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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关系

(2009-05-01 22: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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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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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法国

杂谈

分类: 信仰感悟
就像不是所有共产党员都喜欢马克思一样,基督徒也非人人都虔诚地信上帝。
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信上帝,但上帝是可以骂可以抛弃的神.中国人不信神,可偏偏喜欢不停的造神,旧神倒了,立即竖起新的不可议论的神.这里还有一点辩证法吗?这种自我封闭自我僵化究竟对中国走向文明的现代化有什么好处呢?

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烟”,此话确含至理。因凡宗教皆有迷信成分,不管是信神信鬼、信上帝、信天主、信安拉、信老天爷、信如来佛……总之,把一个虚拟的对象当成了宇宙万物的主宰,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这在无神论者看来,确乎是幼稚可笑的。所谓“精神的鸦片烟”,正是指这种迷信成分而言。然而,正当的宗教(不包括多种邪教!)并非仅有迷信成分,往往还包含着平凡的哲理。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一个大的宗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号召力、征服力。说千千万万的信徒都是愚昧,都是中毒,恐怕是无法服人的,简单化的。问题的复杂正在这里:带有蛊惑性、麻醉性的迷信成分往往和那些平凡的哲理交织在一起,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迷信吗?当然迷信。那位公正无私的“天地神明”到哪里去找?善恶与祸福的对应关系有那样绝对准确吗?那张“报应自速”的“恢恢天网”,又何尝不仅是一个美好愿望呢?!然而,用迷信来劝善惩恶,却又绝不可以愚昧无知目之矣。说“天运循环,周而复始”,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然而,“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贫穷不可欺尽”三句话却说得多么好!是呵,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罪孽深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吗?这里是否包含着朴素的真理?它让人“衣食随缘,自然快乐”,不正是一种摆脱物欲之蔽,知足常乐的旷达人生观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它竟然高呼“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毫不客气地攻击起算命问卜这种常见的迷信活动来。你说这篇《宝训》究竟是迷信还是反迷信?


天,我们不必讳言: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马克思出生于犹太家庭,母亲后来改宗基督新教。马克思应该说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后来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一概遭到马克思的全盘否定,但是,马克思的基督宗教情怀依然可以在他的学说中找到痕迹。马克思对于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同情,与圣经的先知以及耶稣都颇为相似,马克思毕其一生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被法国思想家薇依(1909-1943)认为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被一种弥赛亚的希望观念迷住了,这种观念使他以为自己会在人的族类的拯救中起决定性的作用”①。 解放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都有“解除、使其脱离”的含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将人类从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耶稣要将人类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关于人类的未来,马克思阐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基督教谈论的是“上帝之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是要将“天国”建立在地上,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幸福。甚至我们还可以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可以对应于圣经的伊甸园,都是人类渴望回归的幸福家园,因此共产主义学说与犹太-基督教的失乐园-复乐园可以说是同构的。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对人类不幸的理解、如何消除这种不幸以及人类可以期待的未来三个方面来梳理两种思想之间的对话。

一、 不幸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使他目睹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用卑劣的手段完成它的原始积累,也目睹了资本家“惟利是图”的非理性生产给社会带来的不公正,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压迫与摧残。社会的不幸使马克思开始了他伟大的思考。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决定了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对人的正确认识必须始于物质性生产,人类藉以回应他们物质需要的方式决定了其余的一切。但是,问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都带来了异化,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劳动分工以及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经济秩序,生产力过程中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合理造成的,要消除社会的不幸,同样要从发展经济着手,必须以公有制合理化取代私有制的非理性生产,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
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敏锐地洞察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表象下暗含的危机,并对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而这一切与马克思对社会底层处于被压迫与被剥削的阶层——无产阶级抱有的极大的同情是分不开的,他主张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以及抨击社会制度的勇气,得到了很多基督教思想家的激赏,许多基督教思想家也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思想家的薇依,就是一位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大学毕业后,深入劳工阶层,到工厂与工人一起生活,亲自做苦工,以致于过度的劳累损害了她的健康,使这位卓有才华的女思想家在34岁就猝然病逝。美国神学家R?尼布尔(1892-1971)在获得神学硕士之后,放弃学术前途,到生活艰苦、社会政治冲突尖锐的底特律大工业区担任了13年的教区牧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应该深入社会,直面社会暴露的问题与弊端,分担社会底层的痛苦与不幸。
事实上,基督信仰诞生之初,就是贫穷与不幸者的宗教,它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彻底地认同人的受苦和不幸,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与罪人和税吏为伍,他医治患病的、遭人鄙视的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③。虽然基督信仰与马克思主义都认同个体的受苦,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根本上的不同。薇依认为,对于个体来说,他所要面对的是生、老、病、死以及生命中的种种与他人迥异的个体的不幸,这些不幸不会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善而得到彻底消除,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也不能消除人的存在之不幸处境。她进而认为,人的存在之不幸是本体论的,比如,人所遭遇的偶然性事件、大自然的灾害等等给人带来的不幸,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薇依将不幸与不义区别开来,认为社会的改革只能减少社会的不义,但如果认为革命可以消除人的不幸,则过于夸大了革命的功效,并且掩盖、忽略和看轻了个体生命的不幸④。马克思将社会的不义与不幸混为一谈,误以为无产阶级应当仇恨资产阶级,并且这种仇恨是正义的,结果反倒增加了社会的不幸。
对于薇依来说,她更关注的是作为个人的劳工阶级,而不是作为集体或阶级的劳工阶级。她认为,把人的受苦当作一个阶级来谈论时,受苦的个人事实上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对个体是不公正的⑤。阶级的划分对个体的抹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切肤的体会,它曾经制造了多少人为的悲剧。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也受到了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1926- )的质疑。他认为,每一位相信上帝之爱的人,必会去爱那些受压迫者、受剥削者、被凌辱者和遭蔑视的人,但谁是革命的主体仍是一个问题。当一个阶级受压迫时,他们是革命的主体,一旦他们起来推翻了压迫者,自己成为压迫者时,他们实际上就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⑥。因此,革命主体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幸,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薇依认为,马克思对人类不幸的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分析,不是终极意义上的,人在社会中的经济角色,并不是个体的全部,更不是个体的本质。基督信仰对人的受苦的认同才是终极意义的,它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表明,上帝之爱在亲自担当人的不幸,在这爱的受难中,甚至死亡也被胜过了。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是基督信仰的精神内核。捷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兰?马科维奇也承认,为了政治斗争,他读马克思的书,当面对死亡时,他会读圣经和唱圣诗。经过两种思想的比较和几年的亲身体验,薇依在28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皈依了基督信仰。

