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清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人民最为痛苦的时代，朝代更替，军阀混战,社会上乌烟瘴气，生灵涂炭。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士人的思想在探索，在分化，在顽强地自我表达。要么横刀纵马驰骋天下，要么就躲进松林修身养性，要么就藏身书斋去雕琢情怀。

时势在这里也造就了当代的英雄豪杰：像曹操，像孙权，像司马懿，像诸葛孔明，像被万世颂扬的刘备、关羽、张飞；同时在这混乱的时代里也产生了最富有艺术精神的王羲之、顾恺之，以及云冈、龙门光芒万丈的造像，这些无不成为后世文化、精神与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在这二百多年的乱世中，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之学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论辩就这样兴起了。

这种论辩犹如现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

《晋书》上所谓的“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魏晋的玄学是清谈家的一种时髦，他们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

悠哉，悠哉的清谈家们二耳听不到战场上的喧嚣，两眼开不见刀光剑影，在当时正统的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实在是虚无飘渺，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因为这违背了“士”的历史责任，历代的学者对此有过很多批评。

宋代学者沈括（1031——1095）就曾写到：

“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沈括著）

儒家学者范宁更是咬牙切齿地指出，说：

“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玄学的兴起主要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历史上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老子著）

王弼对于“玄”曾这样诠释道：

“玄，谓之深者也”。（《老子指略》王弼著）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人把《老子》、《庄子》和《易经》，一并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贴近于哲学，只不过如同惠施与公孙龙子一样，缺乏更深的形而上学的追问而已。

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学术思潮，它的中心论题是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在争论中自然也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中间有发生最早的竹林玄学（公元255年—262年），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玲，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古时为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这就是“竹林七贤”的来历，七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他们对现实不满，隐于山林。他们的遭遇也各不相同，有的被司马集团杀害，如嵇康，有的与司马集团妥协，如山涛。他们在当时的影响都很大，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礼”，认为名教破坏了自然，强烈反儒。到了稍后的公元263年到316年形成西晋玄学，代表人物有郭象。再稍候（公元317年—420年）又有了东晋玄学，再后来还产生了佛教玄学。

总而言之，玄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知识分子慰籍心灵的一种治学方式，以谈学说易成为在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以此来暂时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回避当时残酷的现实。今天，我们放眼望去，玄学的确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争辩，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世人阅历的增加，外来思辨的碰撞，使人认识到解决自身的问题才是人间最大的学问，只是这种追问在当时没能深入下去，并走入哲学轨道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研究员在其研究梁启超的文章里，也曾表达过大学者梁启超对于玄学的看法：

“……用这种概念看待科学与人生的关系，梁启超的答案是：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须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换言之，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至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就是‘爱’和‘美’。梁启超强调，‘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梁启超在这里绝非折衷主义，而是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今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曾经说到：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正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凯采访著，东方出版中心）

这是学者在经年的思考中的真知灼见。

世间的生命体，对于目前的科学来说，还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人的理智、情感和精神确实属于形而上的东西，对于这些，除了敬畏以外还应利用当今的脑科学技术积极地进行研究，绝不能把它们通通归划为“鬼画弧”之中。

中国文化的基调，从来就是倾向于人世间的，是关心人性，反映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慧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与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无所不备的人间大爱。

玄学中贵无派的代表人物郭象主张独化说；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学术目的的王弼，把儒道调和起来，以及他们提出的“得意忘言”和“寄言出意”这一反对执着于一言意象的支离方法。

这些都是很先进的哲学理念，只不过缺乏先进的数学推理和更深地哲学追问。

现代的数学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存在二重性的，圆的极小就是点，点的极大就是圆，二条并行线在二维平面上是不能相交，但是在三维、四维、五、六维的空间中不但会相交，还能扭曲在一起。但是，要解决现时问题，必须回到三维世界里去，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学是纯粹的哲学。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当然，任何学科都会夹杂着腐朽的观念和迷信的色彩，玄学更是如此，这应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以至对于“爱”和“美”所作出的哲学反思，是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的家园的活动与尝试，可惜这种找寻，并没有到达真正的哲学彼岸。

在本质上，一切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都是哲学。人总是在寻找心安、故乡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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