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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与“清谈”

(2012-02-11 18:56:22)
标签:

精神的探索

杂谈

分类: 话说精神

“竹林七贤”与“清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人民最为痛苦的时代,朝代更替,军阀混战,社会上乌烟瘴气,生灵涂炭。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士人的思想在探索,在分化,在顽强地自我表达。要么横刀纵马驰骋天下,要么就躲进松林修身养性,要么就藏身书斋去雕琢情怀。

时势在这里也造就了当代的英雄豪杰:像曹操,像孙权,像司马懿,像诸葛孔明,像被万世颂扬的刘备、关羽、张飞;同时在这混乱的时代里也产生了最富有艺术精神的王羲之、顾恺之,以及云冈、龙门光芒万丈的造像,这些无不成为后世文化、精神与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在这二百多年的乱世中,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之学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论辩就这样兴起了。

这种论辩犹如现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

《晋书》上所谓的“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魏晋的玄学是清谈家的一种时髦,他们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

悠哉,悠哉的清谈家们二耳听不到战场上的喧嚣,两眼开不见刀光剑影,在当时正统的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实在是虚无飘渺,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因为这违背了“士”的历史责任,历代的学者对此有过很多批评。

宋代学者沈括(1031——1095)就曾写到:

“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沈括著)

儒家学者范宁更是咬牙切齿地指出,说:

“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玄学的兴起主要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历史上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老子著)

王弼对于“玄”曾这样诠释道:

“玄,谓之深者也”。(《老子指略》王弼著)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人把《老子》、《庄子》和《易经》,一并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贴近于哲学,只不过如同惠施与公孙龙子一样,缺乏更深的形而上学的追问而已。

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学术思潮,它的中心论题是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在争论中自然也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中间有发生最早的竹林玄学(公元255年—262年),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玲,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古时为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这就是“竹林七贤”的来历,七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他们对现实不满,隐于山林。他们的遭遇也各不相同,有的被司马集团杀害,如嵇康,有的与司马集团妥协,如山涛。他们在当时的影响都很大,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礼”,认为名教破坏了自然,强烈反儒。到了稍后的公元263年到316年形成西晋玄学,代表人物有郭象。再稍候(公元317年—420年)又有了东晋玄学,再后来还产生了佛教玄学。

总而言之,玄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知识分子慰籍心灵的一种治学方式,以谈学说易成为在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以此来暂时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回避当时残酷的现实。今天,我们放眼望去,玄学的确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争辩,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世人阅历的增加,外来思辨的碰撞,使人认识到解决自身的问题才是人间最大的学问,只是这种追问在当时没能深入下去,并走入哲学轨道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研究员在其研究梁启超的文章里,也曾表达过大学者梁启超对于玄学的看法:

“……用这种概念看待科学与人生的关系,梁启超的答案是: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须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换言之,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至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就是‘爱’和‘美’。梁启超强调,‘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梁启超在这里绝非折衷主义,而是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今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曾经说到: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正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凯采访著,东方出版中心)

这是学者在经年的思考中的真知灼见。

世间的生命体,对于目前的科学来说,还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人的理智、情感和精神确实属于形而上的东西,对于这些,除了敬畏以外还应利用当今的脑科学技术积极地进行研究,绝不能把它们通通归划为“鬼画弧”之中。

中国文化的基调,从来就是倾向于人世间的,是关心人性,反映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慧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与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无所不备的人间大爱。

玄学中贵无派的代表人物郭象主张独化说;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学术目的的王弼,把儒道调和起来,以及他们提出的“得意忘言”和“寄言出意”这一反对执着于一言意象的支离方法。

这些都是很先进的哲学理念,只不过缺乏先进的数学推理和更深地哲学追问。

现代的数学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存在二重性的,圆的极小就是点,点的极大就是圆,二条并行线在二维平面上是不能相交,但是在三维、四维、五、六维的空间中不但会相交,还能扭曲在一起。但是,要解决现时问题,必须回到三维世界里去,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学是纯粹的哲学。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当然,任何学科都会夹杂着腐朽的观念和迷信的色彩,玄学更是如此,这应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以至对于“爱”和“美”所作出的哲学反思,是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的家园的活动与尝试,可惜这种找寻,并没有到达真正的哲学彼岸。

在本质上,一切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都是哲学。人总是在寻找心安、故乡和家。

  “竹林七贤”与“清谈”诸葛亮醉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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