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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词人姚谦:文艺是一件务实的事 | 长报道

(2017-07-15 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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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让姚谦同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左手拿着面包,右手举着玫瑰。他在两种状态中穿梭,寻找让它们共同生长的心境。


采访 ✎ 蒋平 温丽虹

文 ✎ 温丽虹

编辑 ✎ 方奕晗

图 ❏ 尹夕远


56岁的姚谦一头卷发。在画家刘小东笔下,他的头发被归拢在一起,束成一个短辫扎在脑后。


这是2003年刘小东到台北办画展时,邀请当地知名人士参与创作的一幅画。画中的姚谦双手叉腰站立,重心倒向右侧,嘴略微噘着,一副引而不发的模样。肖像画了8小时,其间姚谦请了两小时假,陪同旗下艺人江美琪召开发布会,就她在综艺节目中遭受不公平对待一事向电视台讨公道。


肖像画记录了正在为公开发言打腹稿的姚谦。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姚谦,更多时候是语言和缓、态度谦恭的。他最为人知的身份之一,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张小燕口中“最懂女人心”的金牌作词人。


姚谦写歌词始于1988年,供职于台湾点将唱片时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普通职员姚谦临危受命,填出第一首词——江淑娜演唱的《今生最痛的歌》。


1989年,姚谦为儿童电影《鲁冰花》主题曲填词,这首3小时完成的作品,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然而这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即使我一首歌得了奖,也是半年就被忘记了”。他形容入行时承受压力的状态,“世界好大,我好小,永远都不会被看到”。


此后20多年,姚谦的名字与王菲、萧亚轩、刘若英、孟庭苇、伍思凯、庾澄庆等多位华语乐坛唱将联系在一起,他借他们之口抒发情绪、感慨人生。


同为作词人,香港人林夕和台湾人姚谦常被拿来比较。姚谦羡慕林夕的高产,戏称他是按一日三餐的节奏写词,才会有4000多首的词作。


姚谦也文艺。他受张爱玲影响颇深,将其视为带自己了解女人、了解爱情的导师。写给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中,“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的灵感就来自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在姚谦看来,这场爱情缺少缘分,张爱玲才不得不在加州沙漠终了一生。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用她特有的清淡语气,唱出姚谦对爱情的基本认知。


“天时地利的迷信”屡屡被生活验证。19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时被姚谦相中,随后回台湾发展,与当时的男友分隔两地。这种不舍的情绪被姚谦捕捉到,写下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

周旋


姚谦职业经历的起点,是琐碎的行政事务——在唱片公司当过宣传、企划,同时是艺人、老板和录音师的助理,身兼多职。这正是他与同时期其他作词人最大的不同——浪漫情怀背后,总有种不相称的务实。


1995年,姚谦在索尼唱片担任华语部总经理,面向市场制订公司发展计划,挑选艺人,为歌手打造唱片和形象。几年后,他担任维京唱片音乐总监,随着维京唱片成为EMI(百代)子公司,姚谦也有了新职位——EMI亚太区总经理。


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让姚谦同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左手拿着面包,右手举着玫瑰。他在两种状态中穿梭,寻找让它们共同生长的心境。


维京唱片的办公室位于台北民生东路。这里集中了大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台北的“金融街”,被姚谦形容为“铜臭味很重的地方”。


这是姚谦被绑得最紧的时期。他开始在办公室、公司走廊和咖啡间摆放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唱片公司其实还是做人文创作的地方,而不是商业性质的制造场合。”姚谦对《博客天下》说。


他经历过一次大范围裁员,岗位职责需要他与即将被遣散的员工一一面谈。作为内心敏感的创作者,他始终有种“害怕处理不好”的焦虑;而作为管理者,他需要冷静下来,在安抚员工的同时,向公司争取最大额度的遣散费。


时隔多年,再谈起那段经历,姚谦微笑着说那是一场“关于告别的练习”。


在两种身份之间周旋,他的秘诀是换位思考,“用年轻人的话说,是角色扮演的思维”。同一个问题,姚谦常常把自己放在不同角色的立场上进行观念碰撞,像武侠小说里的左右互搏。



