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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节

(2018-07-15 16:09:54)
分类: 友人茶座


 

中国人重视气节。一个人失掉气节,会受到人们的鄙视也就失掉了尊严,人格受损,不单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甚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个“志”,也就是一个人要坚持的价值观,事关气节,是人的底线。底线被突破,意味着气节不保,丧志之人,谈何德行。由此可见,所谓气节,是见于明志的操守,是以“志”为支撑的,体现于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之中。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气节是可以从细小的事情上体现出来的。譬如虽贫不受嗟来之食,虽有才能而不跑官求官等。马一浮卖字,有五个“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广告。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然而,一个人的气节被突显出来,往往是在遭逢变故之际,所谓“时穷节乃现”。每当社会的转型或朝代的更迭,最能见出各色人等的有无气节来。陈占彪认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因时逢国难之际,大都成为了“淑世主义者”(见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一版)。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与“士大夫”们的“天下意识”有关。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云:“持节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表明气节不独古已有之,也是延续至今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世,也是气节之士众多的时期。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提到的孔融、祢衡、嵇康、阮籍等都是气节之士。中国的“士”,其中的优秀者往往被后人称为“国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五四”以后,中国的“士”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升级,但也并没有脱开与中国传统士的血脉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怕是自少年就留学海外,也还是割不开与中华文化的血脉。况且,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士”的“天下意识”是高度吻合的。在使命担当悲悯情怀自我期许方面也都十分一致。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后来的张载也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代知识分子胡适等,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自任都是极高的。有如此“天下意识”和责任感的人,是需要气节来砥砺和支撑的。如果说“志”是他们的“魂”,则气节便是他们的“骨”,文章是他们的“血”和“肉”。软骨的人是立不起来的,文章也是要被人嘘的。对他们而言,丢了气节实在与丢了性命是差不多的。胡适、殷海光等都是讲气节的。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也都是讲气节的。而周作人、张资平等人一旦失节,则被视为“文人无行”一例了。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还与历史上曾经的政治黑暗有关,有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味在里边。今天为人们仰慕的气节,倒是污泥里的出水芙蓉。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郭沫若说:“成就一个屈原,须要上演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牟宗三在仔细考察了中国历史后说:“气节之士的规格所成的历史悲剧,就今日而论,只能通过民主政治来解决,因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这种悲剧免掉。”台州人方孝儒,曾经以被灭十族的代价捍卫自己的气节。后人也有评说他为自己的名节,不顾家族之生死的,而鲁迅则为“台州式硬气”点赞。灭十族的罪果,不能算在方孝儒头上,而是要算在暴君头上的。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更与儒家重视“礼义谦耻”有关。孔子在答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有耻”是“士”第一要紧的行为准则。顾炎武认为“礼义廉耻”中,耻尤为要。他甚至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对士人们是当头棒喝。陈占彪解释说:“士人的道德失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公共事件。”历史上朝代更迭之后,为了夺取道德的制高点,新朝总要招揽社会上德高望众者入朝为官。因为这些“国士”能入朝,才说明“天下归心”。但对“国士”们来说,入朝则意味着“失节”。多以气节为重,不肯去当官的。明亡后,大儒孙夏峰曾组织抗清,后见大势已去,于是退居泉林,从容讲学,朝廷特征也不出来。陕西名士李二曲,为拒招又是绝食又是自杀,朝廷不得已放弃了。这些“士人”深知,一旦失节为官,道德上的责和良心上的自责,会让他们生不如死。正是因为道德修养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使中国人对气节的重视达到了世所罕见的程度。

中国早在殷、周易代就开始了对气节的关注。孔子称伯夷、叔齐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魏晋之后渐成传统,再以后有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惨烈变局,一直到近现代国难深重之时,赵园说:“‘节义’概念直到近代仍深入人心,却又与宋亡、明亡之际的‘忠义’、‘遗民’的道德实践有关(见赵园《明清士大夫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月第一版 )。”明清易代之时,持气节效伯夷“不食周粟”者如徐孚远死于台湾,朱舜水流亡日本;还有去朝鲜和南洋的。据孙静庵《明遗民录》载:“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凡二千余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到北京大学,首先掠走了图书馆藏的宣统三年调查“俄蒙界线图”,却看不懂,知道对之有研究的只有孟森,于是逼迫他解译,孟森不予回答,并绝食抗议,最终饿死。

中国人的讲究气节,从一些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上亦可见出。中国人的爱梅、兰、竹、菊,爱松柏,爱莲花,都与崇尚气节有关。张中行一次去看望叶恭绰,见他桌上一幅风竹画得精致,还有一幅字写述志诗云:“历劫空存不坏身,廿年恒避公尘;未曾饿死还全节,也算堂堂地做人。”下面又一长跋,其中写道 :“又宋人云,纵使饿死,也须还我堂堂地做人,自是不刊之论。”叶恭绰是文物专家,早年追随孙中山,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陈寅恪晚年盲目脚,“著书唯剩颂红妆”,写柳如是兼带钱谦益,虽然称许钱氏的学问,也尊他为一代 “硕儒文宗”,但对钱的降清是十分在意的。陈洪绶(老莲)与周亮工为莫逆之交,一个喜欢对方的诗,一个喜欢对方的画,相交甚欢。但1645(顺治三年)周亮工降清后,画于陈洪绶,则老莲“勿与”了。后来周亮工“屡请”,次月,陈洪绶则为他作《归去来图卷》,是有讽劝之意的(见布谷《老莲小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19月第一版 )。傅山以为“文章生于气节”,他甚至责于赵孟頫书法的媚态,贬之。从这些微妙的文化现象上,我们读出了中国人对气节的高度关注。

居于海外或在海外留学的人,对中国文化往往取不同的视角。如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彼此关系的文化,因此个体价值往往会服从群体利益,这样的文化更强调“良心”(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11月第一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些学人的观点,也可以成为中国人何以视气节为生命的旁注。

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客的民族,也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快意恩仇民族中国人是有情怀的中国人认为文化存则天下存,气节在,则道义在。明末抗清名臣吴钟峦曾言:“商亡而首阳采薇之歌不亡则商亦不亡;汉亡而武侯出师之表不亡则汉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气诸篇什不亡则宋亦不亡。”“靖节(陶渊明)千古存而晋未始亡也。”这就是大夫所推崇的“国以一”。在一种气节不单是个人之事,而来事关民族和家的语境下,中国人的视气节犹如生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气节源于价值观的坚守,随着时代的进步,价值观也是在演进的,但做人基本的道德不会变。不论什么时代,对于公认的伦理道德,对于达成了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中国人都会去捍卫。相反,一个人对价值观的背,将被视为丧失了气节,轻蔑。在中国最怕的就是价值观发生混乱,这种混乱将导致道德的沦丧,进而毁坏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天下意识,“礼义”都曾居于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地位,是与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千百年来,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献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们的一股英雄气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正是来自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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