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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与荣禄之间--《中国经营报》通往立宪之路专栏

(2013-12-11 21:51:28)
标签:

中国经营报

两个

王权之

专栏

之路

文化

在袁世凯与荣禄之间

刘刚   李冬君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美也是力量。

如果说,男人的力量来自知识,那么,女人的力量则源于美。

赛金花很美,美得咄咄逼人,有多少人心甘情愿成为美的俘虏?

清末曾为巡城御史的陈恒庆在他的《谏书稀庵笔记》中说,赛氏辗转至京,“至吾家相府请安者数四,予因得而识面焉。初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他写赛氏的美,写得歇斯底里,很可笑,也很真实。

官场如牌局,权力是好牌,最高权力是王牌,王室才能摸。皇帝变法,没有王室支持,只好自摸。可他摸来摸去,还缺一张牌——军权。

这张牌,握在老佛爷手心里,没有这张牌,他糊不了,输定了。

现在,老佛爷要将这张牌打出来,要皇帝去小站阅兵,放出胜负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六月初的一天,大太监李莲英奉老佛爷懿旨,来天津与荣禄密谋,欲以阅兵为名,发动政变,废了皇帝。

赛金花当时正在荣府内,李莲英来,荣禄叫她出来相见。这一时期,她被荣禄包了。为什么要包她?好色是一方面,还有另一面——结党。

男人之间,能共享女色,方为死党。不能共妻妾,则包一妓女共享之。李莲英乃太后心腹,荣禄要巴结,特让赛金花侍候他。赛氏自谓:从来还没见过这般令人作呕的变态人。

皇帝自摸,摸到了袁世凯,想用他糊牌,封他候补侍郎,命他不必听荣禄调遣。荣禄特来祝贺,还带来赛金花。他害怕,又欢喜,叩谢不已。袁世凯有自己的打算。

当年小站练兵,发起者,最早并非袁氏,而是胡燏棻。据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说,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王修植。

胡燏棻曾将英使所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求王修植代拟条陈。当时,王修植任翰林院编修,对新政研究有素,大笔一挥,遂成两稿。

初稿以英使说帖为蓝本,二稿加以文字煽情,胡燏棻以二稿呈给督办军务之庆亲王和荣禄,因而得到练定武军十营。袁世凯听说后,便日日趋访王修植。

袁的手段高明,极会笼络人心,他先与王修植等人结成盟兄弟,几乎天天都要请王修植等到天津红灯区侯家后来吃花酒,当时赛金花正红了候家后。

袁当年在天津曾接待过洪钧,那时赛金花也在,他还夸过当年的傅彩云(赛金花作洪钧妾时的名字)旺夫呢,没想到洪钧福浅,经不起她一旺,便入黄泉,而今彩云亦沦为赛金花了。

赛氏没旺洪钧,看来到要旺他了,他在百岔胡同“金花”班里,搞定了王修植等人,这是给他一生带来转折的好运,从此他开始了小站练兵。

一番交往之后,袁氏求王修植代拟一个练兵条陈,王感袁氏知遇之恩,就把代胡拟的初稿,即英使练兵说帖,交给了袁氏。袁得初稿,早晚朗诵,紧记要点,然后缮正,求荣禄代奏。荣向袁逐条详询,袁亦逐条应对,对答如流。

荣禄大为赏识,开始携袁氏,谒见醇亲王和庆亲王,袁氏较胡燏棻能抓要点,加以胡乃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因此,袁氏便取代胡在小站练兵。

为此,荣禄还联名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专折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说袁氏“朴实勇敢,晓畅戒机”,而胡因“奉命督造津芦铁路”,故将其已练之定武军交由袁氏,由袁氏统一督练新建陆军。

奏曰:“现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数千两。”

戊戌事变后,荣禄带赛金花来,实乃旧事重提,而且彼此心照不宣。

交接仪式顶隆重,荣禄还特意为袁氏举办了一场西洋舞会。

舞会在天津紫竹林舞厅举行,这个舞厅,自打光绪初年就出现了。

紫竹林是天津老地名,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云:“故禅林也。附近居人,遂以名村。” 相传康熙初年,此地建观音庙,内植紫竹林

1860年,天津开埠,为通商口岸,城南紫竹林村沿河一带划为租界。

英国人为始作俑者。据《天津租界社会研究》一书记载,英人最早的租地,范围自紫竹林起至大井庄长315.5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宽115丈;又自大井庄河沿起至海大道宽71丈,面积为489.025亩。

次年,法国与清政府也签订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划定的法租界范围是: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北两面傍海河,面积约439亩。

租界当局在此兴建,筑路盖楼,设领事,控海关,开洋行,立学校,办医院,修筑码头和兵营等。“紫竹林”初为庙宇名,化为村名、街名、地界名。

光绪十四年,津海关道刘含芳等,用西法测绘“天津城至紫竹林图”。

其原址,经当时测绘,位于今和平区承德道与吉林路交口的东北侧。后来租界地拓展,其范围也亦扩大,形成了与老城厢相对的新地界——“下边”。

“下边”,是相对于作为“上边”的老城厢而言的,是一句口头禅。

冯骥才在“阐释五大道”一文里,言“上下”之分有二,一是年代,老城厢久远,而租界新起,年老者居“上”,年幼者居“下”;一是地势,老城厢在津西北,因地势高而居“上”,租界在东南,因地势低而居“下”。这两点理由,都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上下之分如华夷之别,华居“上”而夷居“下”。

清朝官员,在观念上居“上边”,而行为上却趋于“下边”。北洋的洋务要到“下边”去办,官员的私人性活动也因“下边”档次高、条件好,而多到“下边”去举行。娱乐业跟着官场走,“下边”一兴起,“上边”就衰落了。

候家后显然也在衰落,赛氏于其将衰未衰之时,进入紫竹林,套一句孟子的话来说,亦可谓“花之时者了”:“上边”花渐萎,“下边”花已开。

这“上下”之分,分出了两个天津,冯骥才说,一个是说天津话的天津,另一个是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其实,不说天津话的天津根本不是天津。

说天津话的天津,是守卫着天子的渡口——天津卫,而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则是在天子脚下扎的钉,一不小心就会扎透王权之踵,要了天子的命。

荣禄与袁世凯在这里结盟,他们不说天津话,也不去捍卫天子,而是在“下边”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天子和太后之间盘算又盘算,何去何从?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康有为等人,忙于宣传,而苦于“无算”,以“无算”而求袁氏,袁氏能不反水,翻了天子船?

政治最为功利,以胜算为目的。与其跟皇帝去冒险,何如随太后稳操胜券?舞会上,荣禄将赛金花“转手”于袁,袁笑纳之,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经营报》20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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