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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4月9日
地点：图书馆六楼会议报告厅
主持人：李龙泉博士
参加者：赵彦春教授，姜孟博士，张晶老师，重工肖娴老师及川外其他中青年教师和研部各年级各方向学生
本次讨论旨在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一次梳理，从而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以及不足，给广大翻译理论爱好者提供一些思想的启迪。本次讨论首先由宋莹对这一主题进行大致的阐述：
一 陈述部分
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
理论背景
1. 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蒂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思想来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文艺理论家的理论。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作品并非是要体现作者的气质或时代精神，而是文学手段的聚合（amalgam），运用这些文学手段或手法是为了让语言或观点显得新颖、独特和陌生。
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 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
陌生化的基本含义在于：“诗歌或文学作品中的一切表现形式，都不是对现实的严格模仿、正确反映或再现，相反，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偏离、背反甚至变形、异化”（张冰，2000：8）。
蒂尼亚诺夫被认为是第一个将文学看作系统的人。在蒂尼亚诺夫看来，文学事实（literary fact）是一个关系实体（relational entity）。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某个作品、某个时期或某种文学的特征只能在这样一个关系网络中得以确定。将共时和历时的范畴一起纳入讨论便能体现出各个特征统治（dominance）与依附（dependence）地位的不断更迭。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center）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periphery）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中心”和“边缘”是蒂尼亚诺夫提出的一对核心概念。
文学的演进在于系统的变异（the mutation of systems）。变异在这里指的是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系统中心与边缘地位的转变。然而这个转变并非循序渐进，而是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
此外，他认为，既然文学可以看作系统，那么文化的或社会的集合也可以看作系统。各种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构成系统的系统（a system of systems）。
2. 捷克结构主义（Czech Structuralism)
此后，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克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试图分析文学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提出了与文学作品其他功能共存的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读者将自己的美学和非美学的期待附加在文学作品上，由此将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因此，文学的演变不仅来自与文学内部的演进（intrinsic evolution），还来自外界的干扰（extrinsic interference）。
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隶属于动态功能主义（dynamic functionalism），强调历史连续体（historical continuum）中文化系统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佐哈尔批评索绪尔及其学派将系统构想为一个静态（static）（共时）的关系网，使历时层面在实质上被排除到语言的领域之外。可见，佐哈尔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并对复杂多样的关系进行客观描述，然后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去发现规律，对未来的文学现象进行预测。
核心内容
多元系统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分析现象间的关系。系统中各因素与其周围因素密切联系，并且其价值也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元系统论属于功能主义的范畴。
佐哈尔对多元系统系统的定义正体现了各个因素间的这种关系
定义
多元系统被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多个系统的聚合体，其中各个系统相互作用，促使整个多元系统内部持续的动态演变过程。即，多元系统是一个由多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分层级的（stratified）集合体，当这些因素相互发生作用时，这个集合体便随之变化和变异。
三组二元对立概念
多元系统的定义中包含着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
经典化（canonized）的产品或模式（model）与非经典化（non-canonized）的产品和模式的对立。这大体上与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之间的对立一致。
系统的中心（center）与边缘（periphery）的对立。系统的中心或核心一般被视为重心所在或权力中心，它在体制上比边缘更加强大，更加有组织性系统的中心就是地位最高的形式库（repertoire）指支配任何特定产品的制造与处理，或者生产与消费的规则和材料的集成体。
这些规律和元素，有些自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出现以来似乎一直带有普遍性，但是有许多会随着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文学系统（或其他符号系统）里的斗争，正是为了占据形式库的这个有地区性和时间性的部分。但是，形式库本身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决定其中的哪个部分可以得到经典化，而是取决于该集合体以外的因素。即，任何文学形式库的地位，都取决于文学系统内存在的关系。
一级（primary）与二级（secondary）的对立。这里一级主要指革新（innovative），二级指保守（conservative）。模式随着时间变化在运作是会产生冲突和变化，一级与二级的对立给模式注入了动态的和历史的特质。一级运作带来形式库的新增要素和结构重组，而二级产品则首先导致稳固状态，但最终会走向僵化和无效。
这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以及文学系统的运作观都体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忠实翻版。
翻译文学系统
