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四
一部中国移民史，头绪纷繁，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又有着各自的不同的特点。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移民史第三阶段秦朝至元末的完成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最终彻底完成，又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战争频仍、民族融合加强的关键时期。作者全局在胸，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和大势。而把握每一时期移民史的大趋势，正是这部《中国移民史》的特点之三。
本书研究者对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移民运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除了辽朝的契丹族、金朝的女真族和蒙元的蒙古族等立国的少数民族的迁移，在论述辽金时期东北移民时，还对莫族、渤海、突厥、回鹘、吐浑、党项、高丽、室韦、乌古、阻卜、兀惹等少数民族移民的迁移过程、影响与特点也分别进行了探讨。至于对蒙元时期非汉民族的内迁，其中尤其对色目人的迁移，更是化了大气力，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描述，涉及的色目人种不仅有西夏人、汪古人、吉利吉思人、畏兀儿人、哈刺鲁人、康里人、阿儿浑人、啰哩人，还包括蒙元及其汗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南亚人、钦察汗人、斡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从而展现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徒的全景图卷。不仅如此，作者还浓墨重彩，专辟一章，从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非汉民族内迁对蒙元社会带来的新变化，使这一时期移民史的民族大融合的特点更为凸现。
紧紧抓住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对南宋社会变迁的重大影响，是作者把握宋金元时期移民史大势的卓见所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第四卷最为精彩的章节。作者运用大量统计材料，究明了北方移民南迁的迁移过程、分布地区、移民数量、迁移路线等，而后酣畅淋漓地分析了靖康大移民对南宋政治与南方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的深刻全面的影响。作者同意“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的前贤论点，并以自己的研究证明：“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大规模南迁的北方移民无疑起了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4卷525、526页)。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本书从大处着眼的宏观识见。
五
由于全书既有把握大势的全局眼光，又有扎实可靠的资料功夫，还有科学方法的借鉴运用，放而时有新见卓识贡献学界，启发读者，而这正是《中国移民史》的特点之四。
例如，关于客家人的源流与形成，学界众说纷坛，尤以罗香林的旧说最具影响力。作者凭借语言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和方法，认为：只有从北方直接迁入的大规模移民或虽非直接迁入但在其他地区滞留不久的大规模移民，迁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才有可能保持自身原有的语言与文化。他通过对209个广东容家氏族家谱资料的统计研究，发现客家人的祖先主要是在宋元之际和元代这八九十年中迁入广东的。针对罗香林主张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客家说，作者进一步通过对历史时期汀、赣二州移民的区域环境和客家家谱的分析，认为唐末以前两地经济文化落后，且主要是非汉民族土著居住区，少量迁入移民不可能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而靖康之乱后，大量迁入此地的北方移民才是客家先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客家民系即由他们并加入了大量南方士著民族构成的。作者提出的客家南宋源流说是言之有据的新见解，为容家研究提供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新思路。
又如，在讨论辽金时代人口迁移对东北民族影响时，作者指出两点：其一，汉人成为东北第一大民族，正是在辽金时期；其二，导致了东北民族分布格局的改变和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这一令入耳目一新又令人由衷折服的见地，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再如，蒙元时代，随着大移民中蒙古贵族代表的落后经济方式的南渐，社会经济明显较之宋金时代倒退，对此，学术界几成定论。但作者指出，蒙元时代移民的民族之多、距离之远、分布之广是空前未有的，而蒙元时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空前广袤的时期，由于大移民的浪潮，这一时期又是“边疆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来自殊方异域的文化在此交汇，中国文化较前五彩滨纷、绚丽灿烂的重要时期。”(4卷609页)这一见解把元代大移民放到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辩证地考察，就很有说服力。
类似新见，全书六卷所在多有。
六
当然，正如主编指出的那样，《中国移民史》的问世只是给这项研究“标上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 l卷7页)。该书还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
其一，作为全书的总体设计，第一卷除《导论》外，还刊有《大事年表》，这确使该卷具有工具书的功能，然而辽宋金元部分偶有移民史大事失载。例如据《宋史·高宗纪》，绍兴七年( 1137年)宋将Bp琼率所部4万余人(《金史》本传一说步骑10余万)从淮西叛降伪齐，其迁徒人数不可谓少，似可列入大事年表。此外，倘能从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中择选一些关系到每朝移民大势的历史地图，精印彩版附于《大事年表》之后，则该卷工具书的价值将会更高些。
其二，西方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在谈到国际移民时，认为有必要从移出国与移入国的不同立场，从双方的官方决策与社会舆论的不同层面去探讨对移民的态度与政策(参见《人口通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章)，而本书在这一方面似有所欠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移民固然不存在这一问题。但是，诸如辽宋金夏蒙诸国政权并立期间移民研究，就有必要注意讨论阿尔弗雷·索维提及的问题。作者对此也不是全未涉及。例如，该卷提到：“辽宋对立时期，两国政府一般情况下都禁止人民的互相迁移”(24页)，即已注意到迁出、迁入国的官方态度；而靖康之乱后大移民时，南宋大臣吕颐浩、张浚曾商议，拟将中原人民尽徒于东南(253页)。但这种点水式的论述总嫌不够深入。实际上，在宋、辽、金三方史料中时有关于敌国土庶徒叛附的官方决策与社会舆论的记载，细加钩稽，列为专章，将有助于这一政权并立时期移民史研究更为全面深刻。
其三，卷四第33页说，徐铰之弟徐错北迁后同样声名卓著，考订似误。据《十国春秋》本传，徐错卒于开宝七年七月，而次年十一月北宋始攻灭南唐，本传还说他临死前谓家人道：“吾今乃免为俘卤矣”!则徐错未及北迁。而该卷作者所据似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徐铰双溪院记》所云“及宋兴，违命侯来朝，二徐得为王臣”，此当欧阳氏一时误记。
尽管有些许不足，但白壁微瑕，不减连城之价。《中国移民史》作为本世纪90年代重要史学成果之一，是值得高度肯定和热情推荐的。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