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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2005-01-22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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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创作谈




老夏要在<浙江作家>给我搞个小辑,小说照片简历都给了,还缺一个创作谈和一篇评论.创作谈自己赶了,不知从何说起,说得空洞.评论想来想去还是请了俞老师,他搞起来轻车熟路,出口也容易.今天拿到了.

附1:创作谈
为什么写作
□斯继东

很显然,我选择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似乎不是一个业余作者该问的问题。道听途说过这么一件事:毕飞宇一次作文学讲座,下面有位学员提问题,提的大概是一个几句话不大说得清的问题,毕就反问他写了几年写了多少字,学员答几年多少字,毕于是就说,那你还是继续写吧。这话虽是间接听到,却让我很是震动。据我所知,毕飞宇对人诚恳负责,绝不是那种动辄就耍大牌的所谓的“腕”。我感觉他的话发乎内心,自甘苦中来。是啊,你说写小说写小说,你才写了多少字啊?问那么多干嘛?小说肯定是写出来的,而不是靠问什么问题问出来的。
但我后来再想,又觉得不对。一个认真的写作者,应该就是一个不断提问题的人。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自己发问,自己解答。因为我的理解,写作就是自我拷问,写作就是你一个人绝望地对抗整个世界。
有一些问题,答案似乎并不存在,比如“为什么写作”。
在我时断时续的业余创作生涯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是谁在逼着我写吗?当然没人。是我想借助写作达到其他什么目的吗?达到那些目的有更好的途径。是我有着绝顶的禀赋,足以写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吗?这话只会成笑话。那么是写作很快乐吗?应该有快乐,但是痛苦更多。我找不出自己非写不可的理由,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曾经想从大师们身上寻找答案,却发现大师们也有着一样的困惑。
契诃夫说:大狗叫,小狗也叫。卡夫卡说: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也许这就是答案,不是答案的答案。契诃夫没有说:我比他们叫得更好听;卡夫卡也没有说:我比别人看到的更加深刻。为什么他们都只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呢?难道文学本就没有高下之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自诩大师呢?是谦虚吗?我以为更多的应该是绝望:对写作这项极限运动来说,雪峰永远在你的头顶。
或许我们(包括那些大师)都是那个被诸神处罚的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一次次滚下山去。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石头永远到不了山顶。但我们的身体并不会因此而停下来。推!用力推!写!继续写!我们的念头只有一个。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明明知道没有答案,我们还在不停地拮问。那么,西西弗痛苦吗?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但是,正如加缪所说: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
在那篇著名的《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是这样结束的:“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士。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你到底为什么写作?”
这个问题是用来问的,不是用来回答的。