最典型的一次,也是姚谦对自己身份认知改变最大的一次,他的自我定位从“我是唱片圈的”到“原来我是音乐圈的”。


姚谦曾描述自己在2000年前后对行业数据的观感:“连着5年,数据以每年50%的速度下降,没有谷底。”他开始意识到,唱片业养不活自己了。他把目光投向内地市场,“那么多人口,每人买一张唱片,就是半价我们都能挣钱”。


他开始北上。2004年,维京唱片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一次,姚谦发现员工从网上下载歌曲,十分不悦:“都做这行了,还从网络下载歌吗?”那是音乐网站版权纠纷闹得纷纷扰扰的时期,“突然有一天,大家不买你的唱片了,你发现他们在网上下载。”姚谦说,当时大部分音乐人渴望维权,“凭什么拿走我的歌,不经我同意便让人下载?”


两天后,这名员工突然约姚谦聊聊。他解释了上网下载音乐的原因,是喜欢那首歌,但买不到唱片。姚谦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复述了那名员工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因为喜欢你而惹你生气,惹你生气的原因是我没付那块唱片钱。”


“要版权还是要大家喜欢音乐”这个问题姚谦思考了一周,选择后者。“唱片死了,但音乐还在。”他跳出原来的逻辑框架,有了新的思考——唱片只是音乐的一部分,不能用唱片的景气与否来衡量音乐。


“必须跟着下一拨听音乐的人的主要习惯,调整我听音乐的方式,不能守着上一代的音乐方式。”姚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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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口气把从业20多年收藏的上千张唱片卖给二手唱片行,只收取象征性价格,半卖半送,以此强迫自己进入数字时代。这个过程“不需要心理建设,就是决定了”。


“换位思考,最重要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喜恶。”姚谦说。


他试着站在音乐网站的角度思考。“一开始觉得音乐平台侵犯了我的财产权。的确是有侵犯,因为他拿不到这些资料,在成本上也有难处。”他向公司提议,可否对音乐网站免费授权,“如果音乐网站活不下来,我们的音乐也就卖不出去了”。


5月26日,豆瓣网“我想和姚谦谈首歌”互动结束后,姚谦特地将几个问题挑出来,存在手机里。有人提起资本介入对创作的影响,问他在资本入侵的年代,音乐是否纯粹,音乐创作是否会因资本介入受阻。


“我相信音乐要蓬勃多元地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产业模式,因此我不认为资本与创作一定是冲突的。”姚谦在回答中写道,“产业中之人对两方必须保持中立和尊重的态度。我当然站在创作方的立场多一些,但我更需要警惕,创作人要尊重他方的思考和立场。”


“因为我做管理,所以不只以创作者的视角,一直站在艺术创作者的自我保护的立场看问题。”姚谦鼓励创作者不要将自己视为资本介入的受害者,“平台做得好了,我们的创作空间就存在了”。


不浪漫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从事文艺创作那种忧愁的人,认识我的人大部分都会失望。”姚谦乐呵呵地说,“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值都在这里,觉得我应该充满了各种感伤。”


“像蒋勋那样。”他补充一句,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在唱片公司做管理工作那阵子,是姚谦工作最饱和的时期。他每天早上到公司处理事务,晚上回家,用睡前时间写歌词。


那些年,他被媒体称为“笑面虎”,说他接受采访时态度柔和,但讲话谨慎。他时常笑着,看上去很好说话,但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却拎得格外清楚。牵涉其他作词者、合约艺人的问题,他要么拒绝回答,要么用“官话”敷衍过去。


“当时不敢说有很多原因,光是有200多个人的生计在你身上就够了。你说崩了,可能就都没了。”姚谦说,“200个人的生计要我负责,这句话常在脑海出现。”


那是他最巅峰的职业状态,也是他自认最不浪漫的时候。



姚谦有阅读的习惯,那几年,他大量阅读关于企业管理的技术性书籍,“读的时候也开始产生兴趣,但那些都是快速阅读。”姚谦说。


他必须顺应一些很实际的要求,修改培养歌手的方案,调整脚步,为有才华的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像我们现在,我相信很多做影视、在网上做节目的人,都面临着‘收视率不好,砍掉’的状况,以前在唱片行业也是一样。”


