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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旗渠叙事》长诗中的人物写作

(2015-08-13 21: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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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评论

诗歌

文化

红旗渠

分类: 有关消息

一群普通人物的非凡传奇,一部现代诗歌版的《世说新语》

浅谈《红旗渠叙事》长诗中的人物写作

                浅谈《红旗渠叙事》长诗中的人物写作

                                               文/冯潇

 

     诗歌是一种咏怀遣兴的文学形式,长于抒情而不长于对人物的描写。但一切文学作品无不以人物为表现核心,诗歌又何尝能例外。叙事诗在叙事中描绘人物形象;抒情诗重在抒情,也必同人物相关联,总是直接、间接地描写着人物。

     诗歌篇幅短小,只能用“借一斑略知全豹,传一目尽见精神”的极为凝炼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换句话说,诗歌只能捕捉一个动作,一个神态或一个细节,一个侧面,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品德及精神风貌,借写人来抒发对诗中人物的感情。

    九十年代后,很多抒情诗歌中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同时也放弃了原本宏大事物的叙事(即神话的结构)而改为小叙事即走向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叙事。本诗集就是这样的一部诗歌典范。少有宏观大场面的描写而是细腻刻画生活在太行山红旗渠畔人物的琐碎生活和内心世界,以小见大。

     叙事与抒情并不对立,向来不是,它和抒情一样,都是诗歌的一种方式、手段、策略、而不是目的。“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张执浩《岁末诗章》)由此是否可以断言,是当下的“生活”(现实)首先出现了问题,而不唯诗歌?因为“生活,写作的前提与背景”(孙文波语)。而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准确点说,就是忠实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可变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

    《红旗渠叙事》长诗里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1:语言和意境的运用2:韵律和节奏的把握3:清新灵动法4:拟人法5:素描法  6:排比法 7:隐喻法 8:修辞的节制9:返璞归真法10:结尾的巧妙处理。这里我不一一累述,重点谈谈《红旗渠叙事》中的人物写作。

 1:真实与虚构

      诗集里有许许多多真实的人物,他们是英雄,是新时代的宠儿。比如:刘洋、任羊成、郭变花、李蕾、秦周顺等等,真实的他们那么遥远,就像天上的星月,我们远远的仰望,他们就在你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物是虚构的,像是空气和水,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比如:小脚女子、李大娘、婉约女子、枚儿、唯美的女子。

2:古典与现代

     这里所谓的古典和现代,只因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比如古代的:韩琦、柳开、吕谷、潘耒、伊尹等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他们的故事影响着现代的我们,他们身上的美德流传了一代又一代;而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依托太行山和红旗渠他们活得出彩活得荣耀,比如任羊成、刘洋、杨贵、郭变花等等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又敢于开拓创新。

3:明处与暗处

      本诗集共有诗歌120首,提到的人物也可以说他们在明处比如谷文昌、尹梅花等等,我在努力找寻他们的踪迹,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种勇于进取开拓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找到了林州精神的出处;同时也有一批人和我一样,深入大山深处,一步一个脚印,也可以说我们在暗处,他们是诗集里的“大我”比如:芝麻、孤雪、韩进、冀濮、砺影、漠漠轻寒等等。

4:繁杂与简单

       说繁杂如何能写出全部林州、太行山、红旗渠,就是他们的万千分之一的风景我也不能写出,仅仅从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身上是否能找到他们的共性?太行山脚、红旗渠畔人们的精神;说简单又简单,你听!乡音多么铿锵有力,你听!《推车歌》高亢抑扬。他们是简简单单的红旗渠人、林州人,太行山人,他们生活在乡村和城市,他们努力着、进取着。

5:英雄与庶民

       中华民族自古就崇拜英雄,英雄往往也是历史大书特书的对象,本诗集也不例外,任羊成、杨贵、吴祖太、谷文昌、刘洋、尹梅花、郭变花是林州的英雄,是太行山红旗渠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灰头土脸的女子、李大娘、老来得子的男人又何尝不是太行山红旗渠精神的组成部分。倔强的汉子、桃木工匠、栗群生等48名党员呢?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英雄,我们更需要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有昂扬的斗志,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诗集中的全部人物大约有上百人之多,他们是虚拟的我(得粮)、芝麻、时髦女子、小脚情人、红衣女子、逝去的妻子、梅子、吴婶(绣女)、心仪女子、安妮、饮酒者、北望的女子、买来的新娘、牧羊女、灰头土脸的女人、披头散发的女人、小女孩、扬扬、娘的孩子、李大娘、小偷、喊水人、婉约女子(绢扇记)、初恋情人、月亮般女子、沧桑摆渡人、五十只百灵鸟、老来得子的男人、叫“红”的女子、打工的年轻人、热爱诗歌的男女、我和妻、石大沟的男人女人、刘二毛、省会里发展的男子、倔强的汉子、红舞鞋女子、张二蛋、枚儿、等活干的人、李老三、错过的女子、叫“华”的男孩、阿春、老李头、唯美的女子、轮椅上的老者、社区人员、桃木工匠、十八盘前的人们、归来的老人、小脚女人、两男一女、店老板及刘保国、李虎子、宋小军、杨睿智、刘武德、张黑狗、栗群生等48名党员;

     他们又是真实的任羊成、刘洋、王亚平、八十岁母亲、父亲、张福根、吴祖太、李改云、常根虎、马友全、杨贵、郭变花、诗人西屿、贾平凹、策兰、惠特曼、里尔克、秦周顺、李蕾、李广元、谷文昌、尹梅花、外来妹赖献红、韩琦、柳开、吕谷、潘耒、伊尹。

       叙事诗已成为当下诗歌的主导或曰强势(如果存在主导与辅导、强势与弱势的话),但主导也好,强势也罢,并不能说它流行,只能证明它有效,正因为有效,才被众多的诗写者所采用,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诗歌的叙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略读外国译诗的读者就会知道,像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94)等一些诗歌大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而虽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诗歌没有叙事性,像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等一些诗人的诗篇从不缺乏叙事性。即使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唯美的《春江花月夜》,其叙事的成分也十分明显,比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正因为叙事的引入,才更增加了细节的真实性,一个思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早在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茅盾等一些诗人、他们同样注意到了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在理论见解和诗歌文本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叙事还是抒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控制?如何使叙事避免平面化?如何让叙事性诗歌不至于给读者的印象更像散文?这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一个诗写者认知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也就是驾驭诗歌能力的问题。我一直坚信诗歌是需要有人物托举的,这本诗集正是是理想的范本。

     《红旗渠叙事》长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打磨,包括人物的细腻刻画,包括对叙事的铺开和凝练,包括意境和语言的提升,韵律和节奏的把握等等。总之,本诗集是现今叙事诗的大胆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群普通人物的非凡传奇,一部现代诗歌版的《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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