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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王杨-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2012-02-02 1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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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媒体报道
作者 徐佳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2012-02-01 01:14 

大年三十,西安漫城白雪。王杨并没有回家过年,为了拍摄纪录片《纺织城》,他索性就在跟拍对象张爷爷家吃了一顿饺子。

建立于1953年的纺织工业城即将被拆迁,导演王杨的远方亲戚杨先生是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纺织城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家庭的秘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引起了王杨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有过三部纪录片长片拍摄经历的王杨对空间,而不是个人更感兴趣。“年轻人刚开始拍片时总会追求新鲜的概念、不一样的视角。”王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但现在,这个年轻的导演正在学习如何做减法,试图通过聚焦个人来提取这个时代的张力。

《中国门》正是王杨糅杂自己内心情感的一次尝试。这部刚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延续了王杨一贯的结构主义风格,通过对会宁、北京、上海一组组人物群像的展示,记录了年轻人改变自我命运的艰难。表面说的是教育,更深层的,则切中了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解开中国底层景象的“中国门”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门”这个字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多重阐释,比如将影片以“门为闯”、“门为斗”进行结构,它是否是你自我境遇的某种投射?

王杨:之前我也拍过毕业生题材的纪录片。我对这群人很熟悉。自己当然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里走出的一员。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见证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因而一直都埋下了一些疑问。

日报:能否解释一下你所隐喻的“中国门”?

王扬:《中国门》表面说的是教育,其实它更像一把钥匙,由它打开教育这扇门背后的种种景象。来自底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又怎么通过奋斗去跨过人生的每一道门,包括高考。

从贫困县会宁到上海再到北京,走了一圈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断裂。社会、人才流动的有效机制似乎是缺失的。虽然有高考,包括其他考试制度,但人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有些无力感。

日报:对于高考、教育制度的讨论很多,如何突破呢?

王杨:对于纪录片,题材当然很重要。我拍这个题材是个巧合,我恰好听到这些状况,也能够拍到他们。其次,我触碰这个话题,关心的不是教育如何改革,也不是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纠结于“怎么办”不应当是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只是提出问题,将那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如实反映。因为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才最让我感兴趣。

日报:我认为,《中国门》不仅仅是在浅表地述说教育制度,背后更多地凸显出一种城乡、地域包括阶层差异的现状?

王杨:这就是我创作的目的之一。

日报:你曾说,你试图通过《中国门》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那是什么?希望探讨的又是什么?

王杨:公平和个人意义的极大缺失,一直纠缠着中国历史。《中国门》里,教育只是映衬,其背后隐藏的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片中人物将超越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你是怎么说服校方以及学生家长许可拍摄,毕竟周围有一台摄像机有可能会令学生分心?

王杨:首先我们和当地教育局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后,校方也表示支持。的确在拍之前,没有想过打扰学生这件事。不过,当你看到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后,反而不敢多去采访一分钟,觉得那是非常大的罪过。

学生吃饭、学习在一起,有的人一天吃一个馍馍,打开水都得小跑。所以,我们调整了拍摄方式,并没有采取跟拍式的记录形式,非得把他的家庭弄得很清楚,也不可能长期地盯拍。等他们必须回乡拿生活用品时,我们才一起去,尽量避免提前安排而影响他们。那时,他们的状态更适合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在会宁的拍摄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门》板块化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会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上海、北京的背景延伸而展开。

日报:你的拍摄对象中,有贫困县的高三学生,有唐家岭的北漂毕业生,有家道中落的音乐学院学子,你是怎么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

王杨:在北京的贫困待业大学生是会宁学子生活轨迹的延续。我们是自己跑到唐家岭等“蚁族”聚集地去找人的。发现了一些人,他们不适合,但他们认识的人可能恰好合适。拍摄纪录片有时候有一些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在上海,我选择了一家早教机构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你可以看到,小孩在4岁前就已捆绑在教育链条里了。报名早教机构的家庭大多是城市中产,他们和遥远的会宁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搁在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而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是一种“超越”,我们展示了她一路走来的心理状态。家境普通的她也学习音乐,对教育的付出,对现状的失落和常人一样。在这里,她不代表简单意义上的“穷富对抗”,超越了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中国门》人物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十分特别,却符合你关于“门”的剪辑框架。我可否将其理解为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如果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客观性呢?

王杨:我承认,是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因素。一开始,片子的定位就是关于教育,聚焦会宁的高三学子。但会宁的拍摄启发了我跟着学生的预设足迹,去到上海、北京,展开另一段的记录。

“教育”只是一个通道,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感受。沿着这个思路,主题先行就不是铁板一块。它提供了一个路标,我们在过程中又重新发现。我的视角代替了会宁孩子去看未来和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延伸到北京、上海,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跨越地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共同命运的状态。

而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心的真实,反映了你和拍摄对象间的关系。《中国门》采取了一种更观察式的方式,将所有的信息搅拌并产生结果,可以暂称之为心理主义的真实。

日报:作为一名学法律出身的人,是否更容易倾向于在纪录片中承担道德使命感?

王杨:纪录片这个本体,决定了道德性是它的某种魂魄。纪录片需要社会反响,激荡讨论,形成实际推动力。纪录片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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