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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彻底消灭“农民”

(2012-08-10 02:05:06)
标签:

财经

 

夏末秋初,农忙正酣。

  

象我的老家一样,在广阔的南方土地上,传统二季稻插秧刚过,打谷子,摘花生等等农活,即将接踵而来。这是二十年前,故乡普遍的情景。

 

   事情正在起变。本次回乡之旅发现,广阔的农村,已经再无青壮年愿意干农活了,放眼天下,一片老弱。

 

  我在十几年前,已经通过上大学,脱离了农村,而我很多儿时的玩伴,他们也已经进入了城市,没有城市户籍的他们,还会回来吗?

 

与印度的“种性制度”一样,低种性是一种耻辱,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做一个“农民”也是低人一等的,同时,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蔽的等级制度,而这种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缺陷,才是未来农村持久繁荣的心腹大患。

 

    在中国,是否农民,不仅意味着现实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同,更涉及到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自古以来,农民是社会下级阶层的根基。而在现代中国,由于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农民在社会阶层的分野中处于弱势地位,亦客观存在。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不仅要求土地流转等市场要素的流动,更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在经济收入等同的情况下,选择务农,与选择从事别的工作,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区别巨大。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个人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的很多同龄亲人和朋友,他们没有和我一样通过读书改变农民身份,但是,作为年轻一代的新农民,他们已经走进都市,在接受现代文明、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宁愿在外面拿很少的薪水,也不愿意再种田。因为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种田,在农村的现实意义中,是贱业,而农民,则是贱民。

 

隐性的身份等级制度对于社会的巨大危害,也许可以从印度身上看到影子,开国总理尼赫鲁打出世俗主义的旗号,试图以此来解决印度的千年痼疾,虽然自独立伊始法律即已规定人人平等,但是,在现实中,高种性的人与低种姓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分野,很多社会高层职位,基本全部为高种姓所把持。在农村,人们仍然按种姓而居,通婚和社会交往仍然受到种姓的限制,行为方式仍然受着种姓的制约。在城市,纵使是新德里与孟买这类国际都市中,最底层的"贱民"依旧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实中存在的种性制度造成了印度社会的分裂,也对其经济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成为印度现代化的阻力。

 

    同为华人社会,台湾的农业化改革足以引以为戒。80年代,李登辉还在“台湾省主席”任上时,曾推出一个“八万农业大军”的振兴农业计划,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培养八万户专业的、年轻的核心农户,以他们的力量,主导农村走向精致化、高附加价值的新阶段,进而提高农民的信心。结果,最后发现,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都不愿意当农民,根本无动力发展农业,最后,导致此计划失败。

 

“八万农业大军”在台湾的流产,可为大陆镜鉴。

 

目前,台湾的乱象,与族群分裂有莫大关系。中南部农民,成为陈水扁的政治根基。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动荡,某种意义上说,也源自长期的威权政治,使身份等级制度成为隐性规则。不仅是权贵及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极大分野,一般民众之间的产业工人与农民之间,也存在严重的裂痕,导致社会动荡与分裂。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虽有庞大的农民阶层,却再无国民愿意做农民,虽有众多的职业选择,却再无国民愿意从事农业,振兴农业,则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

 

  反哺广大的农民人口,恰从彻底消灭“农民”的户籍开始。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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