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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动物园

2017-06-20 16:02:19评论 杂谈

​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永恒的论题。人具动物属性,又与动物有别。从最初的猎食与被猎,奉动物为神明,到后来征服自然,将动物视作器物工具,漫长的文明历程中,动物作为参照物,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人类的自私、虚伪和残忍,博爱、真挚与良善。


古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如何认识自己呢?借助同类,谈论动物,都不失为好的途径。哲学家的言论或许深刻,或许浅薄,但无疑都是针对这一目标的不懈尝试。诗人有“借物咏怀”的说法,哲学家则“借动物求知”。那么读者诸君,你的“动物观”有没有形成呢?阅读此书,相信必能获取新知,找到答案了。


亚里士多德的鸡


这位哲学家的名气和权威达到人们甚至不用提起他名字的地步: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许多作品一开头就是:ipsedixit(拉丁文,意思是“他说过”)。在《神曲》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学者的导师”。


公元前385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圣山附近的斯塔伊拉。不错,他对于物理学、逻辑学、诗学、伦理学、修辞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生物学和动物学,可以说是无所不知。而对于动物的了解,更是无人能与之匹敌。为了观察放牧的羊群,他去拜访牧羊人;他到米蒂利尼的海滩等候渔夫归来,在他们的渔获中搜寻,研究海洋生物的种类。他猜出章鱼性器官的位置(似乎在颈部)。此外,虽然亚里士多德可能从未亲眼看见过抹香鲸与其他鲸鱼,但他仍旧得出鲸目的动物不是鱼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阿卡德美学园受教于柏拉图,之后他也创立了同样性质的哲学学校。亚里士多德在《动物的构造》《动物的生殖》《动物志》三本书中,几乎把所有动物一网打尽。他注意到动物的繁殖模式、它们的居所、它们所采取的独居或群居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们的运动方式,等等。同时,他也建立起动物的第一套系统性分类,阶梯般一层一层架构起来,最底层是蠕虫和苍蝇,而最高、最复杂的一层则是人类。


亚里士多德对于雏形目的小小偏爱,并不会减弱这位《形而上学》作者的光环。他和所有人一样思考“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接着,他用潜能/现实的概念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鸡蛋将来可能会变成一只鸡,但在进入这个让潜能成为现实的过程之前,鸡必须先有受孕的现实。不过,就本体论和概念而言,现实的存在应该先于潜能:蛋都长得一样,所以在定义一个蛋时,我们一定得指出那是一个“什么”蛋(鸡的或鸵鸟的),然而,我们却可以毫无困难地认出一只鸡(或鸵鸟)来。因此他认为先有母鸡才有蛋(当然公鸡可以抗议)。


他也对受孕的蛋和胚胎进行观察,做出科学界要花许多世纪的时间才得以从其桎梏中摆脱的基础性发现。这些观察让他发展出一个所谓的“心脏中心论”的学说。心脏的跳动是他在鸡的内脏中所发现的最明显的生命搏动,因此这个器官被视为是第一个“运动中”的物质,让他推论出心脏是人的心智、知觉和所有附属功能的中心。亚里士多德低估了大脑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大脑主要由水构成,它唯一的作用在于降低心脏的温度。


最后,亚里士多德虽然有个当医生的父亲,他自己却没拿过手术刀。不过,他倒是写了一些有关阉鸡——或应该说:公鸡如何被阉割——的有趣文字。人们把公鸡的泄殖腔用烧红的铁条烧掉。如果这项手术实施在一只成年的公鸡上,公鸡会停止向小母鸡求爱的特征,而长成一只巨大的“宦官鸡”(译注:这种鸡肉的脂肪含量较高,肉感柔嫩甜美,但单价较高,法国人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会购买烹调),重量可达六公斤至七公斤。


