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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录:背影二〇一〇(之三)

(2011-02-10 1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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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ch

李侃

贾宏声

文强

沟口雄三

罗品超

王鸿祯

杂谈

分类: 饮冰录

尼古拉·海耶克(1928—2010),钟表业巨头,6月28日去世

1970年代,日本人研发了不上发条,走时准确——更关键的,价格异常便宜的电子石英表。受此打击,瑞士手表的出口量急剧下降,享有国际声誉,并且已经演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瑞士钟表业开始意识到,战后最为惨淡的时刻来临了。据说,当时的很多钟表业者甚至羞于承认自己的职业。危难之际,尼古拉·海耶克(Nicolas George Hayek)展现了他过人的天赋与胆识——他革命性的使用塑胶和其他人造材料制造手表,开创了瑞士手表平民与时尚路线的先河,这一系列让海耶克发家,又令瑞士钟表业“起死回生”的手表,迄今风靡世界,它的牌子,叫做“Swatch”。此后,海耶克促成了瑞士钟表工业公司和瑞士钟表总公司的合并——它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钟表工业集团“Swatch集团”的前身。海耶克也由此被视为瑞士钟表业的“教父”。

 

李侃(1922—2010),学者,编辑,7月1日去世

李侃先生本人是党的宣传战线的老干部,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李先生应该是知名度最高的学者之一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李时岳、胡滨等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迄今还是很多学校历史系“近代史”课程的基本教材和考研参考书。李先生一生最大的功业,是主持中华书局的近代史编辑室。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力,甚至已经不能够用“显学”这样的词来形容,因为某种程度上,那时候的近代史研究,早已经不是“学术”那么简单,其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李先生和当时的中华同人做的史料整理、编辑、出版的基础性工作,功德无量,迄今惠及学林。那个时代,为中华、商务、三联做事的,很多是“旧时代”的耆宿名家,但“掌舵”的,基本都是些像李侃先生这样的“革命老干部”,他们没有学历(其实有些很是“系出名门”,但是书念了一半,革命去!比如中华1950年代的灵魂人物金灿然先生,出身北大历史系,但是没念完,就去了延安),但是并不代表“水平”低,他们的知人善任,以及在专业上的眼光与识见,今天看起来,都常会令出版人汗颜。

 

贾宏声(1967—2010),演员,7月5日去世

有人在贾宏声家里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列侬照片,贾在照片下骄傲地喃喃自语:“我是列侬的孩子。” ——1980年的某天,查普曼用一本《麦田的守望者》作掩护,向二十码外的列侬开了五枪。四枪打在列侬背部和左肩处。列侬趔趄着走向大厦入口,倒下,鲜血从他的嘴里涌出。2010年的夏天,贾宏声用一种飞翔的姿态,从七楼跃下,砸在一辆北京牌照黑色帕萨特上,鲜血从他全身汩汩而出——43岁的“列侬之子”一直没等到他命运的查普曼,在万念俱灰中,他把自己变成查普曼,用自戕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终于“零距离”到了心灵之父。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最有才华、最帅男演员”的四十多岁中年男子,在列侬式的“Imagine”与“Mind Games”双重困扰下,用最残酷的方式寻找到解脱。

 

文强(1955—2010),重庆司法局原局长,7月7日去世

2009年8月,文强开始接受纪检部门调查,11个月后,他在重庆被执行死刑。他的死去,引发的各种震动,迄今未平,而由此产生的反思,还将持续很久。

 

萨师煊(1922—2010),人民大学教授,7月12日去世

萨师煊教授的籍贯,填的是“福建福州”。在福州,“雁门萨家”是赫赫扬名的望族。然而他们的始祖,却是突厥人。有元一代,被赐姓“萨”。这个家族中的一支,在13世纪末期迁居到福建。19世纪后期,福州萨家一直就英杰不断,萨镇冰、萨孟武都是其中的翘楚,而尤以“本”字辈(本栋、本铁弟兄等)、“师”字辈(师俊、师煊等)为盛。萨师煊教授本人是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数据库学科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沟口雄三(1932—2010),东京大学名誉教授,7月13日去世

沟口先生是现代日本学界“中国研究”领域的大佬,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领域里面,除开东大、京大的那些早已谢世老人以外,沟口先生可以算是执牛耳的人物了——这不是说在这个学术领域,他的学问就是日本第一,而是说,他的学问跟他的声名,同样的厉害。沟口先生的书,很多都翻成了中文,随处可见,我自己有好几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也留心搜集了一些他老先生的作品。豆瓣上有一篇对沟口先生的访谈,很可以一读(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635159/)。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沟口先生当年选择学习中文的经历。实际上整个20世纪,在日本人眼里,中国都是落后、愚昧,应该被征服的。所以,沟口一开始选择学习中文,还有朋友大惊小怪,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中文,以后的出路,大概就是开麻将馆。直到念了大学,进了法学部,教授还是对沟口说,在日本念法学,只有学习德文才是王道,念中文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日本尚且如此,遑论欧美各国先进!)时至今日,这种状况虽有改变,但本质依然。中文的世界化,中国的国际化,绝不在于搞几个人头攒动的博览会,或者装点门面的孔子学院,而在于我们真的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力,对外输出让人钦服的文化——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文化,应当是依然活在每个中国老百姓身边儿和心里的。

 

罗品超(1911—2010),演员,7月15日去世

中国粤剧名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的年龄最大、从艺时期最长的表演艺术家。

 

王鸿桢(1916—2010),地质学家,7月17日去世

王先生是西南联大地质系出身,以后在抗战的兵燹中,服务母校,伴随联大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岁月。战后,王先生已经30岁了,还是很坚定的放洋出去,在剑桥拿了学位回来,此后一辈子贡献在祖国的地质事业当中。以前我们都说西南联大是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更多的是缅怀那时候联大的老师们,其实联大八年,出来的一批学生,像王先生他们这批人,跟黄昆啊、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如此,同样值得追思、缅怀跟重新书写——说“抢救”也不为过,因为这些当年的学生,如今也都到了逐渐凋零的年纪了。所谓“人事代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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