多元系统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构成多元系统的处于不同层级的各个子系统一直不断地竞争系统的中心地位。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当一个多元系统尚属“幼嫩”，也就是处于正在建立中的阶段；
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的阶段；
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阶段。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相反，但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且发展完备的时候，便无需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即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里只能形成一个边缘系统，其文学模式往往是次要的。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它们只能认同或依附于原有文学里一些强有力的系统，结果就是进一步巩固这个系统的地位。因此，即使原有的文学系统已经开始发展出新的规范模式，但翻译文学仍固守着原来的准则，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文学成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作为一项文化实践，和历史连续体中的其他实践产生互动作用。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 1999: 118）
与多数传统翻译研究不同，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不是规定性（prescriptive）的，而是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不是给下一次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是对现存翻译进行评判，而是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
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 1999:36）。
另外，佐哈尔关于翻译文学的行为和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假说，脱离了整体文化多元系统这个大框架，而局限于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结果，其研究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影响翻译行为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而只做出局部的解释。
佐哈尔的一些说法也比较粗陋。例如，“边缘”或“弱势”这些评价性的术语到底是如何界定的？这到底是政治的标准还是文学的标准？
针对佐哈尔论述的不足，一些学者对系统概念进行了重要补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和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vefere）的改写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多元系统的发展与完善。
图里与翻译规范
多元系统理论家认为，译语文化系统的社会准则与文学规范决定译者的美学观点，从而影响译者在翻译中的抉择。（Gentzler,
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描述性研究有几种，最有影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研究。图里试图描写并发现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控制翻译的规则，他的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决定译作的相关因素，即制约因素的完整体系。他要求译论必须包括文化历史事实，这些事实规则。佐哈尔很早就提出了规范的概念，但图里认真地探究了翻译和规范的关系，并正式提出了“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的概念。（Gentzler, 1993: 130）
图里所说的翻译规范，并非一般有关翻译讨论中所说的忠实、通顺之类的翻译标准，而指的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说面对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译入语社会及文化，却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决定。（Toury, 1978: 83-100）
图里将翻译准则分为三类: 起始规范（ initial norms）、初级规范（preliminary norms） 、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
这些规范用于研究译者在进行翻译所面临来自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初级规范是指那些决定译文选择的因素以及整个多元系统中的翻译策略；起始规范是指译者个人的倾向，是重原文本还是译文本，或者是选择居中的态度。图里将这两极称为“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而操作规范则是指实际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抉择的规范。
图里的理论摒弃了翻译中一比一的对应观念以及文学、语言方面对等的可能性；提出任何译文的产生都涉及译语文化系统内的文学倾向；动摇了原文信息固定不变的观念；提出原文与译文在文化系统的交织结构中合为一体。（Gentzler， 1993: 133-134）
但在特定的领域和年代，有些规则和规范特别突出，这常常是权力斗争和等级制度等造成的。因此，图里的研究忽视了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忽略了相关语言文化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
勒弗菲尔与改写在翻译和文化的关系上，佐哈尔和图里的研究主要强调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没有考虑到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针对这一点，美国译学专家勒菲弗尔做了补充。
勒弗菲尔坚持的观点是，语言只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其他问题根植于“tpt”，即：时间、地点和传统（time, place and tradition）；原文在社会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和经翻译后的移位（dislocation）。（Hermans, 1999: 125）
勒弗菲尔的理论兴趣使他接受了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但很快他便开始采用其他观点，如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的广义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他批判多元系统论：过于使用术语行话；抽象的分类并不能为具体的研究起多大作用。（ibid.）
因此，勒弗菲尔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系统概念同佐哈尔的进行区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包括：赞助人（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
