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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乡经历

(2010-01-20 14: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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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的摄像樊庆生说,子墨什么都怕,会动的东西除了人不怕,其他的都怕。其实,“其他的”也就是各类大大小小的动物(昆虫在内)。
给樊庆生留下这样的印象,源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少同甘苦共患难的下乡经历。
第一次去农村,是2003年冬天,我和编导小简、樊庆生一起在河北拍片。天黑了,我们从村里赶回县城,一边问路,一边找到了据说是全县最好的酒店住下。
小简很照顾我,专门为我订下高级套间。我连忙说不用,因为节目经费一直有限,更何况我也不想搞什么特殊化。
小简与我合作多年,一眼便看出我的顾虑。他说:“高级套间也才两百二!”
看来,县城里的“最好”其实也没多好。
果然,坐着小小的电梯一路摇晃着到了三楼,走进高级套间一看,十几平米的客厅里,只有孤零零的三个旧沙发,腥红的地毯布满了一片片污渍。里面的卧室大约是客厅一半的面积,一张大床和一个电视柜占据了全部空间。
就着昏黄的灯光,我抱着电脑写完了第二天要拍的串场,收拾妥当后,便关了灯,躺在床上。黑暗中,我刚刚闭上眼睛,便隐约感觉到头顶上传来沙沙的声响。
“不会是老鼠吧?”我噌地一下坐了起来,全身僵硬,挺得笔直笔直,被自己的猜测吓得惊恐万分。
我连忙打开灯,看看手表已经12点多,一惊一乍地去叫小简和樊庆生似乎不太合适。我索性胆战心惊地戴上隐形眼镜,蹑手蹑脚地把床上、床下、被子里、枕头里都仔仔细细翻了个遍,生怕动静太大,真要惊动了老鼠,从鼠爷爷、鼠奶奶、鼠爸爸、鼠妈妈到鼠兄弟、鼠姐妹,整个家族一拥而上,采取鼠海战术,到时候,可是我怕它们,而不是它们怕我啊!
折腾了半个小时,我一无所获。重新躺下时,我连灯都没敢关,满头大汗也不知是被吓的,还是被累的。我像侦察兵一样竖起耳朵,四周一片寂静。
“别没事找事,自己吓唬自己了!”我自言自语地给自己壮胆,希望能早早入睡,因为6个小时后,我就要起床准备第二天的拍摄了!
“沙沙沙……沙沙沙……”睡意刚刚袭来,我又猛然惊醒了,那奇怪的声音居然还在!
是我疑神疑鬼?还是……我迅速跳到地上,一回头,“啊”地一声叫了出来。
酒店的隔音很差。相信那天晚上,我的左邻右舍一定在深夜一点听到了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
当时的我,的确毛骨悚然,因为在床头那面墙上,我居然看到两只又肥又壮、还长满了脚的虫子。虫子是棕色的,有10公分那么长,正肆无忌惮地在已经发黄脱落的印花壁纸上,缓缓向下移动着。按照这种速度,再过一会儿,虫子就要爬到床头了。倘若虫子再沿着床头爬到床单上,枕头上,继而我的头发上,那……
我越想越恐怖,即便借我三个胆,我也没胆量赶走那两只虫子啊!
我站在离床头尽量远的位置,哆哆嗦嗦地抓起床头柜上的固定电话,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听筒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呢?我拨了零,又拨了九,几乎快把整个键盘都按碎了,还是没有动静!
电话坏了,还有手机!我赶紧拨通小简的号码,听到的却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再试樊庆生的电话,同样关机。
怎么办?我总不能和这两只虫子共处一室、同床共枕吧!这间房里有我,就不能有这两只虫子,有这两只虫子,就不能有我!
我顾不得天冷,只披了一件大衣,连鞋带都没系,就慌慌张张地冲到一楼前台。不知道同事的房间号,我只能求助于服务员了。
大堂的顶灯已经基本熄灭了。微弱的灯光里,前台的小姑娘披着军大衣,正趴在桌上睡觉。被我叫醒,她很不情愿。打着哈欠,揉着眼睛,她不耐烦地问:“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我像是报告十万火急的军情,说:“我的房间里有虫子!”
小姑娘爱搭不理,好像我是在无事生非:“我这有杀虫剂,你先借走用吧!”
我越发着急了,心想我自己要是有这个胆量,还用费这么大力气跑到楼下吗?“不行,你们还有男服务员在当班吗?我自己不敢!”
