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诗歌、情谊和“意外的闪电”
（根据本人在“余刚诗歌朗诵会”上主持词与发言扩展而成的文字）
王自亮
各位晚上好！
这个世界曾经用枪朗诵游击战，以鸟鸣朗诵深山，以光芒朗诵黑暗，以爱情朗诵死亡。今天晚上，我们要用某些“性感而现实”的声音，来朗诵余刚的《超现实书》，正如人们以瞬间朗诵永恒，以鱼子酱朗诵大海。
此刻是2011年7月19日，我们就站在千年古运河旁。这是一条涌动着历史碎片的河流，也是一条“抽丝织锦”的河流，沿岸的街道和乡村曾经散发着好闻的、略带忧伤的市井气息。时过境迁，诗歌与人群依然穿越而过。这是另一条河流。现在，我们的目光与这条人工开凿的河流，在黑暗之中相遇，激起了“意外的闪电”。我们还注意到，一座四百年的拱桥就在身旁默默站立，而一对镇河兽正以某种不变的紧张，窥视着流动的秘密。
诗歌正是“流动的秘密”。在喧哗或宁静之中，它有着一种隐秘的力量。批评就是这一对“镇河兽”。这不只是隐喻，它自有一种魔力，可以对河流发出警告，或被河流淹没。这里的河流显然是指诗歌。不管如何，批评与诗歌写作的互动，是大有意义的。任何当代诗歌都得经受大众或小众的检验，而朗诵就是一种“声音的检验”。声音是无法欺骗的。一个成熟的诗人，应该将自己的诗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公诸于众，接受检验。我们今天走到一起，就是为了聆听余刚，或让余刚通过我们的朗诵，聆听他自己“诗歌河流”发出的声音。
从另外的角度看，诗歌就是时空关系的转换，就是处理这些“特殊的关系”，比如心灵与实在、存在与虚无、事物与言辞、自然与精神。诗意地说，诗歌是痛苦、死亡与爱情的交叉小径，而星空闪烁如词语，世界的镜像倒映着句法和思想。余刚的诗歌，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精神王国”，但是依照潘维奇怪的说法是，“王国没有精神”，那么允许我来一个折中，“一个没有边界的王国”。不管怎样，余刚在他的诗歌中，的确表现出他“对永恒的迷恋，对历史或现实的破译，对理性最高层次的把握”。
余刚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余刚，究根问底地说来，他是诗坛上空一道从容的闪电，一只不知疲倦的精神猫头鹰。长期以来，余刚总是站在诗歌探索的前沿，也置身运动之外。余刚参加过非非主义等诗歌运动，一度时期甚至把超现实主义作为他的终身抱负，但大多数时间，他坚持个人写作和不计回报的倾吐，尤其是与诗歌本身的对话和“潜对话”。总的来看，余刚是一位无畏的挑战者，更是一位默默耕耘者。或许，他是博尔赫斯、里尔克和“竹林七贤”的理想传人。借着这本《超现实书》的首发式和朗诵会，我们向余刚表示敬意和热爱。
《热爱》是余刚发表于十八年前的一本诗集的名称。余刚的诗歌，在中国诗坛是非常独特的，又具有普遍价值。而《超现实书》像一道光，正如捷克诗人赫鲁伯说的，“更深地穿透普遍的黑暗”。
也许有人会说，余刚的诗固然非常玄妙，但有点难以理解。我们要正视这个评价，并予以透彻的分析和坚实的回应。
在我看来，余刚并非什么理性诗人或晦涩诗人，相反，他的好多诗歌写得非常敞亮和通透。《我让自己明朗》就是这样一首奇异而敞开的诗歌，《疯长的合欢树》更是充满了饱和的情感，整首诗犹如一颗晶莹圆熟、散发出阳光气息的葡萄，“激起浩大的波澜，就像太平洋腹地/一个感应星辰并有着奇思妙想的船长”，在诗歌的结尾，诗人甚至吁请：“我想恳求合欢树/容纳我的灵魂，在风中合为一体”，充满了消解一己、融汇大地和树木的博大情怀；《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也将古人的时空观和今人的现实感结合得十分完美，如此勇敢地发问，如此决绝地批判与割弃，清晰地表达了“孤独”这种古老的人类情感在现代的变奏。就长诗而论，虽然写于较早时期的《超现实书》有一种个人独特表现方式和历史交织的繁复，加上篇幅较长，可能有些读者视之为畏途，但《神秘的三星堆》就基本摆脱了个人化的情感传达方式和叙述结构，显得宏大而清晰，复杂而单纯，交织发展而具备极强的流动性，使我们对文明曙光初露时期的人类心智结构和现代人的碎片化生存方式，有了很好的对比、理解和省察。
