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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记事_爷爷的家教

(2010-09-07 08: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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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爷爷的家教

 

我的爷爷叫刘圣功,在我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正是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初秋。我对他能有记忆的时间不过四年,可在我的童年中,那是温馨、快乐、惬意,最使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美好时光。

印象中我的爷爷,是一个有着圆圆大脸的高个子,光头,留着两撇小胡子。按我们那里当时的风俗,娶了儿媳妇当了公公的男人,都得留起胡子以示庄重,那时他才50多岁。

听说,他早年曾在外地教过书,家里也一直保存着他教书时用过的一些东西。我记事时,他已经在家乡潍县的坊子镇当中医大夫。因为是“知识分子,平时总穿着长衫,出门时外边还套一件马褂,胸前别一枚圆形的徽章,听说那是医生的身份证明;天冷时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

外边的人都说 刘老先生很和气,在家里他可是很威严的,一家人都怕他。为什么怕他我说不清楚,反正我没见他打过人、骂过人,说话也很少起高腔,只是变起脸来很吓人。他最生我气的时候,说我是个“土蛋

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听说还传过教,一家人也都跟着受了洗礼。受洗礼时,神父都给每人起一个“圣名,我知道父亲叫约翰,姑姑叫玛尔大,我叫央波罗雪。父亲、姑姑的圣名在家里爷爷、奶奶都当了称呼,我的圣名太别嘴,没叫起来,大家还是都叫我的小名永生。爷爷、奶奶和我娘的圣名没人叫,我也就不知道了。

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也是仁慈的。天旱了、涝了他都要和全家人一起在家念经。

在家里爷爷是“教主”,他一再教导我们,信天主教,首先要遵守“天主十诫”和“圣教四规”。他说那“天主十诫”是天主亲自交给圣人摩西的,是必须遵守的。内容是“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守瞻礼之日;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右十戒总归二者:爱天主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这一些,爷爷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可我觉得大都与己无关,有关的也都容易做到。那“圣教四规”就不同了,首先是每个礼拜天早上,全家人要到镇子最西边的教堂去做“弥撒”,还不能吃早饭。这时奶奶和我娘还用黑布蒙了头,两手在胸前合了十,两眼只望着脚下的路,虔诚地向教堂走去。下午还要去“降福”,这都要在教堂里的矮长凳上跪很常时间,我有点受不了。可这是不能埋怨的,不但嘴上不能说,心里想天主也会知道,得罪了天主是了不得的。

爷爷又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按他的主意办。我的父母、姑姑不要说,就是我的祖母也极少敢有不同意见,好像别的人都是他的附属物。他在家里也享受特殊待遇,比如吃饭,他是坐着椅子,在他开药方的桌子上吃;别人是坐小板凳、马扎子围着小饭桌吃;母亲则常常吃在锅台边。

那时的坊子,一年四季能吃上全粮食的人家不多。祖父在时,他当大夫自己还开着一间小药铺,父亲在电灯房上班,应该说是“小康之家。可是一家人还没有个窝,在二马路住的房子是赁来的。为了买房子一家人省吃俭用,就连对门瓷器店要扔掉的、裂了纹的茶碗子,爷爷都要了来自己用,还说有点纹不仿事,这可是江西瓷。爷爷喝茶是专到店里去买茶叶末,他说末便宜,可茶不一定孬。热天吃的杏子、桃子,那核他都要攒起来;过年时醃一小盆胡萝卜丝咸菜,放上它再加点青豆子,红的、白的、绿的十分好看。吃的时候再放点醋,是他的好下酒菜;我尝过那杏仁,有点苦,不太好吃。

虽说我家还是以高梁、小米为主食,可也常蒸煮一些瓜菜当饭吃。到了冬天,还和坊子大多数人家一样,为了省粮食,一天只吃两顿饭。爷爷是以吃白面为主的,不是馍馍、火烧,就是面条什么的。晚饭前还要喝一两盅烧酒。通常的菜是青菜、豆腐,有时在炉子上烤几个小鱼或煮个咸鸡蛋,很少吃肉。这些都是由母亲做好了,用一个小木盘子端到他跟前。我是他的长孙,他在世时我还没有弟弟,自然是非常疼爱我的;可是按他的道理,我还是属于在小饭桌上吃饭的。不过他说我正在长身量,不让多给我瓜菜吃。