附2:评论

走向一本正经的另一边
——关于斯继东小说流程的述说
牧知

当我一本正经地集中重读了斯继东的小说作品后,或者说正当我将一本正经地评述他的小说创作时,终于发现“一本正经”不一定是十分讨巧的架势。因为,斯继东在自己的一部小说里预示到,“这个小说会有很多朋友不喜欢”,他们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见中篇小说《肉》)。言下之意,在他们的另一边,尚有着不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了,在这个群体中,就有着作家斯继东。于此我自然地联想到,在以“作为利器的文字”为题的“马炜访谈录”中,斯继东曾经发问:“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游戏的艺术?”对于这一个问题,马炜回答说:这是一种境界,它意味着“当你思考成熟而且技巧娴熟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横亘在面前的叙述障碍,这就像在玩一种游戏”(见《浙江作家》2004年第1期)。
我想,这或许就是对于斯继东小说创作流程的精彩注释:他在“走向”一本正经的另一边,他在“追求”文学游戏艺术的境界。
我是从小说认识斯继东的,属“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交友类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十多年交往,无意中竟陆续阅读了他的极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渐次在我的记忆深处建构了斯继东的小说走廊。并且,若明若暗地突现着他行进的台阶:从艺术风格上,无不显示着他的“走向”与“追求”;而从主题上说,可以以世纪之交作为分界,上世纪末期以表现沉重的家族沿革为主体,本世纪初则以透视纷纭的世相变幻为主体,并从传统主旨的开掘,延伸到人性本真的诠释。当然,其间难免间夹着主题的反弹和超越。这就是我要述说的,斯继东小说流程的概貌。
斯继东的文学人生是在“寻根文学”的摇篮里孕育的。中篇小说《寻找家谱》(载于《野草》1997年第3期)如其命题昭示,显然是个“寻根”作品。这是斯继东的开局之篇,却也是他深积厚发之作。小说谱写的是从咸丰年间启始到今的一户斯姓家族变迁史章。小说以缠绵的铺叙、动人的细节和贴切的语言,忆述了列祖列宗的人生碎片,既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动荡的时局,又刻画了人间的真情,从男耕女织的我国南方山村模式中,寻找斯姓家族代代传承的精神。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作者涉足文坛的一次上规模的演习,而在这次演习中,已然显露了作者语言艺术的令人可喜的技能水平。
如果说《寻找家谱》以浓重的纪实语言为主的话,那么短篇《飘在水上的白月亮》(载于《今天》(美国)2002年第3期)则能显见作者象征语境的创造,强化了文本的艺术风味。短篇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位作为弱者的娘,死了丈夫后带着“我”转嫁赵家。为了供“我”念书并免受欺凌,娘“答应了那个猪一样的村长”。但“无法改变命定的生活”,“我”“终于用我的死证明了我对娘的爱”。“我”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但“娘离不开我”。作者构筑了“我”跟戏班子白胡子老头学胡琴的平台,展现“我”的这种矛盾心态,渲泄 “我”的困境和人格的力度。作者超脱一本正经的叙事框架,磨练诡巧的艺术技巧,连同象征手法的运用,拓宽了“家谱式”的思绪空间。我认为,这是斯继东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斯继东曾说,一篇好小说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个好故事;二是要把故事讲好。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又说,小说家水平的高低在于能不能把故事讲好。我以为这实际上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理论话题。斯继东在短期的创作行为后,作为经验敏感到了“怎么写”的课题。这是作家文体意识提升的结果。正因如此,他新世纪的创作成品,不仅从题材上由“家谱式”的“寻根”,提升到对于世事万象的审视和诘问的高度,并且从叙事模式上,也由传统的平铺直叙,提升到“游戏式”地肢解、重组叙述对象,为读者提供全过程阅读快感的高度。
中篇小说《痕迹》(原载于《青春》2003年第1期,转载于《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痕迹》的情节也较简单明了。这里借用我在评论这部小说所概括的语段:“它无非以半世纪前被反动派枪杀的梅婷女子是烈士还是叛徒案由为线索,经层层征询破解而获知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所串联的一个一个人生故事(见《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关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其一体现在对于传统思维逻辑的冲击。作品让我们在人性的层面上,感悟表象下的深刻,以重新审视特定岁月的人种行为,包括颇有微词的灰色人等,并寄予普遍的人文关怀,给予情理相融的理解和宽容。其二呈现于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原生素材是国内革命战争事件,原创题材可以是案件的侦讯破解过程,它们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可读兴味。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当代的叙述空间,攫取不同的叙述角度,借代谜阵层迭的叙述方式,铸就扑朔迷离的意境,借此传递渐趋亮化的信息。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文学游戏的一次实践。当然,这个“游戏”之说是褒义的。