2000年11月,江美琪第三张专辑《悄悄话》上市前一天,姚谦的上司告诉他,由于前两张唱片连续亏损,如果这次销量再不理想,必须与歌手解约。


“我必须赶快调整脚步去解决这件事情。”17年之后,姚谦回想起此事,语气依然无法平静下来。


江美琪是姚谦签的最文艺的歌手,从个人偏好来讲,姚谦不希望与她解约。既得留下人,又要满足公司对数据的要求,这是他当时必须面对的矛盾。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评估一个艺人热度的关键指标,主要是见报率和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为了留下江美琪,姚谦频繁安排她上娱乐节目,增加曝光率。


姚谦每年的工作,是完成约5亿台币的营业额,其中60%—70%由华语唱片分担。具体到执行层面,为了达成业绩,公司必须拥有1到2名大牌艺人,“所以当时如果一个大牌艺人不跟你续约,就得赶快捧红一个,要不然就去挖角一个。”姚谦说。


履行职责的过程不文艺也不浪漫,但姚谦还是能看到自己在成长。例如,他学会阅读财务报表。“其实财务报表跟创作是有关系的。我不是说创作灵感,而是指要做多少音乐,所以得写成多少歌。”也是在那个时期,他算出自己歌词创作的“生产规模”:国语歌从听曲、下笔、校稿,全部完成需要三四天,每周大约一篇。


将创作的上限与下限数据化之后,姚谦感觉到某种自由。“因为你也不会强迫自己,做不到也不会找理由。”姚谦说,“因为你就应该是这个产量。”


土壤提供者


2005年从EMI离职后,姚谦决心不再进入唱片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这之后,他的胆子大了,“可能比较敢下决定了”,姚谦说。


他认真回想以前那些“胆小”的时刻:住在台北牯岭街时,同栋楼住着周杰伦,每天24小时有狗仔队在附近蹲点。那时姚谦“出门连穿个拖鞋都不敢”,“虽然不是专门拍我,可是也会让我对这个世界不信任”。


另一个原因是手中握着权力。权力越大胆子越小,因为许多人投来检视的目光,因为怕出错。“我永远把自己排得满满的,而且一直期待不做管理,让生活的自主性更高一点、自由一点。”真到解甲归田的时刻,姚谦短暂地有了一种悬空感。


“当你没有那些头衔的时候,有些人对你态度不太一样。”一开始,姚谦会不自觉地思考,“好久没见到那个人了”,“他讲话态度好像不太一样”。但他话锋一转,“可能他们投在你身上的期待没有了。有些人消失了,并不是势利,只是因为没有这些工作关系,自然就疏远了。”


他渐渐发现,一直追寻的自由就在其中:“现在我给人发信息,如果他在位置上,没有及时回复,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唉,真可怜,他忙成这样’。”


现在,姚谦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行程里的每件事都是他真正想做的,反而不觉得紧张。他甚至充当起为“文艺”创造现实土壤的角色,从物质和行动上,给年轻创作者提供具体的支持。


2017年年初,豆瓣邀请他开设写词课,他在一个星期内答应下来,觉得“还好有这样的平台,我们文艺的空间才存在”。


5月,姚谦担任监制的纪录片《一个人的收藏》发布,导演是他在活动中遇到的跟拍摄影师徐浩轩。纪录片完成后,姚谦自费在影院做线下推广,设置商业看板,介绍影片和主创团队。这并不是时下主流的推广方式,但他的考虑是,“这个片子被留下,这个年轻人、这组团队也许会因为做这个作品,路又宽一点。”


“ 

这些年,姚谦坚持购买年轻艺术家的画作。之所以在画家名不见经传时买下作品,一方面出于欣赏,另一方面也抱着鼓励年轻画家继续艺术创作的目的。他压低声音:“有时候带来最高价值回报的,反而是这些作品。”


浪漫的事情,姚谦说自己每天都在做。


采访和拍照地点是他选的,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处艺术空间,正举办画家章剑的作品展。提起欣赏的画家,姚谦殷勤地介绍起来:“他特别喜欢读诗,画的东西以前特别细腻,最近特别奔放,但颜色仍旧十分浪漫。”


这天早晨,姚谦选了一条不常走的路。他看到一个中年人坐在树荫下,慢悠悠地划看手机。这让他很羡慕,“这两天我一定要找个下午,去树荫下做一件事”。


他特意在餐厅的露天花园里挑了个树下的座位。


“不过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这个双子座呵呵笑着说,“刚吃饭的时候被太阳一晒,我就决定不要去树荫下了。太阳会走来走去,我眼睛都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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