小姑娘叹了口气,说:“我去给你看看吧!”
“你?你行吗?”我不敢相信,这个小姑娘才只有十八、九岁啊!
“没别人了!”小姑娘一边说着,一边拿上杀虫剂,陪我上楼。
回到房间,两只丑八怪一样的虫子依旧趴在墙上。小姑娘面不改色心不跳,什么都没说,把杀虫剂往地上一放,脱了布鞋,站到床上,两只胳膊一伸,便一手一个,轻轻松松地将虫子紧紧捏在了手里。
我目瞪口呆地看她站回到地上,又走进卫生间,把虫子丢在厕所里,对她既佩服无比,又感激涕零。
第二天一早,我忙不迭地向小简和樊庆生叙述我的历险记,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你怎么连虫子也怕啊!”
从此,每逢下乡采访,小简或樊庆生都会在临睡前,专门到我房间里视察一圈。有苍蝇消灭苍蝇,有蚊子消灭蚊子,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要给我些心理安慰,说一句:“有虫子随时打电话,别管多晚!”
尤其是樊庆生,不像编导是轮换的,他作为摄像,从《财经点对点》到《社会能见度》,几乎陪我跑遍了所有地方。用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的话说,但凡出差,樊庆生就是我每晚睡觉前必须要见到的那个人,见了他,我会睡得特别踏实,见不到他,我则会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一次次的患难与共,的确让我和樊庆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点,连樊庆生的哥哥也知道。他们兄妹三个都在凤凰工作,哥哥樊庆元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妹妹樊蓉是《文涛拍案》的编导。这其中,樊庆生最憨厚老实,不善言辞,不像樊庆元,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总没正经。
有一次,我在公司门口碰到樊庆元,东扯西扯,说到下周我要休假,他弟弟可以回太原看老婆孩子了。
樊庆元笑眯眯地“嗐”了一声,说:“反正你在北京,樊庆生就留在北京伺候你,你不在北京,樊庆生就回太原伺候老婆呗!”
玩笑归玩笑,常在一起出差,当然彼此了解。让樊庆生真正发现我不仅怕虫子,而且“会动的东西除了人不怕,其他的都怕”,是2004年春天在云南。
那次,我们在国家级贫困县禄劝,采访慈善组织乐施会的扶贫项目。按照惯例,我们白天进村采访,晚上住在县城。
记忆中,我拍串场从来没有那么困难过。整个村子到处都是鸡飞狗跳。除了动物园,我好像从来没有置身在一个环境中,会有这么多的动物。猪、羊、鸡、狗、牛、马、鸭子、鹅……最要命的是,它们不仅明目张胆地用各种叫声为我们伴奏,还神气活现地在村里四处溜跶。
往往是我酝酿了半天感情,开口对着镜头刚说了两句,“呼啦”一下,蹿出一只顶着红冠的大公鸡,害得我跳着脚,惊恐地到处躲藏。过了一会儿,背后又忽然传来“咩”的叫声,然后,便能听到我一声更高的尖叫,一转身,藏到编导的身后,结果,反倒是那几只羊被我吓惨了,呆呆地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
第一次看到我手忙脚乱,四处逃窜,樊庆生站在摄像机后,捂着嘴,乐得笑出了声。
我喘着气站在一边,惊魂未定,不好意思地没话找话:“这儿动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还都活得挺滋润,你看连马都长得这么胖!”
樊庆生又是“噗哧”一笑,说:“哪儿有马啊?”
我指了指不远处的马圈,说:“这不是吗?你把眼睛都笑花了吧?”
听了我这句话,樊庆生居然弯下腰,捂着肚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彻底乐开了花。编导和另一个摄像金鹏也加入了樊庆生的队伍,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站在一旁,莫名其妙,问:“有什么好笑的呀!”
樊庆生这才直起身,呼哧带喘地说:“那是牛,不是马啊!”
我见识再少,平日里也不至于牛马不分。那天,大概是鸡犬不宁闹得我头昏眼花,当真指牛为马了。
从此,再拍农村题材,樊庆生又多了项任务。他会一边帮我赶走周边五米之内的所有牲畜,一边感叹着:“你说说,连鸡都怕的人,还得来农村采访!”
后来,也有人问,你那么衣着光鲜的,干嘛非往农村跑,觉得自己适合做这样的节目吗?我说,谁让新闻发生在农村,那我也只能去农村,站在那里,我是个记者,不是只有农民才能采访农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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