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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秋实律师短信性骚扰行为的一点看法

(2015-04-23 12: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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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王秋实律师对当事人的朋友有“短信性骚扰”。事情曝出,网上一片哗然。看了猪西西爱吃鱼的公开信、律师致歉信以及微博评论后,还是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现贴出来以供探讨。


一、短信这种信息传输方式和客观发生的肢体性骚扰行为不同,它以多意的语言为载体,发生在封闭的私人对话空间,是否可以仅依据短信接收者对短信内容的主观感受来认定对方构成性骚扰?如果可以,是否可能发生“性骚扰”被滥用的情况?如果不可以,那还需要哪些条件?在这些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受骚扰方的权益如何得到保护?骚扰方是否容易因此而为自己脱责?在这件事情中,短信确实是王秋实律师发出的,短信让接收者“们”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不悦、反感、厌恶……接收者们指出该行为属于性骚扰,但律师本人在致歉信中回避了这个词,他仅就自己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致歉并宣布退出讨论,这等于是回避了问题和责任。


二、律师应该比常人更明白短信的证据作用,但他依然选择发出短信,这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种是并没明确的性企图,只是同类短信在平常发惯了,也没人提醒过内容有何不当,这次只是重复以往的行为而已。第二种是利用当事人的朋友们的特殊处境——对当时气氛的恐惧和对他办案经验的依靠——实施了自认为她们不会申张的性骚扰。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如果是第一种原因,属于认知缺失的性骚扰,一般人如果发生了这类行为不奇怪,但是,当它真实发生在一个声援女权(而且是因为从事公交反性骚扰普法活动遭囚的女生)的律师身上,就颇让人费解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如何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则更令人困惑:一个如此不堪的人又如何成为网上知名的维权律师的?个人希望还有其他原因。


三、当类似于“性骚扰”的、让己方感到厌恶的行为是由自己相熟的,甚至是一直视同盟友的人作出时,是否存在某种两全的方案,即,既可有效制止对方行为,又能继续保持同盟关系?当然,讨论这个方案或许并不必要。从目前这件事情来看,支持反性骚扰者“可能”同时又是性骚扰的实施者。在集体形式出现的维权抗争活动中,行动者的行为和理念能够高度一致的情况可能并不普遍,同盟者的出发点和最终诉求可能从一开始就和发起者不一样。所以,也有人认为,不必奢求同盟。


四、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凭借语言优势或焦点事件或其他契机而生成的公益或维权领袖,通常是剥离了人性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符号化的存在。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往往是来自TA们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和相关行动,至于TA们的私德或人品,似乎已被习惯性地无视。那么,该如何看待私德或人品与公共声望、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


五、写公开信的行为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在作出“说出来”的决定之前,猪西西可能有一个痛苦的煎熬过程:说出来,似乎有被斥为“忘恩”或被误解为“内斗”之嫌,不说出来,将要承受比这些误解更令其感到沉重的道德负担。这些煎熬可以从公开信中反复的说明和澄清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从纠结的标题上看出来:“谢谢……但……”。可是,为什么受煎熬的是被短信困扰的她而不是律师本人?后者在发这些短信的时候,真的就不曾感到过一丁点的不妥?我们该营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才能够让人们在向公众诉说类似的遭遇时,不需要背负如此沉重的道德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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