当然，余刚的诗歌也有理性化的一面，甚至有某种“晦涩”。余刚的晦涩不是思绪不清的晦涩，或出于某种故作深沉的掩饰，而是一种“思想的困难”，还有企图穷尽语言求得与事物“和解”的艰辛尝试。读者与余刚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拒绝与敌意的，而应通过句式转换和思维转弯等方式，以一种深入绝境的果敢，获取至高的审美快感和阅读颖悟。余刚真正的张力在于，他能够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在古典和前卫之间，以及现实和历史之间，做出一种超现实的焊接，或一种柳暗花明的非线性呈现。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王依民先生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和阐释，是一把开启余刚这类诗歌的“可变钥匙”。王依民先生是这样说的：“余刚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是以困惑和疑虑的方式表达的，就像他对存在、本质和永恒的困惑和疑虑一样。这也就决定了他与之对应的诗的表达方式，是那么不和谐、不对称、晦涩、笨拙和迟疑，给读者以一种强烈的陌生感。”
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将政治、性和存在，与余刚的诗歌做一个闪电般的联系，就会出现一个令人惊喜的豁口，一幅负像的“高贵的凝视”，甚至有一次深入诗歌堂奥的战栗感。
《一条章鱼的预兆》和《新的章鱼保罗二世》，就不限于艰涩地描绘那条与足球相关的神秘莫测的章鱼，因为我们都知道谁的眼睛射出“高于人类的威严”，而且“先知般地决定了狂欢的方向”，一切都在水族馆进行，“低调”而“昏黄”的水族会议在进行中，而且情形相当可怖，“水族馆用章鱼温暖的手掌／反驳了冠冕堂皇的城市的不确定性／和进球路线的蜘蛛的线头”。余刚深入描绘了章鱼的外形，令我们惊愕不已：它那突出的眼睛和漂浮的神态，它的涣散、僵硬和伸缩自如，如此矛盾和纠缠，而章鱼与水之间的关系却如此暧昧。不管怎样，这条章鱼胜利了，但这个近乎虚无的胜利，如此无情地证实了老子的预言，证实了作为有着吸盘和不长毛发的奇异文化的全能特征。这当然是对余刚这首诗的无数解读之一，可能不完全符合余刚的本意（有时诗歌的“本意”并不重要），但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启迪：余刚的诗歌有无穷解，绝非“无解”。
于是，余刚在这本诗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空间和生存的“变形记”：他对“现有形式、语言的破坏、改变、超越”，他的扩大诗歌边缘和领域的努力，他的一系列实验和尝试，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轻歌曼舞或轻声细语中开辟了众多通向美学或美学领域的途径”，特别是余刚对于废墟、古迹和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区的偏爱，与他对生活本身之美，都市繁华背后之苍凉的纵深感，居然如此专断而恰到好处地搅拌在一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精神奇观。我们知道，余刚喜欢用一些凝结中古文明和深层意象的典故，但这些典故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与他对现实的关注、分析和调侃一起，完成了高度美妙的镶嵌和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现实。对这个现实充满了反讽和赞美的并置，虚构和戏仿的混成，以及黑色幽默的旁枝逸出。
余刚诗歌的千姿百态显然被大大低估了。早期诗歌中，《我们》如此纯熟的自嘲式的悲愤的反讽，《诗人之歌》的大气和对广袤世界的自由组合，《地球在天的底层旋转》的空间想象力和内部引爆的叛逆精神，《他的鸭梨》的对物的注视和戏谑曲般的解放，《在这个雨天》里对梦幻和神话的摹写与变形，以及对历史和意义的追寻，《博尔赫斯的书本》中对博氏的深切理解和创造秘密的解读，就足以使我们沉醉其中。我经常对余刚说，多么羡慕你在八十年代的写作姿态和足以装备三个诗歌装甲师的充足储备呵！