笛卡尔的喜鹊


笛卡尔有过一只狗,名字叫做葛哈先生;当他到荷兰去的时候,总会带着葛哈先生。笛卡尔非常喜欢他的狗,十分注意它的健康,对于葛哈先生后代的出身高贵感到骄傲,而且花很多时间和它一起玩。我们能确定笛卡尔从来没把葛哈先生当成一架打字机(再说,当时也还没有打字机这种东西)、一台绞车或是一个液压唧筒。幸运的是,葛哈先生不会花时间去阅读它主人的著作,因此不会知道后者在阐释他著名的“动物即机器”理论时,就其他的狗、喜鹊、猴子、鹦鹉和牡蛎,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


这个理论让笛卡尔成为保护动物人士的眼中钉。对于“整个物质世界都必须用机械原理来清楚解释”这种说法,保护动物人士即使无法抗议,但笛卡尔用来描述动物的字眼,实在不能不让他们感到由衷的恐怖:“数不清的骨头、肌肉、神经、动脉、静脉和存在于每个动物体内的其他器官”,让所谓的动物成了一架架机器。当然,人类的身体也是一架“机器”,但是人类有“一个会思考的灵魂”,因此在本质上和动物截然不同。动物没有语言能力,而后者是思考能力存在的最明显征象。


但是,我们的确和我们的猫说话,而且鬈毛狗和鹦鹉会说很多话,不是吗?即使会对葛哈先生很不公平,但笛卡尔还是认为:“喜鹊和鹦鹉能够像我们一样说很多的话;但是它们却不能和我们一样地说话,因为我们不能证明它们讲出了它们心里想的话,而至于人类,即使生下来又聋又哑,和动物一样,或比动物更不具备用来说话的器官,他们也会自己发明一些手势,让那些常和他们在一起、花时间来学习他们语言的人,能够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一点,不但证明动物比人类更不具理性,甚至证明它们完全没有任何理性。”(《方法论》,第五章)


的确,动物有叫声,有姿势,有一种“有意义”的比手画脚,可以用来和人类沟通或用来回答后者的讯号,笛卡尔说,它们以这种方式本能地表达它们的“感情”——“感情”不是“思想”。可以看看喜鹊的例子:


我们教会一只喜鹊在女主人到来的时候向她问好,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问好”的叫声和喜鹊的一个“感情”连接起来:如果习惯上,女主人会开口让人拿东西喂它,那么喜鹊的“问好”,不外乎是对“有东西可吃”这件事的期待性动作。狗、马或猴子所以能做我们教它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一切都是它们出于恐惧、期待或喜悦而做的动作,这是为什么它们可以没有丝毫思想却能有行动的原因。(一六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给新堡侯爵的信)


动物没有理性,它们不因为知识而行动——它们的行动是它们身体器官特殊排列组合的结果,所以可以合理地视动物为“机器”。人类制作有行动而无思想的机器人,大自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大自然的“动物机器”,比人类精巧制造出来的机器要更复杂而且协调性更高罢了。


笛卡尔的理论对动物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它们是机器,它们不应该有任何感觉,也不应该会感到痛……


康德的大象


歌德说读《纯粹理性批判》的最佳季节是春天,因为读者至少可以有花团锦簇的美景抚慰心灵。事实上,如果康德的全部作品中,我们的阅读“只限于”以上这本巨著和《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两本书(借着这些书,康德彻底改变了思考的过程,并为自己在哲学万神殿中赢得一席之地),我们会认识真正的康德——然而那却也是一位严峻刻苦的康德。