除此之外，勒弗菲尔与佐哈尔概念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更强调系统与环境的互动；
强调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系统的控制机制；
强调将翻译视为一种改写的形式。
勒弗菲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受到三种因素的制约：
第一，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即批评家和评论家(影响作品的接受) 、教师(决定用什么作教材) 以及翻译家(决定翻译文本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 。
第二,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系统,即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改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 ,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构) 。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3 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主流诗学。主流诗学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文学手法,即文学类型、象征、母题、原型场景及人物。二是文学的功能观,即文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除上述因素之外，勒弗菲尔还把翻译研究与权力和思想意识等结合了起来，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指出，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纂文集和读者指南，等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这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它根据的是原文问世之前早就存在于目的语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并据之对外国文本进行改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操纵”（manipulation），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郭建中，2000：159）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同时还能让译者意识到，翻译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变化；不同的规范只是为了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或者达到不同的目的，不一定有正确和错误或先进和落后之分。
相关问题
多元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文化应被视为由许多系统组成的系统。但这个整体文化系统究竟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其中的各个子系统是怎样相互关联的？它们是怎样构成或改变整体文化多元系统的？
佐哈尔所谓的“边缘”或“弱势”这些评价性的术语到底是如何界定的？这到底是政治的标准还是文学的标准？
佐哈尔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是要在历时的前提下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但一旦在历时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就难免介入人为的主观因素，这似乎与佐哈尔声称的客观性相矛盾？
图里将翻译准则分为三类: 起始规范、初级规范和操作规范以确定规范在翻译中的作用。究竟哪一项规范最为重要？
图里声称：“任何译文都处于充分性（即面向原文）和可接受性（即面向目标语言）这两个假设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那么有没有可能译文对原文而言是充分的，同时对目的语而言又是可接受的？或者译文既远离充分性又远离可接受性？
勒弗菲尔指出制约翻译的因素之一是“接受方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诗学”指的究竟是文学诗学还是翻译诗学？还是两样都是？
二 讨论部分
首先，李龙泉博士对宋莹同学所做的陈述做了简短的评点，认为宋莹同学所做的陈述条理比较清晰，但例子和解释稍显简洁，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
其次，李龙泉博士就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些基本的相关问题和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简述了多元理论中多元的含义。他认为，根据佐哈尔的观点，首先整个制度和大的文化框架是一个大系统，然后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包含了文学系统、思想意识形态系统和政治哲学系统等等。这样，人们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每一个独立的学科或门类似乎都可以称之为一个系统。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又有各种门类组成了各种系统，以此类推就形成了多元系统。第二，在文学系统内部，它又包括了许多子系统，比如翻译文学，还有陈述中所提及到的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等等都属于这个子系统的范畴。这样，在一个文学系统内部同样是多元的。第三，根据佐哈尔的观点，系统与系统之间既有共时的相互关联，又有历时的相互斗争，比如边缘力量与中心力量的斗争，边缘战胜中心，中心又重回边缘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据此，佐哈尔认为他的系统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引进了时间概念，使他的系统成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另外佐哈尔还强调他的系统是一个多元的、异质的系统。佐哈尔提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二元对立，即：经典化与非经典化的对立、中心和边缘的对立以及一级和二级的对立。在我们国家，有许多人在写论文时都引用并详细论证了这3个二元对立，但大都是依借例子来论述并支持这个理论，仔细品读这些例子，你会发现有不少例子是前后矛盾的。此外，具体谈到翻译文学，佐哈尔提出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这发生在本国的文学还很稚嫩的时候，或出于弱势或转折点的时候。但由于此观点过于宏观，所以很多人在引用和论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情况。说到稚嫩期，谢天振教授就曾撰文指出：他认为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比较稚嫩，所以大量的翻译文学被引入中国，有数据表明，它占当时文学总量的五分之四。但也有人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就认为按照佐哈尔的观点，当一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时，这个国家的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所采取的方法是异化法，这样可以更接近原文。然而这位教授在考证时发现五四时期的中国翻译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并不是异化法，而恰恰是归化法。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自从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之后，这个理论的影响的确很大，它属于翻译研究文化批评转向前期的一个影响很大的理论，而文化学派也深受这个理论的影响并且更进一步强调翻译系统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所以文化派与多元系统理论有着渊源关系。
