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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视气节。一个人失掉气节，会受到人们的鄙视，也就失掉了尊严，人格受损，不单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甚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个“志”，也就是一个人要坚持的价值观，事关气节，是人的底线。底线被突破，意味着气节不保，丧志之人，谈何德行。由此可见，所谓气节，是见于明志的操守，是以“志”为支撑的，体现于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之中。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气节是可以从细小的事情上体现出来的。譬如虽贫不受嗟来之食，虽有才能而不跑官求官等。马一浮卖字，有五个“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广告。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然而，一个人的气节被突显出来，往往是在遭逢变故之际，所谓“时穷节乃现”。每当社会的转型或朝代的更迭，最能见出各色人等的有无气节来。陈占彪认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因时逢国难之际，大都成为了“淑世主义者”（见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一版）。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与“士大夫”们的“天下意识”有关。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云：“持节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表明气节不独古已有之，也是延续至今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世，也是气节之士众多的时期。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提到的孔融、祢衡、嵇康、阮籍等都是气节之士。中国的“士”，其中的优秀者往往被后人称为“国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五四”以后，中国的“士”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升级，但也并没有脱开与中国传统士的血脉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怕是自少年就留学海外，也还是割不开与中华文化的血脉。况且，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士”的“天下意识”是高度吻合的。在使命担当、悲悯情怀、自我期许方面也都十分一致。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后来的张载也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代知识分子胡适等，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自任都是极高的。有如此“天下意识”和责任感的人，是需要气节来砥砺和支撑的。如果说“志”是他们的“魂”，则气节便是他们的“骨”，文章是他们的“血”和“肉”。软骨的人是立不起来的，文章也是要被人嘘的。对他们而言，丢了气节实在与丢了性命是差不多的。胡适、殷海光等都是讲气节的。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也都是讲气节的。而周作人、张资平等人一旦失节，则被视为“文人无行”一例了。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还与历史上曾经的政治黑暗有关，有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味在里边。今天为人们仰慕的气节，倒是污泥里的出水芙蓉。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郭沫若说：“成就一个屈原，须要上演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牟宗三在仔细考察了中国历史后说：“气节之士的规格所成的历史悲剧，就今日而论，只能通过民主政治来解决，因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这种悲剧免掉。”台州人方孝儒，曾经以被灭十族的代价捍卫自己的气节。后人也有评说他为自己的名节，不顾家族之生死的，而鲁迅则为“台州式硬气”点赞。灭十族的罪果，不能算在方孝儒头上，而是要算在暴君头上的。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更与儒家重视“礼义谦耻”有关。孔子在答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有耻”是“士”第一要紧的行为准则。顾炎武认为“礼义廉耻”中，耻尤为要。他甚至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对士人们是当头棒喝。陈占彪解释说：“士人的道德失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公共事件。”历史上朝代更迭之后，为了夺取道德的制高点，新朝总要招揽社会上德高望众者入朝为官。因为这些“国士”能入朝，才说明“天下归心”。但对“国士”们来说，入朝则意味着“失节”。多以气节为重，不肯去当官的。明亡后，大儒孙夏峰曾组织抗清，后见大势已去，于是退居泉林，从容讲学，朝廷特征也不出来。陕西名士李二曲，为拒招又是绝食又是自杀，朝廷不得已放弃了。这些“士人”深知，一旦失节为官，道德上的谴责和良心上的自责，会让他们生不如死。正是因为道德修养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使中国人对气节的重视达到了世所罕见的程度。

中国早在殷、周易代就开始了对气节的关注。孔子称伯夷、叔齐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魏晋之后渐成传统，再以后有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惨烈变局，一直到近现代国难深重之时，赵园说：“‘节义’概念直到近代仍深入人心，却又与宋亡、明亡之际的‘忠义’、‘遗民’的道德实践有关（见赵园《明清士大夫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 ）。”明清易代之时，持气节、效伯夷“不食周粟”者如徐孚远死于台湾，朱舜水流亡日本；还有去朝鲜和南洋的。据孙静庵《明遗民录》载：“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凡二千余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到北京大学，首先掠走了图书馆藏的宣统三年调查“俄蒙界线图”，却看不懂，知道对之有研究的只有孟森，于是逼迫他解译，孟森不予回答，并绝食抗议，最终饿死。

中国人的讲究气节，从一些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上亦可见出。中国人的爱梅、兰、竹、菊，爱松柏，爱莲花，都与崇尚气节有关。张中行一次去看望叶恭绰，见他桌上一幅风竹画得精致，还有一幅字写述志诗云：“历劫空存不坏身，廿年恒避庾公尘；未曾饿死还全节，也算堂堂地做人。”下面又一长跋，其中写道 ：“又宋人云，纵使饿死，也须还我堂堂地做人，自是不刊之论。”叶恭绰是文物专家，早年追随孙中山，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陈寅恪晚年盲目髌脚，“著书唯剩颂红妆”，写柳如是兼带钱谦益，虽然称许钱氏的学问，也尊他为一代 “硕儒文宗”，但对钱的降清是十分在意的。陈洪绶（老莲）与周亮工为莫逆之交，一个喜欢对方的诗，一个喜欢对方的画，相交甚欢。但1645（顺治三年）周亮工降清后，索画于陈洪绶，则老莲“勿与”了。后来周亮工“屡请”，次月，陈洪绶则为他作《归去来图卷》，是有讽劝之意的（见布谷《老莲小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9月第一版 ）。傅山以为“文章生于气节”，他甚至苛责于赵孟頫书法的媚态，贬斥之。从这些微妙的文化现象上，我们读出了中国人对气节的高度关注。

居于海外或在海外留学的人，对中国文化往往取不同的视角。如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彼此关系的文化，因此个体价值往往会服从群体利益，这样的文化更强调“良心”（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第一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些学人的观点，也可以成为中国人何以视气节为生命的旁注。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宽容的民族，好客的民族，也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快意恩仇的民族。中国人是有情怀的。中国人认为文化存则天下存，气节在，则道义在。明末抗清名臣吴钟峦曾言：“商亡而首阳采薇之歌不亡则商亦不亡；汉亡而武侯出师之表不亡则汉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气诸篇什不亡则宋亦不亡。”“靖节（陶渊明）千古存而晋未始亡也。”这就是士大夫所推崇的“国以一人存”。在一种气节不单是个人之事，而来事关民族和家国的语境下，中国人的视气节犹如生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说气节源于价值观的坚守，随着时代的进步，价值观也是在演进的，但做人基本的道德不会变。不论什么时代，对于公认的伦理道德，对于达成了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中国人都会去捍卫。相反，一个人对价值观的背叛，将被视为丧失了气节，被人轻蔑。在中国最怕的就是价值观发生混乱，这种混乱将导致道德的沦丧，进而毁坏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天下意识，“礼义廉耻”都曾居于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地位，是与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千百年来，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献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们的一股英雄气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正是来自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