康德在启蒙时代思想家心里,是一位鼓励人类离开“未成年时期”和勇敢使用自己理性的哲学家;对康德而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让“人”变得可敬高尚。而他本身因为总是谨慎节制,以致显得过于刻板,甚至严厉。他独居,一生住在柯尼斯堡。我们很能把他想象成一个没有身体的头脑,借着思辨来活动,除了思辨之外再无其他活动:“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期望些什么?人是什么?”知性的活动最后让他整个人生都僵化起来:每天在固定的时刻散步,每个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今天,还可以在他书桌上固定放茶杯的地方看到一个印子),安静,绝对的安静(他想买下邻居的一只公鸡,因为公鸡吵醒他,此外他还因为另一个邻居的白杨树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就要求对方把树砍掉)。“老康德”多半真的如此,但是他的作品并不都只在赞美理性、贬斥感性和“物质”;先验的分析并非他著作中唯一探讨的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关于精神疾病、地震、马尔代夫群岛、金丝雀、不同形式的醉酒、晕船的种种原因的看法。同时,康德的整个人生也并没有全被他“道德上的极度严谨”所笼罩。他曾经是一位杰出、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是一个上戏院、去咖啡馆和参加柯尼斯堡的沙龙聚会的名人雅士。他玩牌、打台球、喜欢跳舞、做合乎流行时尚的打扮,并喜欢享受用餐的时刻。他喜欢吃肉,这个事实使得他那句常受保护动物人士引用的话——“对动物残忍的人,一定也对人冷酷”——听来有点讽刺(他们一定希望康德是个素食主义者)。


所以康德厌恶天然的事物?不然,只要读读他的《地理学》就能明白!其中应有尽有:气象现象、风、动物界、植物志、“有香气和具爬藤的植物”、金属、“次等宝石”,还有各大洲的世界各国,从交趾支那、亚洲部分的鞑靼、北欧的法罗群岛远及纳塔尔。


的确,柯尼斯堡没有犀牛,没有“供给人类面包的树木”,没有鳄鱼,也没有“会飞的鱼”,但是康德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对一切的广泛好奇心”。


他对大象的看法如下:


黑色和白色的大象并不多见……。大象的尾巴很短,上面长了很长的硬毛,可以用来清洁烟斗。它的高度在十五尺以上……眼睛很小。它的鼻管是最完美的器具。大象把鼻管当手使用:它用它来卷取干草然后送到嘴里。它也用鼻管来汲水,再让鼻管里的水流到嘴里;鼻管是它的嗅觉器官;它喝水之前,一定先用鼻管搅动水源。此外,大象可以用鼻管举起一个人放在它的背上,也可以用它作为攻击或防御的武器。印度人用利刃来武装大象。最后,它游泳的时候嘴巴淹在水里,它的鼻管就成了透气管……大象的上颚长出两只巨大无比的牙齿,十个掌幅长、四个掌幅粗,有些象牙可重达三百斤。它用这两只牙作为武器,也用它们拔起树根,然而它因此就常常弄断它们;另外,大象也可能在老迈的时候失掉这两只牙——这些,都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在印度的丛林里看见那么多的象牙。雄象的阳具比一个人高,直径最多可达两尺半。而它的耳朵则像极了两大片小牛皮。大象很怕冷……当象群进到一片烟草田时,它们会像喝醉酒一样,并发疯似的到处乱撞。如果它们在晚上进到一个黑人的村庄,它们会像踩碎椰子壳一样地毁掉整个村庄。不过,只要象群没有激动不安,它们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我们不要忘了康德曾经写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马基雅维利的猪


一个“马基雅维利型”的人物,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太狡猾、太阴险,喜欢玩两面手法,而且总是在计划着什么阴谋。不过,尼古拉·马基雅维利本人并不一定真的就如此“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的第十五章是最著名的几个章节之一,在这章里,马基雅维利宣称他所要描绘的是事物“真正的真实”,而非“人们对事实的想象”。因此,他在描写人们、描写自己的时候,勾画的是他们的本来面貌,而非他们“应有”的面貌。对马基雅维利而言,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两者的混合体。


在一个有统治之责的人身上,这个事实就更加明显。如果他是纯粹的天使或魔鬼,那么他牢牢掌控权力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一天。他必须有依据“幸运之神的风向与事物变化的方向”随风转舵的能力,他必须知道“在必要之时不偏离正道,但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懂得怎么进入魔道”。君王能够靠人性的法律或是兽性的暴力来施行统治:“但常常只靠前者不够,所以必须依靠后者。”