二、 革命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革命是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革命是政治形态中的极端行为,是一种暴力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只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革命⑦。通过革命的手段,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得以建立。革命在某个时期成了进步、正义崇高的代名词,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革命也带来了惨痛的后果。革命原本为的是消除社会的不幸和不义,但事实上,却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更多的冤屈和暴政,或是在革命之后将社会导向恐怖和专制。如“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的统治。
可以说基督教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宗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⑧因为福音将像一把双刃剑,刺穿人的心,黑暗与光明不仅在人的内心也将在这个世界展开一场激烈的争战。但是,上帝不是以暴力,而是要以完全的爱和公义赢得这场战争。当耶稣被捕时,耶稣的门徒拔出刀来,欲拼死一搏,被耶稣禁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⑨耶稣拒绝使用不义的手段,来达到公义的目的,他要用十字架上的死来表明上帝的义。十字架上的死看起来是软弱和屈辱的,然而谁能否认两千年来它在不断地唤醒人类心灵的真、善、美呢?
当革命家纷纷涌现,革命成为社会正义的代名词的时候,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应当破除革命的迷信。莫尔特曼指出,必须从更实质的层次上重新审视革命。革命,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是奴隶反抗主人,使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也不是为了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强掠现在,革命不是报复、清算、翻身,不是为了未来的正义、自由和人性施行现在的非正义、专制和非人性,而是要让神圣的正义、自由和爱成为现在⑩。
薇依认为,革命给人造成了错觉,如果革命的要求是出于反抗社会的不义,这种革命的观念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以为革命可以消除不幸,就会被它所欺骗。马克思把革命的功效绝对化,以为革命可代替人的获救,可以最终解决人的一切不幸处境,革命事实上已成了“人民的鸦片” ⑾。莫尔特曼更进一步强调,任何以历史规律为由制造的悲剧,或把革命中的过失视为不可避免的历史二律背反,都是对人性和人类历史的侮辱,让人无法面对死难者的亡灵⑿。以革命的名义,这个神圣的口号,如今听起来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许多的历史事实不需要在这里一一列举。

三、 共产主义与“上帝之国”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用普通百姓的想法来说,那是真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劳动成为一种完全自愿的创造和享受,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导致人异化的因素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消失了,每个人生活得都很幸福。这个理想曾经激励多少人为之奋斗和献身。
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非凡想象力和对人类未来高度乐观主义态度的结合,它依然是建构在经济-社会分析基础上的,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系列的革命来实现。但是,二十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9?11”事件的发生,使得人类越来越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降到了最低程度。人们产生这样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人类社会真的会有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吗?能够填满人类日益膨胀的胃口吗?劳动分工已成为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标志,共产主义社会能消除劳动分工吗?当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私有财产能最终消灭吗?物质的丰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所在吗?
基督信仰并不否定人类对未来的盼望,而是对人性本身持悲观的态度,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说。基督教认为,人性中的罪是一切不义和不幸的根源。这种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的态度,使基督教从诞生之初就站在神圣的超越之维对人类社会进行批判。这个超越的维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建立在启蒙时代以来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和所谓的历史规律之上,相信人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相信一种人类社会自身构成的必定由黑暗走向光明的所谓的规律。这种对人性的乐观使马克思主义缺乏了基督教的超越的、批判的维度,而缺少了这样一种维度,人就无法彻底地认清自己的罪,历史社会中的不义和罪恶也就不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批判。基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基督教反对将人类社会神圣化,也就是说,人类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社会,人也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尼布尔认为,人的革命和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世的行为,而人的存在是有限的,罪性是人的存在属性,人不可能靠自己把自己从罪性中解救出来⒀。
因此,基督教将人类的盼望,给予了那位他者——以爱、公义与和平为实质内涵的上帝之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表明上帝之国不是以人和这个世界的法则来构想的未来,不是带有人的有限与罪性的构想,不是出于人的义,而是出于上帝完全的义和应许,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每一滴眼泪都将被抹去,每一份痛苦都将被上帝的爱所照亮。这不是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上帝之国”,事实上,这样的国已经降临,因为耶稣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17:21),“上帝就是爱,住在爱中的,就是与上帝住在一起”(约翰一书4:16)。让我们以新约的一个故事做为本文的结尾: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路加福音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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