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中国《科学时报》刊登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的文章：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中国自上而下的基金分配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中国人势利观存在。

势利，是指权势和钱财。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们常常惑于利益，慑于权势，为了达到目标，只能阿谀逢迎，用言语和行为恭维别人，迎合别人的心意。

因而，文章也指出，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

这种现象导致中国人势利观的马太效应。

因为有权力和有财力，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就会讨好别人，对有财有势的人趋奉，对无财无势的人歧视，养尊处优，以致产生社会不公平和社会腐败。这是中国人演化中的社会变迁，它便是中国人势利观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势利观体现在众多的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见这样的事例，平时要好的朋友会因为环境、市场和资源的变化，突然冷却许多；甚至在许多的场合，为了争取应有的利益，会使事物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会使整个社会颠倒黑白、趋炎附势。

在日常生活中，权力和钱财常常可以寻找到结合的目标，如暴力、狡诈、虚伪、冷漠与混乱等，这样权力就会被非理性因素所操纵，即权力处在无节制的疯狂的欲望驱使这下，对国家或者对人类都不可避免的灾难。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有了“幸福经济学”学说，但是从人的生存排序上讲，人追求尊严再追求幸福，但最终需要有一个公平环境和社会秩序。

制度与环境的协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变化可能是在某一边际开始，然后向外扩散。文化中的某些观念或习惯改变了而另一些仍然老顽固地维持下来。制度变革说到底是一个利益调整问题。

刘易斯告诉我们，制度变革是由个人组成的集团促成的，这往往是由于这些集团对改变制度（物质的、政治的、宗教的利益）有兴趣，而另一些利益与维持现状相关的集团则抵制变化。

中国以“勤劳、智慧、善良”闻名于世的世界时，被人们追求着的最高财富形式，它应当符合人性而不是违背人性。这就是“正确的”人生，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正确的生活。

行为学大师霍曼斯给出的行为学基本命题是：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攻击／赞同命题、理性命题。与霍曼斯的交换原则相互补充的是齐美尔的交换原则。齐美尔的交换原则包括：吸引原则、价值原则、权力原则、张力原则。

由此形成的权势原则是指，一个人通过交换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的资源价值越高，他对另外一个人的依附（感情、人身或者政治的依附）就越深，另外一个人对他的权势也就越大。

中国势利观的不均衡不是经济学中的不均衡，某些权势关系越是稳定和均衡，其他关系就越可能变得不均衡和不稳定，这和培顿•杨的“秩序在各个局部的多样性”也是相符的。

这就是形成了中国人势利观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