在这种情形下,他不能只靠兽性的暴力,因为他也许会因此遇到比他自己更凶恶的对手,而应该“懂得好好利用人‘兽性’的部分”,汲取狮子或狐狸身上最大的长处并能熟加应用。以为当狮子比较好的人,如同以为当狐狸比较好的人,都“对这些道理一无所知”。“事实上,狮子无法避开陷阱,而狐狸则无法在狼群的攻击下全身而退;他必须是只狐狸,才能知道如何避开陷阱;他必须是只狮子,才能知道如何吓走狼群”。


我们不知道动物们对这一切的看法如何。马基雅维利以现实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开创了政治哲学的新纪元,并尝试将政治学定义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但也在一封给圭恰尔迪尼的信中,称自己是“历史学家、喜剧人物兼悲剧人物”,揣测动物的想法,让孔雀、熊和猪先后发表言论。


1516年,亦即《君主论》成书三年后(这本书的出版一直要等到1532年),他写了一首名为《驴子》的小诗。这首诗的灵感一部分来自但丁,一部分来自阿普列乌斯,一部分则来自荷马(特别是尤里西斯的同伴被克尔珂变成猪的故事)。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居心叵测地提到布瓦洛及拉封丹两人“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首诗的存在,并给予该诗如下的介绍:“马基雅维利写这部作品来讽刺他同时代的人物。作者看到很多佛罗伦萨人:他们中有人变成猫,有人变成恶龙;这个人变成吠月之犬,那个人变成神出鬼没的狐狸。每种人格特质都用一种动物作为代表。美第奇集团和他们的敌人多半都名列其中;谁能解读这个喜剧版末世寓言的奥秘,谁就能得悉教皇利奥十世和佛罗伦萨动乱的秘密历史。”


在诗的末了,马基雅维利把发言权交给猪——这“满身泥浆”“长嘴上沾满粪便和泥巴”的动物,让它开口,向人类族群发表下面的感想:


自然赐给你们一双巧手和语言能力,

同时也赐给你们勃勃野心,

以及将以上一切恩惠化为乌有的贪婪。

先是自然,后有命运,

让你们遭受多少病苦,

多少他对你们承诺的幸福最后却无疾而终!

野心,淫荡,泪水,贪婪,

如同疥疮,是你们命中之份,

我们找不到一种动物比人拥有

更脆弱的生命和更强烈的生命意志,

而且经历过更多的模糊恐惧和更多的愤怒。

猪不会折磨猪,

雄鹿也不会折磨雄鹿。只有人类

会杀害人类,将他钉十字架,剥夺他所有的一切……


尼采的狮子


尼采的生命中有着一匹马的痕迹。那是一匹被套在出租马车上的可怜的马,常常被马车夫残酷地鞭打。这天,哲学家在窗口,眼前的景象使他忍无可忍,他冲到街上,扑上去抱住马的脖子安慰它,流泪,然后崩溃。


这天是1889年1月3日,在杜林。他的朋友欧佛贝克来接他,并送他到巴塞尔,尼采就在那里住进精神病院。他的健康情形不断恶化,之后十年,他只断断续续拥有几段很短的清醒时刻。他在1900年8月25日过世。


尼采的作品中提到过狗、白鸽、蟾蜍、舞蛛、蝴蝶、大脑被“认真的心智”“彻底研究”的水蛭、鼹鼠、“市场上的苍蝇”、壁虱和毒蛇。


套用尼采自己的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绝对是一本“完全与众不同”的作品,此外尼采还特别加上:任何事物都无法真正估量“距离这部作品的蔚蓝孤独”。这是一部最为莫测高深、事实上也最为有力的作品;它以散文诗的形式,全用寓言比喻写成(噢,我的弟兄们,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它像是一部福音书,更像是一部“超福音书”——既然书中揭示了基督教价值体系,甚至所有价值体系的转化。


在尼采的笔下,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字面上的意思是:有群老骆驼的人)重回人间,要把一条新的教理,告诉还不知道上帝已死的人们。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的朋友老鹰和蛇——“太阳底下最骄傲的动物和太阳底下最睿智的动物”——的陪同之下,从高山上下来。


当查拉图斯特拉到达附近一座位于森林边缘的城镇,他看到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据说原因是有人要在此进行走钢索表演。查拉图斯特拉就对群众说了以下的一段话:


