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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的《喝茶》

(2018-03-31 11:03:26)
分类: 友人茶座


 

    又到了新茶上市的时节,平时只用阔口的玻璃杯子饮茶,这回似要弄出点儿“仪式感”来,以青瓷茶具,泡上出产于浙东古城临海的一种叫“蟠”的绿茶。正当茶香溢出时,不经意间,想起了周氏兄弟的《喝茶》来。

    周作人于1924年冬写过一个短章《喝茶》,其中名句仍为人们所乐道:“喝茶当于瓦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周氏兄弟于19237月失和,曾为文坛憾事。大约十年后,1935年秋,鲁迅以“丰之余”笔名写杂文《喝茶》。大约他还记得乃弟的《喝茶》,要扫一扫周作人的“士大夫”雅兴。于是他说:“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区别罢。”鲁迅认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而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谁有这“清福”呢?至少他没有。所以文章最后说:“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鲁迅觉察出周作人身上“疲劳的颜色”,对于乃弟成为一名“退避的学者”(波拉德语)是深深遗憾的。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是越来越主张把文学与革命分开了,而鲁迅则偏要将革命拉进来。鲁迅也非故意和任性。因为文学说到底是离不开人生的,鲁迅人生即为革命的人生,其文学又怎能离开判逆。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里说:“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其实,他的“想想人的命运”,正是文学离不现实的证据,只不过他不是一名革命者,不是生活中的斗士,所以主张文学与革命的分开。

    文章是最见人性情的,而喝茶亦如此。鲁迅说:“当我正写《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多具淑世情怀,胡适、郭沫若就不消说了,连陈寅恪这样“教授中的教授”,也无时不在关注着河山变故。只需略读他的诗集,又是“忆升平”(《蒙自南湖》,)又是“兴亡恨”(《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则其情怀可知矣。而如周作人这样可以在“风刀霜剑

严相逼”的年岁里,做起“尘梦”的,算是较为特殊的了,故有人指出:麦田里总要有几株不是麦子的植物才称之为麦田,周作人就是这样的少数分子,时时散发出绝不迁就时潮的异端气质。清代大儒颜元曾批评过不愿“担当世道,劳济生民”的隐逸之士,说:“天为世道人心生圣贤,原不是教他逸的。”奋斗有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正流,东晋名将陶侃,每无事时,早上搬出一百块砖头放在门外,晚上再搬回院子里,却不愿把时间消磨在喝茶这种雅事上。他的曾孙子陶渊明,虽然“采菊东篱下”,依然是“猛志固常在”的。

其实,周作人的喝茶乃留学日本时受了“茶道”一些影响,怎么讲究也未必,所以文章说到后来,大谈起吃绍兴“周德和”的豆腐干来了,以为是上佳的“茶食

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偶尔追求一下精致的生活,原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身处国难之际,还能自我欣赏闲逸,恐不是“知识精英”应取的态度,古代的“士”也是讲担当的,何况今人。眼下,中国的社会仍处于变革之中,又加上国际风云莫测,国歌里唱的仍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处于这样一个“奋斗的时代”中,恐怕还真不是可以闲逸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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