梁正同学针对课件提出了一点疑问：“多元系统理论主张的对翻译影响的三个因素似乎有重叠之处。”宋莹同学做出了解释：“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影响翻译的因素主要分为两个，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和文学系统外的赞助因素属于内部因素，而主流诗学属于外部因素。”李龙泉博士指出其实这种分法并不合理，有很多重叠之处，主流诗学和赞助因素是重复的，都是在说社会因素、权利机构对翻译的影响，所以以后大家写论文要把这点分清楚。其次，主流诗学是很难得到印证的，包括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这点上也没有进行区分。
肖娴老师提出了一点质疑，首先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概念的误释。它认为翻译是引入新文化的一种工具和方式，而实际上翻译不仅仅归属于一种文学和文化系统。邓璐璐同学补充说：“多元系统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翻译的影响而非翻译本身，正如陌生化之于文学翻译，必然会导致异化的翻译方法的产生，所以多元系统理论必然会产生一种对翻译偏执的影响。肖娴老师接着提出了第二点疑问：“一个理论如果要表达充分，必须描写到位。多元系统理论研究方法上采取的是归纳现象法，而这种方法并不能描写充分。”李龙泉博士解答道：“多元系统理论的问题所在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
叶友珍提出了两点疑问：首先，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文学处于稚嫩期时，必然要依靠翻译引进文学作品资助本国的文学，那么稚嫩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似乎并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其次，多元系统理论说翻译的评判标准有高雅和低俗等等，她认为这些标准和翻译根本没有关系，一旦选择了文本，便没有高雅和低俗之说，应该摒弃那些文化和社会的因素。
李龙泉博士肯定了叶友珍的思考和所提出问题的深度。他指出，多元系统理论是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翻译，就会感觉到它的不完善和缺点。文学到底处于优势还是劣势，要看选择的参照标准，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另外，李龙泉博士解释了“经典”的概念，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主流意识认同的就可以称作是经典。比如说《红楼梦》，在问世之初被当作是禁书，经过长期的历史验证，到现在还被人们推崇为经典；反之亦然。
叶友珍认为多元系统理论有它的价值所在，因为在研究翻译的同时确实应该考虑其它外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但是如果把过多的文化因素引入翻译，就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操纵或改写，翻译并不是静止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姜孟老师解释到：“我们可以用网络来比喻多元系统理论，它处于网络的中间，其它所有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一张网络。”
王明璨对姜老师的观点表示赞成，但是反对叶友珍的观点，翻译不是神的翻译，是人的翻译，翻译不可能在一个完全“纯洁”的环境中进行。其次，多元系统理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理论体系。
李龙泉博士对该理论也是褒贬参半的态度，他认为该理论的致命缺点是在历时和实践上是经不起考验的，它主张要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当以动态形态出现时，必然会出现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赵彦春教授首先协调了各方的观点，他认为两方说的都有道理，但在感情上他更倾向于叶友珍的观点。叶友珍探讨的是翻译学，而其他人研究的更多的是影响翻译的因子，影响因子从属于翻译学。李龙泉博士认为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的界定是以译入语读者为标准的，只要他们可以接受，便可以界定为翻译。赵彦春教授认为边缘和核心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标准，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多元系统理论在所有的悖论中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说它可取，是因为它采用了经典逻辑的分类方法。赵彦春教授认为首先要明白几个关键的术语：dynamic and functionalism，虽然是动态的但是还是可以把握，是静态对动态的把握，这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世界一直是处于动态的便无法把握，但实际上世界可以被人们认知和把握的。关于功能主义，赵教授认为多元系统理论是利用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它违背了翻译最基本的创建功能。科学的观之、系统的观之，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参照系。接着，赵教授从哲学中能指和所指的角度解释了多元系统理论，强调必须用逻辑统辖现象，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李龙泉博士肯定了多元系统理论的价值，接着从深层角度提出两个问题供同学们思考：“多元系统理论的功能性和历史性。”赵彦春教授讲解道：“逻辑不能被证伪，所有的悖论一定是认知的参照点出现混乱或者是所想与说话者的原意不同。举个例子：”2/4=3/6，逻辑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参照点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并不相等。”所以，结论是可以从理性出发看问题，学习一些逻辑理论，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王明璨针对赵彦春教授的发言提出疑问：“赵彦春教授针对公式提出的疑问是不合理的”。赵教授解释说：“二级变量是永远没有终结点的。什么是可译，什么是不可译，没有终结点。比如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人是伟大的，赵彦春是人，所以赵彦春是伟大的。”
姜孟老师提出一个问题：“逻辑如果离开语义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王明璨认为：“理论如果与实验结果相违背的时候，试验者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护这个理论，二是抛弃这个理论；如果要维护这个理论，必须找出错误的实验条件，得出的结论便是超越的、范式的。”赵彦春教授认为：“并不是说范式革命本身是正确的。它是一个科学的科研描述，并不是针对科研本身。”