我们吃饭的小桌上,时常只有自家淹的咸菜、自家做的大酱和葱,这时我面前会有一个放匙子用的小碟,爷爷给我一点虾皮,可是他规定,咬一口干粮只能吃一两个虾皮,还是以吃咸菜为主。有时他还把自己的饭菜分一些给我吃,他不够吃了就要一些大家吃的煎饼、窝头什么的。每到这时母亲的表情是十分复杂的,心里无疑是感激,可嘴里还说着不用给我,爷爷的身子要紧的话。偶尔吃一次咸白鳞鱼,爷爷都要我娘把那鱼鳞刮下来,就着那煎鱼的锅把它焙干,让我卷煎饼吃,说是吃了骨头长得结实。我知道,用煎饼擦那煎鱼的锅,那是我娘难得的美味。

东邻杀猪的李家和我祖父很好,有时奶奶要我提个小桶,到他家去提点煮肉的老汤来,那天的菜就特别好吃。李家很乐意给,可大人都不好意思出面,我去的次数也不多。祖父常说,有什么吃什么,要知足;不让总去要人家的东西,虽然那老汤是不卖钱的。

说起吃饭,他有很多规矩:头一条是饭前要“划十字”或念经,饭是天主给的,要感谢;吃饭不能说话,“食不言,寝不语,更不能哭,要不那饭会走错了道;孩子不能躺着吃饭,说那会长个大头;睡觉前不能吃东西,那会结住食;吃干粮前要先喝粥,说是“吃饭先喝汤,不用先生开药方”;还有早上要早,中午要饱,晚上要少等等等等。桌上不能掉饭渣、碗里不能留米粒是顶要紧的,说糟蹋粮食伤天理。那伤天理是最大的罪过,天会报应,甚至于会遭雷劈,这可太可怕了。不过,好像这时的天老爷爷,不是教堂里那个像洋人的天主。

还有一件伤天理的大罪过是不孝顺,那也是会遭雷劈的。

家里的墙上,在圣母玛丽亚抱着耶稣的那张大圣像的对面,高高地挂着一张“二十四孝图”。别的画每到过年的时候都换新的,惟有这两张我没记得它换过。那里边的故事有什么“孝感动天”、“子路负米”、“刻木事亲”……我都能说得出,因为爷爷时常讲给我听。虽然对于“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事我理解不了,可是“黄香扇枕”、“陆绩怀桔”之类的事我是能做到的,我也想当孝子。我最高兴的事是爷爷让我给他挠痒,我的小手按着他的号令,在他那宽大的脊背上抓来抓去,听着他的夸奖,常常是得意忘形。

可能是四五岁的时候,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爬上了爷爷睡觉的土炕,用蒲扇赶出了里边的蚊子,给爷爷放下了蚊帐。这件事一下成了家里空前的奇闻,不亚于出了雷锋,人人都夸我是好孩子。爷爷更高兴得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摸着我的头顶,连说“我这孙子真孝顺”,“孺子可教”……接着就让我娘晚饭给我煮一个咸鸡蛋。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可是还没忘了悄悄告诉我娘,爷爷的咸鸡蛋,是放在药厨子底下那个鱼鳞坛子里,我侦察过。我娘更是高兴得合不上嘴,笑着说:“我还能不知道吗!”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很少有给爷爷放蚊帐的机会了,那是姑姑的任务。我每次想起时她都早做完了,还说我个子矮、力气小、蚊子赶不净,我感到很委屈。可是我接着就高兴起来了,爷爷也给了我任务,让我给他提尿壶。他说我长大了,应该干点事了,以后还要自己挣饭吃。他要我每天晚上把尿壶提到他的床前,早上再提出去倒掉,一天可以挣一个铜钱。他替我积攒着,过年时给我做新衣服。以后又给过我扫地、擦桌子的任务,那是为了攒钱让我上学。

我在没正式上学之前,爷爷已经在家教我认尺、认表、认秤,可就是不教我认钱;还教我《三字经》、《百家姓》。他并没有给我规定识字的任务,而是有空就给我讲里边的故事。什么“孟母择邻”、“孔融让梨”……我都明白。小时记忆好,字虽然不认识多少,可那“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却能背过不少。

我家对门是一家修钟表的,修表的叔叔爱逗小孩,我也常去玩。他说我背的不对,应该是“人之初,性本善,黑狗咬着黄狗蛋,黄狗说你松了吧,黑狗说多会咬掉多会算。”我回家说给爷爷听,爷爷生气了,要找戒尺打我的屁股,奶奶说着情才算了。从那以后不准我到钟表铺去玩,我因为告发了叔叔的事,也不敢再去了。