“我教导你们超人的道理。人类存在是为了要超越自己。你们做了什么能够超越自己的事?直至今日,所有个体都创造了某种超越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你们不愿超越人类,宁可成为这股伟大浪潮的回流,返回禽兽的状态?猿猴对于人类而言是什么?不过是个笑柄或痛苦的耻辱罢了。人类对于超人而言也是如此:不过是个笑柄或痛苦的耻辱罢了。你们已经走完从虫到人的道路,但是在你们里面还有很多虫的成分。以前你们曾是猿猴,现在人类甚至比任何猿猴都还要像猿猴……。此时此地,我教导你们超人的道理。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愿你的意志说:希望超人能成为大地的意义!我恳求你们,噢,我的弟兄们,要对大地保持忠诚,不要去相信那些对你们谈论超凡希望的人!无论他们有意或是无意,他们都做着毒害人的勾当。”


从人到超人,要走的道路还长得很。心智必须经历至少三次的变形。


它必须先变成骆驼。“‘有什么重的东西可让我背负吗?’变成骆驼的心智这么问着”。接着,这只骆驼跪下,因为它十分顺服,就背负所有它能背负的东西,完全不在乎自己快不快乐。它是负有责任的动物,做所有它必须做的事,为此它可以卑躬屈节,让自己的自尊受损,在顺服中忘掉自我。它必须变成狮子。


孤独的狮子打算获得它的自由,但是一只“一身金色光芒”“全身覆盖了闪耀着千年价值观的鳞片”的恶龙挡在它前面。龙的名字是“你必须”,狮子的名字是“我要”,而后者战胜了前者。狮子是对责任说“不”的自由心智,它向过去告别,征服了创造新价值观的空间。但是它并不创造新价值观,而只是让新价值观的创造成为可能。要达到“对大地忠诚”,成为“能自行运转的旋轮”,并对生命和世界说“好”,那必须经过第三度的蜕变。


狮子就因此变形成为一个孩子。


德里达的猫

“母猫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艾丽斯已经做过类似的观察):不管别人跟它说些什么,它一概用呼噜呼噜的声音来回答。如果它呼噜呼噜的意思是好,喵喵叫的意思是不好,或是依照其他类似的原则,让人有跟它对话的可能,那该有多好!老是给我们同样的回答,我们怎么可能跟它讲话?”这次,大黑猫只是发出呼噜的声音,我们完全猜不到它到底要说好还是不好。


德里达为以他的学说为专题的研讨会论文集《自传动物》写了一篇《因此我是动物》,在其中他引用了前面那段《艾丽斯梦游仙境》。德里达用大黑猫的故事引出的问题会是“动物究竟会不会说话”或“它们究竟有没有属于它们的语言”?——当然不是。动物如果会说话,每个人恐怕就要几个小时来滔滔不绝地告诉别人他的狗或是天竺鼠对他说了什么。德里达关心的问题,其实和艾丽斯一样:动物能不能回应?它们能不能做出一个真正的回答,而不是只做出一个反应?它能让我们知道回答究竟回答了什么?向谁回答,对什么回答?回答又是向谁负责?对什么负责?


德里达在他作品中,将解构和衍异的概念当作标签运用,致全力于研究“在场的形而上学”和“同一性逻辑”的错误。然而,虽然他学说的轴心建立在对“文本”的研究上,但他并没有因此忽略人类彼此关系的组织结构:他不但时时表达自己对“他者”问题的关注,并提倡殷勤好客的伦理,一种无需任何准备就能自然发生的开放性态度,以及用“差异”作为人与人接触出发点的学说。


所有划分领土的做法,所有围墙和边界的竖立设置,和所有“己有事物”的构成——无论是一个“己有”领土、一块土地、一种语言、一个身体或一个“自己”——都需要他人和外界世界才得以实现。因此“相异性”即使隐而不见或受到否认,从最初的时刻也已开始作用;至于所谓的外地人,借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提出第一个问题的人”。但开口回答的那个人又是谁?什么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面对面”?