到了九十年代，余刚在走向千禧年的途中，也许由于世纪末情结的纠葛和对新曙光照临的期盼，路子变得更为开阔了，风格也就显得更为纷繁多姿，分量更足。《生存的理由》中现实的逼窄和生存的勇气，《瞬间的大师》的哀痛感和瞬间完成的超越，《我自以为》对于自我的审视和对内心自由的探索，《脑瘫病人枷锁》的幻觉和荒诞的纷呈，以及历史、人物和意识之间重建秩序的可能，都是引人注目或击中要害的。
余刚近年来的探索是如此的卓有成效，以至于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总的来看，余刚完成了对膨胀于诗坛的“语言多动症”的认识，并对自己在诗艺上的自觉有着足够到位的认知，持续做着一份颇为寂寞的工作，那就是对诗歌本质的追问和诗歌艺术探索的同时展开，特别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诗歌写作实践，简直感人至深。他的合欢树和白玉兰系列、章鱼系列、金鱼系列和四川系列诗歌，就是一种至高的范例。
在我的印象中，余刚近年写的这几组诗歌，与任何一个时期不同。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在于主题的变化和风格的演变，或是诗歌艺术的创新。不，余刚近年的诗歌，给我的感觉是整体上的悄然变化，是理性之光让位于感知和认知的精准性，是对地理、植物和游动中的生灵进行深入其内的“窥探”和解构，对本真、世界和社会构造的展示和呈现，自然一种新的抒情方式随之涌出，更节制也更趋于流动状态。而反讽、诘难和解析更为内在，甚至不露声色了。对于诗歌创作，我反对使用“进步”一词，但我要高声称赞余刚的这些“变化”。
在余刚近年写作中，有一种新的自觉，从原先的语言本体论调整为存在本体论。诗歌到语言为止固然没错，但语言仅仅是语言吗？语言不与存在发生联系，也许什么也不是。这是余刚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写作经验的诗人的“自转性”自觉，更是作为汉语言诗歌在不到半个世纪完成的附加物“剥离”和形态转型所引发的“公转性”自觉（请原谅我的杜撰）。
于是我们看到，余刚的“四川”是“四川”，也不是“四川”，余刚的金鱼和章鱼也是领受同样的命运。在《金鱼的复仇》里，“我深深地沉溺于那种浩浩荡荡的游过／并震惊于伸出的双手一条也抓不住”。这就将现实和非现实交织在一起了，伴随着悖论，新的质就此诞生。在这里，仿佛连虚无也是有形有声的。而《长宁索道》中的宇宙意识、流动性和地域景致的组织，竟然是如此浑然一体且具备对话色彩，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余刚在这首诗歌中，使用了“我就是四川”、“我很早就是四川”这样的句型，让“我”与“他者”或自然互为穿透，“四川的美貌”、“盆地的棘人”和“保路会同志”的生动韵致，也令人难忘。“那种特有的浩大、神秘和持续／那种荒蛮中也不停止的文明”，让我们读时心中充盈着一股流动的浩然之气。
各位朋友！是语言将我们与其他生灵区分开来，是声音和人心的法则建立了现实的秩序。夜已深，黎明尚未抵达。诗歌的合欢树在浅吟低唱，如诉如泣。诗人的身体和有限生命只属于一个时代，从根本上说，优秀诗人不只属于一个时代。我们在午夜时分迎接了一本属于白昼的诗集。我坚信，我们必将以暂且微弱的声音，赋予一个混乱而灰暗的年代以新的活力，新的秩序。
从余刚诗歌写作实践到我们在座每个人的诗歌写作经验看，诗歌虽然不能改变生活的常态，却能复活整整一个大陆的梦想，改变人的精神命运和心灵版图。因此，余刚这三十多年的诗歌生涯是有卓有成效的，并非无望的冲动。即使在有些人看来，诗歌只是一种精神体操，一种娱乐，我们也得说，这种体操和娱乐所呈现的力与美，是至高的自足与愉悦，远离兽性。让我们再次祝贺余刚，让我们重新出发。
诗歌，就其最高意义上说，总是“从存在出发抵达真理”（海德格尔）。
谢谢诸位。
（2011年7月24日凌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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