爷爷总说他有个打屁股的戒尺,说打人很痛,我一想到它就害怕,可他从没有拿出来过,爷爷去世后我也没有找到。我常听他对人说,一等孩子用眼教,二等孩子用嘴教,三等孩子用棍教。我是属于几等孩子呢?没有人给我评定过,我可不记得爷爷打过我。

    那时的日子过得多好啊!我娘会做老虎头帽子,戴在头上可好看了;她还会用高梁杆插眼镜。姑姑有空就用包药的纸给我叠小船、小燕子什么的。我还用过年的压岁钱买过一杆红樱枪、一个泥老虎。我都按爷爷的要求,精心地保存着。我很羡慕别的孩子养的小鸟,放出去一唤就回来,可爷爷是不允许的,他说,小鸟和人一样,都是天主造的。姑姑还教我唱歌,“我家有个胖娃娃……”我认为那是说我小时候的事。还教我唱“小白菜,地里黄,三岁那年没了娘……”我一唱就想哭,我想,那可不是我,不知是哪里的一个苦命孩子。她教我唱的“蚊子歌”我至今还会唱:“哼哼哼哼哼哼,我是一个毒微虫,小时本来叫孑孓,长大飞行在空中……”

满六岁时爷爷就送我上学堂,去念“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那时对入学的孩子要求也不高,只要能按老师说的数,从地上拾起几块粉笔头来就行。上学时爷爷给我立下的规矩是: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打架、不骂人;放学回家,要给在家的每一个大人鞠完躬后才能放下书包;出去玩要告诉大人,晚上只要电灯一亮就要跑回家。更重要的是,见了日本孩子一定要远远躲着,他说这一条的时候特别严肃,平常,他很少在我面前说日本人的事。

对于他的要求,我是日复一日严格遵守,一丝不苟的。有一天傍晚放学后,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日本小孩子追我,看样子是想和我玩。可是我害怕,拼命跑,那追我的日本小孩子自己碰到树上鼻子出了血。我怕日本人找到我家去,吓得躲在四马路一间破屋的旯旮里,天黑了也不敢回去。家里人找了我好久才把我领回家。从那,我见了日本人,别管大人小孩,更是老早就躲得远远的。

进了学校的大门之后,我似乎不明白上学是一回什么事。老师在讲台上好像讲的是外国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想快点下课,好和小朋友们去玩。头几个月的考试我都是考的“不列等。当一家人都说我笨的时候,只有爷爷并不在意,只要求我以后要用心学。那时上学,要到三年级以后才用本子、铅笔,一二年级,写字、算算术都是用石板、石笔,功课都在课堂上学,没有家庭作业。由于可以和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而且我渐渐感到老师说的很有趣味,我很快就喜欢上学了,只可惜我的福分有限,我8岁的那年,正是日本鬼子投降的时节,爷爷去世了,只有58岁。

我爷爷得的是一种很厉害的痢疾,中草药治不了,只有打盘尼西林才管用。听说那时这种药比金子还贵,还要到潍县城里去请洋医生。我见过那位请来的西医罗大夫一面,西装革履很神气。更神气的是,他每次来都要我家拿钱到“太阳膏”店过足了大烟瘾,才给爷爷打针。日本人占着坊子的时候,鸦片是公开买卖的,记得镇上有三、四家“膏店”,中国人吸鸦片是不犯法的。罗大夫吃饭还要从馆子里叫好菜,治一次要花好多钱。

那时我家,刚从二马路搬到三马路自己买下的三间草房里。人多住不开,就在院子里临时盖了个小偏厦。爷爷正在省钱买砖,买木料准备再盖三间南屋,好给一家人安个窝。他是大夫,自知这病治不起,就无论如何不同意再打针了。给奶奶交代了一切,主要是那屋一定要盖起来,挨了几天就无可奈何地走了。正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可他没看见,投降以后的日本人是个啥样子。

他走了,带去了一家人的希望和我的幸福童年。没多久,他开的药铺关门了;他存的书成了一家人的擦腚纸;一些他所心爱的玩艺儿也不知去向了;他的家教更没在他的儿子身上传承下来;只有奶奶遇事还常说:“要是你爷爷活着的话……”

接下来的又是连年战乱,家庭也出现了大变故,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爷爷生前对我说过的,要自己挣饭吃的日子,过早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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