就这些问题,德里达在《因此我是动物》中做了一个出色的阐释:“我常常问我自己(只是问问看):‘我是谁?’而当赤裸的我被一只动物在静默中撞见时,在那个时刻,‘我又是谁?’在这只动物的眼中,例如在一只猫的眼中,我很难(没错,很难)克服我的尴尬之感。为什么很难?我很难压抑下‘感到羞耻’的冲动,很难对抗赤裸裸地、在一只动也不动的猫面前全身精光露出性器时可能会有的不自在之感。”


为什么觉得羞耻?为什么事而羞耻?为谁羞耻?“为了像动物一样赤身露体而羞耻”。但是,动物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所以不能真的算是赤身露体。“在一只看见赤身露体的我的猫前,我感到羞耻,究竟那是像一只不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的动物,或是像一个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的人类?”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除了问“他者”还能问谁?也许就只能问猫了?


猫回应我们的叫唤,那是因为我们叫了它的名字,也因为它就是“那只猫”——而不因为“它是‘猫’,更不因为它是‘动物’”。“它向我走来,像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生命个体;这个个体有一天进到我的空间,进到这个它能够遇到我、看见我、甚至看见赤裸的我的空间”。同时,它所以在听到它的名字时做出走近或走开的动作,那是因为在它“拥有一个不容被简化成抽象概念的存在”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不能永远存活的存在”,毕竟,“从它有名字的一刻起,它的名字就已经继续存在于它的消失之后”:“它为它消失的可能性签名盖章。而我也是——从这到那。每次我们两个中的一个离开房间的时候,不论赤裸或不赤裸,都预告着那个‘消失’的终将到来”。


德里达借着这极度透彻深刻的冥想,拐弯抹角且成功地赋予动物“‘做它自己’的能力”,让动物能够“感触它自己、感触它自己的行动以及感触活着的自己的痕迹”。对此,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以免扰乱了面对面:“这只动物在那里,在我之前,在我身旁,在我面前——而我则在它之后。因此,既然它在我之前,它也就被我抛在后面。它围绕着我。从这‘在我之前’的位置上,它也许能让自己坦然于我的注视之下,而且,它也可以注视着我——哲学可能忘了这个事实,甚至哲学本身就等于这个刻意的遗忘。动物有它自己对我的观点;那是出于另一个绝对存在的观点。没有任何其他时刻,会比这样一个在猫前赤裸的时刻,更能让我深刻思考生活周遭的人相对于我的绝对相异性。”


庄子的蝴蝶


庄子平静安闲地在河上垂钓的时候,来了两个楚王的使者,对他说了大致如下的话:我们的王希望在他的宫廷里给您一个高位;他想让您成为他的宰相,将治理国土的责任托付给您。


庄子头也不抬,就回答他们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奇的乌龟,三千年前死了。国王让人把死龟用锦巾裹起来,放在他祖先神坛上一个他珍贵保存的匣子里。你们觉得,这只乌龟会愿意死掉,让它的骨头成为千古崇拜的对象,还是宁可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来爬去?”


“它会宁可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来爬去。”


庄子回答:“没错,那么你们走吧,回到你们国王那里!我也一样,我宁可留在这里、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来爬去。”


庄子名叫庄周,但我们通常尊称他为庄子。庄子是另一位“道家之父”,不过在法国名气没有老子来得大。他是公元前4世纪的人,也许介于前350年和前280年之间。他活在一个位于中国中部、在强大邻国彼此争战中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宋国。宋国人对于其他国家的人而言,就如雅典人眼中的波也奥西亚人,常常受到嘲笑,并且被认为相当迟缓笨拙。庄子一生穷苦,弃绝享乐,“穿着有补丁的布衣和破鞋”。原来他在一个漆树园里工作,后来决定放弃一切,把时间精力用在写作上,并过着一个合于“道”的生活。他既不要荣耀也不在乎权力,还拒绝了宰相的职位;对于孔老夫子的弟子而言,庄子无异于一名疯子。


