本的，骑马钉的装订，页数不多，但资料翔实。还有，每年的正月，作协发来的参加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作协团拜活动——这些《作协通讯》和信函，只要是收到的，我无一例外地保留着。说实话，我是为有作协这样的一个家感到温暖和自豪的。所以在听到有人频频针对作协怪话连篇时，就会有冲出去质询的冲动。但，我深知自己的身微言轻。话语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很多话只好积攒在了心里。

从自身来说，我身为北京作协的一个成员，也是有些愧对组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自从加入作协以来，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就越来越少。从1998年到2007年，因为生计的原因，我甚至完全停止了写作，对作协每年寄来的“会员发表作品统计表”也不再像当初那样认真填写。尽管那几年我还在一家报纸开过两年多的小专栏，但总觉得那些所谓的专栏作品对不起“作协会员”这个称号；二是，从2001年开始，我多次搬家，固定电话和手机也换了好几个，换了之后也从没想着要和作协那里打声招呼，基本上是处于“脱离组织”的状态了。

2008年，生活稍稍稳定下来后，我开始重新写作，写作后，才发现文坛空气大变，很多熟悉的杂志和报纸都换了编辑。我写了两年多，写了两个长篇和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但到处投稿都是一片碰壁之声。就在我心灰意冷之时。2009年的冬天，我突然接到作协李智明老师的电话，称新创刊的《北京作家》准备发表我的中篇《摸鱼儿》，并让我尽快把改后的小说、简介和照片发给他。要知道，这是我写作以来接到的第一个要发表我小说的电话，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仅仅是知道了这个中篇的即将发表，根本没想到李青主席还会找到关圣力老师，要给我写评论——直到今年的春天，在鲁院，第一次见到关圣力老师。怎么说呢？北京的这个春天，和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没什么区别，一样的黄沙漫天，一样的风沙肆虐。然而我在这个春天却收获了一份异样的温暖，有了一份别样的心情，这份心情有个名字，就叫感动。

或许正是因了这份温暖的感动吧，她让我的创作有了更扎实的底蕴，剩下的几个月来，我不但继续着小说写作，苦心经营着自己创办的民间刊物《天天》，而且，写出来的小说也逐渐被外面认可了，中、短篇小说相继发表在《草原》、《芳草》、《雨花》、《星火》等纯文学杂志上，甚至有评者夸张地形容我小说的发表有井喷之势……

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切都和这个春天有关，和春天里收获的那份好心情有关。就在不久前，我参加了北京作协在张家口的小说创作座谈会。巧的是。那天中午的午餐，我和李青主席和关圣利老师在同一桌吃饭。我的记忆一下回到了春天的那个夜晚。桌上洋溢的满是春天般的温暖。我终于说出了早想说出口的两个字：谢谢！

谢谢北京作协！谢谢李青主席！

2010年6月22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