李龙泉博士打断了大家的发言，把话题引回翻译本身。他解释说：“多元系统理论是有漏洞的，讲功能的理论必然就涉及到效果，所以多元系统理论不讲翻译的过程，只讲成品。比如说当菜刀打造出来时，它的功能就是切菜。所以它就容易陷入用事物的个别属性来取代本质属性的误区。” 赵彦春教授指出：“要搞清这个关系，必须搞明白几组关系，比如，本质与现象，内涵和外延等等。
李龙泉博士说：“对翻译作品的评判是有历史条件的，前人认为翻译的很好的作品，拿到现代可能并不被接受。图里认为翻译有三个规范：起始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而其中起始规范是最高层的规范，因为它规范译者如何去选择译本；初级规范决定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后，操作规范才是翻译本身，决定译者如何选词。按照我们对翻译的理解，操作规范是第一位的。如果按描述理论来说，那就形成一种矛盾，译者完全失去了自主性。但是实际上这种自主性是存在的，译者本身是人，必然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悖论与目的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赵彦春教授解释说：“科学学并不是科学本身，translation 不等于
translation
（整录人：梁正&贾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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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文章
对多元系统理论的思考
邓璐璐
在周四川外学坛翻译学坛题为《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研究》的讨论中，以姜孟老师和王明璨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多元系统理论是对翻译影响因素的研究，它是一种描述性研究，是对已存事实给出的客观评价，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而以赵彦春老师和叶友珍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译者选择了一个文本进行翻译时，很多外部因素都应该悬置，因此对多元系统理论持批判态度。
依本人看来，多元系统内部存在几大严重的理论缺陷。一、多元系统指出：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传统翻译批评，只反映批评者个人或其所处的社会的价值观，不能算是学术活动。比较原文和译文的传统翻译批判，才有可能在不考虑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就原文本身来评判译文的优劣，才能真正不反映个人和所处社会的价值观。恰恰相反，多元系统把历时的许多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当中，才真正带有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和个人评价，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加入了社会因素的价值诉求。同时一旦把翻译纳入到历时的研究中，译文就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翻译评判体系将荡然无存。二、陌生化作为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无可厚非的，差异产生意义，有陌生才会有美感。但是如果把陌生化和翻译理论联系起来就不可取，陌生化必定导致文辞不通，语法不顺，陈述事件怪异而让人摸不着头脑，从而使文章桀骜而不可读。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就是最好的例子，用的是他倡导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方法，陌生化的效果确实产生了，但坚持读完的人很少。三、多元系统给出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中心与边缘以及一级与二级。多元系统虽指出这3对概念是客观的划分，但是实质上已经染上了文化和政治的色彩，一切划分都是人为意识的划分，且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四、多元系统本身是文学系统，左哈尔也并没有把多元系统独立出来作为单单研究翻译的理论，只是这一理论的发展者图里和勒菲维尔将多元系统看做翻译理论，才产生本末倒置，即翻译边缘属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会成为翻译理论的核心，翻译理所当然也成为多元理论研究的重心。文学源语生活，且高于生活。那么，在文学系统中，政治权利因素，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概念就是应该考虑的。但是如果在研究翻译时把这些因素纳入进来，翻译才会有“改写”和“操控”。
但是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作为客观的描写性理论意义虽小，但也是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研究的并不是翻译本身，而是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影响。对地位、作用以及影响进行客观的描述并不否认翻译所要遵循的“忠实和对等”，而是找出不“忠实和对等”的原因所在。两者的研究在不同的界面上，对翻译本体的研究是纯理论上的，而对翻译影响的研究是在翻译实际运用当中的后果，只存在理论的高低（一个是实质的，一个是表象的）之分，不存在对错之别。其次，左哈尔的多元系统是文学多元系统，翻译文学也只是作为文学多元系统里的一个子集。其重点放在翻译文学对整个文学系统构建过程产生的影响，也并没有研究整个文学系统对翻译文学的反作用，对翻译学也并没有产生恶劣的影响。翻译文学和整个文学系统的影响肯定是双方面的，左哈尔只做了翻译文学对文学系统影响的研究，而没有做文学系统对文学翻译影响的研究，可能也是考虑到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很容易就会在翻译过程中先考虑影响因子）。只是后续的学者：图里和勒菲维尔把整个文学系统对翻译文学的反作用考虑进来，翻译中的一些影响因素开始考虑到翻译过程中，才会出现今天翻译的混乱和翻译本质的迷失。最后，左哈尔也指出：与多数传统翻译研究不同，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不是规定性（prescriptive）的，而是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不是给下一次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是对现存翻译进行评判，而是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在这里左哈尔说得很清楚，它并没有要倡导在翻译中应该怎么考虑影响因素，也不是为翻译提供指导原则，它纯粹是对现象的一种描写归纳。我们暂不探讨这种方法论和方法论的误区，但是就其出发点而言，虽然达不到科学的高度，作为现象描写也是没有错的。
赵彦春老师和叶友珍认为译者选择了一个文本进行翻译时，很多外部因素都应该悬置，这点无疑是正确的，翻译本身就应该是信息的对等。但是多元系统的研究并不是从翻译过程入手，而是从翻译产品入手，分析翻译为何信息不对等的原因，其就预设了翻译应该是信息对等的，从而分析为何产生不对等翻译的原因。同时，理论明确指出：不是给下一次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是对现存翻译进行评判，而是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所以，翻译本质研究和翻译多元系统的研究是在不同界面的问题，多元系统理论虽达不到科学的高度，但是就其客观描述这一行为而言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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