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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RE:美丽的汉服是怎样消失的?(一)

(2014-10-21 0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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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一)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 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搜闻续笔》)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龌龊汉官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最无耻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声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贤逆党。清兵入京后,他为投靠新主子,极尽巴结阿谀之能。为了表示他效忠满清之诚。“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将良骐《东华录》卷五)并迅速上奏清廷,谄媚满洲统治者。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1647年六月,山东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攻破淄川,擒获孙之獬,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今我为汝种发!” 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肢解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个精光!民愤之大,于此可见!
    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因为孙之獬而来呢?不是!“剃发易服”本来就是满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这一切,依据满清的统治实力而变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满洲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同)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上同)措辞非常严厉,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谴兵四处疯狂屠杀。满清王朝的辫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
    孙之獬的谄媚之举无疑符合满清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汉人的刻骨仇恨!而满清统治者在推行这一政策的野蛮、残暴、愚昧、荒谬、落后、反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孙之懈,不过是臣服在满洲贵族脚下之一小小降臣,贱竖仆役之类,不足道耳,何谈参与军政大计?即使果真孙之懈上疏奏请剃发,也不过正中满洲贵族的下怀,他们正急切巴望着有这样的汉族降臣出面“奏请”,也好封汉人的口,让其“国策”推行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而已!道理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保留汉族的习俗,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所以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执行的是如此的残酷、血腥而又坚决、彻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当时,除了不愿意剃发被斩杀的人之外,还有许多激于义愤,悬梁、投水而死的人,明少詹事徐开投水死,(《明季南略》卷四)中书舍人文震亨绝食六日死,遗笔“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圣安本纪》卷六)有一个叫周之兰的戏子,是个唱生角的名优,对妻子说“如果一定要剃我的头发,我宁可去死!”,妻子回答说“那我也一块死!”于是,夫妻两个人一同跳井而死!“一梨园人周之兰,装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而死。”(《崇祯忠节录》卷四)更有甚者,举家逃入深山,俨然桃花园中人,温州雁荡山区,有一徐姓人氏,“不肯剃发,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耕织之具,凡人世资生之所需者毕备,攀缘而上,剪茅架屋数十间,随塞来路,去之三十年,其亲串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黄梨洲文集》传状类)
    这种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的极大愤恨。清军占领南京之后,剃发令依次达到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地,人心大哗,群起抗命,纷纷挺身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残酷镇压。六月十四日,清军攻破常熟,清将佟某下令屠,杀戮甚惨“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海角遗编》)十六日,佟某等满载金帛子女而归,常熟复起自卫。八月十七日,清军复来,见不剃发者即杀。八月二十五日,清兵北巡常熟以北之福山塘,迫令剃发,“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上同)。六月十三日,剃法令达到太仓,清将张某诡称召集当地缙绅举行会议,各缙绅来到之后,突然下令剃发,众人方知受骗,即皆掩面痛哭,旋被髡剃。(大概是一边哭一边被剃头吧,这种滑稽又残酷的场景,想起来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七月初六,清军攻破昆山,总兵王佐才率兵巷战,矢尽力竭,坐衙署中整齐衣冠自杀,举人周室瑜、贡生朱集璜战死,诸生顾炎武出逃得免。清军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
    1645年五月,李自成败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之后,其部下群龙无首、进退无据,被迫先后投效于清廷阿济格、佟养和部,但并未剃发。到十月间,清方剃发令下,农民军坚不剃头,纷纷倒戈,分别投向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足见剃发问题,对明清双方的影响之大,清廷以剃发、易服作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隶标签,而蓄发、保衣冠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和坚守民族大义的象征!不仅如此,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华夏文化体系的国家,也把汉族服饰文化的消亡当作华夏文化衰落、消亡的标志!1667(清康熙六年)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其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可见,在这位使者的眼里,汉族衣冠的消失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消亡!他并且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显宗八年正月),汉族人民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实际上,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华夏文明的外在躯体!正因为如此,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不是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权而战,不是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战,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而战,为捍卫汉民族(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而战斗!为保存汉族(华夏)之所以为汉族的存在而战斗!一位西方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卫匡国在《鞑靼战纪》)
    嘉定,因剃发被屠杀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江阴人民反剃发斗争。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廷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廷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思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清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腐败的明廷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绵绵青丝,使君多情。彤管在意,念念不停。绵绵青丝,以君多愁。汉简在握,喻我同俦。绵绵青丝,为君多求。钢刀在颈,碧血长流。――吴飞:《烦恼丝》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正式颁布的命令),“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奸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第20章第3节)。被满清杀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满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行,更是人间罕见。(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在漠北,把准葛尔蒙古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衮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满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激起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清世祖实录》一[过滤词]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汉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更重要的:胡服是骑射的必要,骑射又是武力精强的必需,武力精强才是一切殖民政权进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证!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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