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书写的是断代史的中国梦

——序《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

                     杨克

    擦身而过的上个世纪末，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深具经济实力的南粤明珠东莞在此过程中更是一马当先，从80年代开始的“三来一补”率先转型成为镇域特色经济，产业集群化优势凸显，形成了国家纺织业基地市、中国女装名镇（虎门）、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寮步、石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长安）、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长安）以及珠三角地区（东莞）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等一批国家级产业基地。这种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模式，将中国人迅速带入一个理解全球化的新的道路中。急速膨胀的劳动密集型、高能耗的“世界工厂”的生产方式，与其看成一种百弊缠身的挑战，不如看作这是百年难逢的腾飞机遇，更高的就业率、更多样的产品、更自由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更广泛的出口市场以及更丰厚的外汇，创造了中国经济在这些年来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显著上升。

东莞是中国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和样本！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千上万的人流向东莞，那些原住人口只有几万人的小镇，外来的打工者多达六、七十万人，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打工者的命运，不经意地就会被无形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瞬间改写，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被揉捏着，他们的生命疼痛。而这些生命中不乏敏感的、羸弱的却闪烁着人性光芒的高贵的诗心，他们泣血的歌吟，呈现了全球化新经济体系和人的生命尊严以及文化地理传统之间的紧张状态，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社会底层卑微的草根一族的生存镜像，记录了一代人的牺牲、奉献、屈辱与担当，他们写下了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打工诗歌”，为弱者的尊严、贫困者的尊严大声疾呼市场经济下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转型期寻梦者特殊的经验书写，他们的诗绝不能仅仅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版图的经典地域文本来解读，他们真正告知了中国生存的本相，他们书写的是一个断代史的中国梦！

这一本诗选，收录了近80个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地域，在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不到47公里的狭小地带，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写诗的人？这些“出租屋里的诗人”（方舟），是一群“乡音深埋的寄居者”（庞清明），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最遥远的故乡都是一畦畦的翠苗”（方舟），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无奈的社会身份，“打工的所有岁月/其实都叫试用”，“ 命运的鞋/把我拖来拖去/每一天都是漫长的过程/从一个槽/跳向另一槽”（柳冬妩），他们“在高傲的人民币面前/俯首、劳作，绞尽脑汁”（百定安），“谁都看得清楚：人民和人民币之间/天大的距离”（百定安）。然而，“机器的乡愁发生在现在的房子里”（方舟），“我们总是在夤夜/进入一小块殖民地”（蒋楠），“许多躺在南中国这块砧板上的虚弱词语/被一个时代的笔捉住”（许强）。

   如果说这些诗是三代青年诗人的心灵成长遭遇的话，给我最初留下珠三角诗歌记忆的是方舟、航亿苇等上世纪九十年初就踏足东莞的诗人，跟后来者不一样，他们不是“纯正”血统的“打工诗人”。这批人来自校园，读大学时就写诗办诗社，如果落户他乡，跟其他地方的诗人没什么两样。但既然命运选择了东莞，诗歌命定也选择了独特的关键词：出租屋，机器，内心的工地……，他们的诗孕育了“打工诗歌”的雏形。其后是刘大程、柳冬妩、许强等蜂拥而来的70后，他们打工者的身份更为明晰，《工厂如茧》、《红色塑料桶》、《在东莞天桥上》等许多诗篇，清楚地烙上了打工生存的印记。然而，或许正因为被全球化带来的满目冷硬的板块、棱角所刺痛，草垛、滚圆的牛羊屁股格外让人怀念，家庭、民族、地区性、独特风俗和文化等更为传统的因素大量进入他们的诗歌，为人提供内心需求中相对稳定的一面。《长布村》（吾同树）、《我不敢轻易写到故乡》（蒋明）、《满坡的杜鹃花》（塞壬）、《栽油菜的母亲》（祝成明）……乡愁是永恒的母题。好在有许强等身体力行的打工诗歌活动“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也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之一柳冬妩为打工诗歌大批量立论，打工诗歌这个名词一时间风靡神州。而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更年轻的诗人则是打工诗歌的集大成者！她更直接，更具体，神经更为坚强，因而更有承受和抗击肮脏的力量，她把大地的疼痛与颤抖传给读者，从脚到头、从肉体到灵魂，让人内心颤抖不停，请看《三十七岁的女工》中的一节：

   招工栏外，年龄：18—35岁

   三十七岁的女工，站在厂门外

   抬头见树木，秋天正吹落叶

   落叶已让时间锈了，让职业的疾病

   麻木的四肢，起伏不定的呼吸……锈了

   十几年的时光锈了，剩下……老

   落叶一样的老……在秋风中

   抖动着

   正是郑小琼等许多诗人的努力，黄麻岭，桥沥等一个个地名“活”在了文学的叙述中，“铁” 成为写作中的核心元素。打工，命名了这个时代的文学事件。

   严格地说，没有所谓的“打工诗人”，只有打工题材的诗歌。尽管这本诗选的入选者也写过无数其他内容的作品，尽管他们中间有百定安那样的“成功人士”，也有冯楚那样的“老愤青”；有何超群、黎启天那样看上去厚道的君子，也有赵原、吾同树那样带点偏执的夜行人…….东莞的每一个诗人都是千差万别、独一无二的，恕我无法一一列出每一个诗人和每一首优秀诗篇。

    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题材，特定的写作者，这一切元素构成了中国诗歌的奇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文学现象。突然间，我发现假如像过去解读其他诗作那样只从美学立场去阐释这本东莞青年诗选中的作品，会是多么苍白而没有意义。许多年以后，他世代的读者面对这部特殊的文本，被记忆唤醒的是有关中国一个时期一段躯体上的悲喜和疼痛，它攸关审美，攸关诗意，攸关文学的现实承担，但最根本的它是绕不过去的文学史实，是时代的一具文学标本，独具社会发展史上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

                            2009-11-5

（杨克，著名诗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年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