游戏人生是人类低调的共识。但当作为一种艺术法则驾驭的时候,人们可以如临其境地彻悟人生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斯继东的新作《猜女人》(见本期《浙江作家》)就是这样。这个短篇写的是一个街头故事。我理解为它是表现青春期的躁动和成年期的务实相参照的镜头系列,调侃、戏谑、杀戮、反思,象一组交相链接的图片,由此映示人生运行的轨迹。这样的题旨,要是一本正经地描绘的话,很可能不会有多大的醒世意义。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一本正经的另一边,在于作者所抢拍的、渲染的镜头本身,它们让我们在文学语言的殿堂里尽情地享受。无所事事的一伙小镇学生,在暑假的烈日下,看女人,猜女人,想女人,求解一道道求解不出的方程;一个女人的出现,移动的白裙子,披肩的长发,红色的三角内裤;一场杀人案的发生,一把水果刀,一幅白绢,一朵一朵血红的梅花。种种物象、事象、意象,借助作者舒缓畅达的话语表述,烘现在读者眼前,撩拨读者的心弦。直至短篇关于若干年后的再一次表述,给作品平添一层梦幻,又重新把读者诱进一个新的迷圈。尽管它的时段间隔影响了情节的信度,但作品的虚实相间、静动相合的叙述,毕竟给了人们一个思索、想象的空间。它是一个催人猜解的作品;它又是一个诱人品味整个阅读过程的作品。我总以为,阅读快感应当附着于整个阅读过程,而决不是读物的终端。一个作品能够以语言的力度,张扬读者想象的翅膀,以此扣住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是一个应该首肯的作品。
于此,我想说斯继东的另一部新作《肉》。这部中篇写的是一个军营羊倌与一位当地村妇发生性恋的故事。军人与有夫之妇性恋,显然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事件,它是与《痕迹》里梅婷女子涉嫌叛徒一样严肃的题材。而且,从表现样式上看,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同类的作品。只是,《肉》的游戏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张。作品的情节由多位叙述者轮换叙述完成。叙述角度的变换,加重了叙述的内容,并滋生出声东击西的趣味。我知道这是作者很感兴趣的笔法。同时,语辞的挑逗,也是作者惯用的技巧,有不少精湛词语是作者长期锤炼的结晶。譬如,陪床小姐被警察抓住了,警察要她查认作案者,小姐说:“哪还记得那么清啊,我我又不是跟他的脸做?”又譬如,有人要同行者对证,同行者说:“我说了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小姐。”平白,贴切,充满质地,简直达到难以另选妙句的地步。就是偶然需要描绘准黄色段子的那些章节,作者却也能用“在黄渣泛起之际、正是碧水清涮之时”的手法,归还一个纯净,给人的是人性和道德的快乐,而非感官的刺激。此外,细节描写也很讲究。“羊圈里都是母羊,没一只公的”,以致军队领导顺口发问“添了几只小羊羔”后,成为羊倌“一个根本解不开的难题”。这个看似随手捎带的细节,恰恰成为羊倌犯案的背景,为铺展人性构建了避风的港湾,也为作品主题提供了思考的注解。我认为这些描写,固然具有“游戏”特质,但作家没有离开冷静、缜密及至清高,它为文学游戏的内涵,填补了必不可少的素质。不过,我在此迫不及待地要述说《肉》,旨在肯定作者功力的同时,还在于要提出关于“游戏”的“度”的问题,以期引起对于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游戏的梳理。有人说,《肉》这部小说是“故弄玄虚”。我不想轻易认同这种说法。但我又想权且生造“玄虚有故”的词儿,以便于对“度”的辨析与把握。如果这种思辨成立的话,则我捉摸到这部作品存在着一些无“故”的情节,更具体地说是存在着一些与小说主题丝毫无关的情节。因此,《肉》没有《痕迹》那么干净利落。小说的“越位”和“超度”的叙述,诚然可以丰满信息量,但正如这部小说,曾间或给人一种滞缓、脱味的阅读感受,给读者增添了阅读障碍。这是令人遗憾的。不难联想,它可能或多或少地也曾生发过作者的叙述障碍,同样令人惋惜。
流程永远不会完结,路在自己脚下延伸。然而,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任何运动离不开地心引力的牵制。我们期望斯继东继续恪守作家良知,遵守文学游戏规则,以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名义进入“另一边”的亮丽。
2005/01/21于知足居
(真实姓名:俞赞时;家庭地址:嵊州市龙会新村1幢2单元103室;邮编:312400;电话:0575-3022103,13605859103;电子邮箱:YZS103@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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