他的作品以他的名字为名,就叫《庄子》。我们怀疑其中的一些篇幅出自他的门徒之手,但无论如何,《庄子》都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珍贵的典籍之一,可以与印度的《奥义书》和西方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的著作相提并论;它是一部反对过于理性之儒家思想的“圣典”,为道家增添了形而上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书上说:“自然”是至上美善,而人只有超脱于感官造成的幻觉和世俗虚名之上,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唯一重要的是生命无止境地动和变;因为无限本身会消除所有的差异,所以不可能使用任何的尺度来测量无限的真实;所有的大小美丑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有善必有恶,有秩序必有混乱,有好运必有厄运,有阴暗必有光明,有现实必有梦境。“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做梦;在梦中,我们解说另一个梦,只有在我们醒转之后,我们才知道那原来只是个梦。而且,要等到我们从我们的大梦之中醒来之时,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一天,庄子梦见自己是只蝴蝶:“成为蝴蝶的庄周十分逍遥自在!他忘了自己是庄周。之后他忽然醒了,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庄周。然而从此,他再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梦见自己是只蝴蝶的庄周,还是梦见自己是庄周的蝴蝶。”


罗伯特·马吉欧里(Robert Maggiori)


早在1789年,当大家开始争取各式各样的权利时,英国的哲学家、法律专家和政治人物边沁,就试着改变人们对于动物的固有观点。他指出:重要的不是知道动物是否能思考或说话,而是知道它们是否会受苦。和他站在同一阵线的,还有几乎晚他一个世纪的萨尔特。萨尔特出版了《动物权利和社会进步的关系》(1892),在书中,“权利”的概念被用在动物身上。之后,要等到1972年,才有澳洲人彼得·辛格写成《动物解放》一书;此书和汤姆·里根的《论证动物权利》使动物权利的问题正式成为当代重要议题之一。彼得·辛格有句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希望借此指出的,并非人类和其他动物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而是因为同样的痛苦具有同等的价值,所以必须得到相同的重视,无论受苦的是女人还是男人(不管他们在年龄、健康状况、皮肤肤色、职业、智力程度、收入上有何差别),无论受苦的是一个人或是一只动物。


《哲学家与动物》这本书并不直接探讨以上这些问题。书中的“三十六道菜/条目”,就像是一个个“静止画面”或一些快镜照片,用一个画面或一个短剧,来捕捉哲学家提到某种动物的时刻。有时,伟大的思想家讲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蠢话,而其中一些蠢话还在接连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误导了对有关这种动物的研究。有时,哲学家在描述某种小鸟、某只小狗或微细小虫时,用短短几句话讲了一个譬喻,用千百种概念来披露哲学关于个人与他者的关系、相异性、自由、羞耻感、权力、宗教信仰或罪恶等中心概念。


马蒂厄·兰顿为《解放报》策划一个“夏日笔记”时,有了规划这个系列专栏的想法。虽然将某个哲学家和某种动物连接起来往往是个难题(何况取此舍彼的原因常常不外乎偶然和因缘巧合),但不得不割舍很多:黑格尔的猫头鹰、胡塞尔的火鸡、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蛇怪、阿多诺的鹿豚和倭河马、圣安布罗斯的海鳝、布鲁诺的驴子、曼德维尔的蜜蜂、狄德罗的蚂蚁、雷奥米尔的胡蜂、伊本·图斐利的羚羊、休谟的马、拉·美特里的猴子、洛克的鹦鹉、莱奥帕尔迪的公鸡、蒯因的兔子、斯宾诺沙的蜘蛛,甚至乌纳穆诺的纸鹤等等。然而这个选择上的困难一经解决,整个工作就开始变得有趣、激发思考、锻炼智力,并且充满惊奇和新知。


我们不知道动物有没有灵魂,虽然有时,正如一位朋友谈到她的猫时所说的:专心注视猫的眼睛时,可以在猫的眼睛深处看到尼罗河的源头。但是人就动物所发表的言论,常常都是他灵魂深处的一些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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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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