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一
移民研究历来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中国历史绵长，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杂处，这诸多因素的结合，造成中国移民史研究必然是规模庞大、层面复杂、进程艰巨的，遂使一般学者视之为畏途。但是，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人口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翘首期待着一部详赡准确、科学权威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由葛剑雄教授主编的六大册《中国移民史》，是迄今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史专著。这部二百余万言的煌煌巨著的问世，终于使中国史及其相关的专门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了可资直接借鉴的移民研究的成果。
移民史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研究，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的较高素养，而且需要有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口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学识。而《中国移民史》的作者们不仅具有这一方面的最合适的学术素养，而且有着相关领域的最充分的学术积累。葛剑雄教授早就以其《西汉人口地理》的力作驰名学界，对谭其骧先生移民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切的了解与把握；其后，中国人口史、移民史始终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还著有《中国人口发展史》，承担了“近两千年来主要自然灾害对中国人口变迁的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撰写的该书《导论》，洋洋洒洒十余万言，视野开阔，理路明晰，体现了他作为主编对全书的理论指导与总体设计，成为全书的核心和灵魂。该书的合作者吴松弟是隋唐五代和辽宋金元时期移民研究的承担者，对宋代经济和南宋移民有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的专著，从事过“宋代南方人口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另一位合作者曹树基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移民研究的承担者，在农业史、经济史、人口史以及计算机运用和数理统计方面均有良好学养，发表过《湖南人由来新考》的移民史论著。这样一个学术群体，继承了谭其骧先生20年代末以来的关于中国移民史的拓荒性的成果与方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先后出版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移民与中国》等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提高，十年磨一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
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移民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并立政权此消彼长；靖康之乱后移民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移民史上堪称为最；而耶律大石西迁立国，中亚西域色目人东迁海隅，在迁移距离之辽绝，移民类型之特殊上，恐怕也是空前的。试图对六大卷《中国移民史》作出全面深入的评价，既不是这篇短文篇幅所能容纳，也不是笔者学力所能胜任的。故而笔者就本人专业方向所及，仔细阅读了该书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尝鼎一脔，以管窥豹，希识者勿罪。
二
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开拓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个一个地区，或一个一个时代逐步进行，搞清楚当前各地人口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他的后继者们正是依据这一要求，从事移民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和考订的，每一断代移民史研究在资料工作的溶繁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而史料的赡富，考证的精详，处理的得当，正是这部《移民史》的特点之一。
据粗略统计，辽宋金元卷共征引正史、政书、杂史、类书、笔记小说、方志、宗谱、诗文集等各类文献近400种，在此基础上编制了40个统计表，其中篇幅最大的统计表长达35页。研究移民离不开传记资料，宋人传记资料网罗最繁富的当推台湾昌彼得、王德毅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本书作者不仅将该索引所载属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约1400名南宋人物一网打尽，还从宋元笔记小说乃至明清文献中搜罗了300余人，共计1702个移民的个案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量化处理，按移民迁入地区，分江南、江西、福建、四川、两湖、淮南、岭南及迁入地不明等分类，每表每个个例均列以姓名、迁移时间、迁出地、迁入地、资料来源、备注等栏目，披阅这些细行密字却又井然有序的统计表，令人不能不对作者认真扎实的资料工作肃然起敬。
在缜密的史料工作基础上，作者再通过合理抽样和数理统计，得出的结论就令人信服。例如，作者对《宋元学案》北方籍传主115人的迁移与分布作了统计，有力支持了他所提出的北方移民在理学中心南移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又例如，靖康之变后，宋金、金蒙、宋蒙之间屡有大规模战争与政权攻灭，举其大者，依次有靖康之役( 1126一1141)、海陵南侵( 1161一1164)、开禧北伐(1206一1209)、宣宗南侵(1217一1224)、宋蒙灭金(1232一1234)、蒙元攻宋(1235一126O)、蒙元灭宋(1274一1279)，以上每一阶段无不有移民南下，但各次移民的情况究竟如何，研究宋金蒙元史者都不甚了了。作者将1006个南宋移民的始迁个例，按上述各时段进行数理统计，科学地得出结果：除5％始迁年代不明，靖康之役阶段虽然只占移民发生年数的四分之一弱，却是移民始迁人数最多的阶段，占总个例的89％，其他六个阶段仅占6％，因而无可置疑地指出：“靖康之乱阶段的北方人口南迁，其规模之大、迁入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无疑超过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阶段”(第4卷第273页)。
三
《导论》指出，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必须掌握而综合运用的。重视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正是这部《中国移民史》的特点之二。试举数例。
其一，将遗传学的假说与历史学的研究相印证。1991年，科学工作者’赵桐茂、陈琦通过对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以北纬30度为界，此线以南的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属于同一集群，而此线以北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属于同一集群(详见《遗传学报》18卷2期两氏论文)。吴松弟先生通过自己对辽宋金元时期移民史的研究，认为北纬30度线恰与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后的密集分布区大体吻合，从而科学地推断：“今日的人口分布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人口迁移的结果”，但“这种分布格局显然是在南宋时期最后奠定的，它充分说明了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南迁对我国现代人群分布的巨大影响，也印证了本卷关于北方移民分布的研究是大体正确的”(4卷4110、411页)。
其二，将语言学的成果与历史学的研究相结合。客家研究中，探明客家方言中保留的古代北方方言的子遗究竟接近古代中原哪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特点，对于解开客家移民时代之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向古汉语学家李新魁请教，借用了客家话接近元代《中原音韵》而反映宋末元代北方基本语言面貌的研究成果，令窖家移民的研究获得了语言学上莫大启示与佐证。故而，作者有充分理由认为：“语言的特征也表明窖家先民主要是在南宋时期自北方迁入”的(4卷356页)。
其三，将地名学的方法与历史地理学的考证相参证。作者根据《辽史·地理志》研究渤海族移民时，发现《辽志》记载辽地今名的渤海国旧称时，往往与历史实际无法契合。对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作者从地名学的方法上得到启悟，认定《辽志》追述辽地今名在渤海国旧称时，并非指该旧称的旧地所在，而是指渤海国旧地的移民被强迫迁移后的迁入地。这样一捅破后，《辽志》匪夷所思处便豁然可解了。
类似现代科学方法的借用，全书所在多有，例如第5卷对明代湖南移民研究就运用了线性方程和增长模型的新方法。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