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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2009-02-13 14: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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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宫

中国帆船

恒山亭

碑文

薛佛记

分类: 学术专题

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 柯木林 *

 

一、前言
  
  1969年初,新马碑铭专家李业霖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进行田野考察工作时,发现了恒山亭在新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1975年4月,南洋学会出版的《石叻古迹》,亦确认这点2, 1987年2月,宗乡总会摄制本地第一部华族史记录片《抚今追昔》,以恒山亭为开镜仪式地点,就是鉴于恒山亭的历史意义3。最近恒山亭大火,使这座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具有164年历史的古庙,再度成为新闻焦点,并在本地掀起一股“恒山亭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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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此亭已毁于19925月的一场大火


  恒山亭内保存有不少文物,是珍贵的民俗史料及社会史料,可惜全遭火毁5。所幸部分碑文匾额,已被摄录下来,可作为将来重建的参考6,碑匾的文字,亦编印入《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1年出版)一书中,不致湮没7。本文以恒山亭为个案研究(case study),从碑文匾额所提供的资料,把恒山亭历史分为草创期(?-1830),发展期(1830-1836),鼎盛期(1836-1846)及式微期(1846年以后)四个阶段来探讨,其间亦旁及早年恒山亭的管理问题及开埠期新华社会的一些情况。
  必须指出:写作本文,只是将现存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诠释,着重分析,不着重综合。作这样的工作需要的是历史的视界。至于恒山亭的历史地位,及其创办人薛佛记(1793-1847)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张夏帏的“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8,及拙作“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两篇文章,这里不再重复。9
  
二、草创期:移民下南洋
  
  恒山亭的创建,有其历史背景。只要我们看看自1819年至1830年新华人口增进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其中原因:
  

表:新华人口进度表(1819-1830)

年度

新华人口

1819

30

1821

1159

1824

3317

1825

3828

1826

4279

1827

6088

1828

6210

1830

6555

资料来源: (一)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g 22-23.


             (二)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收录在柯木林、林孝胜合著,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28。
  
  上表值得注意的是:1821年是中国帆船直航新加坡的一年,中国帆船不但带来大量货物,也带来了中国移民10;1824年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据估计,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换句话说,自1824年开始,有两股移民开始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中国大批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马六甲的漳泉商人。11
  “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 12。随着漳泉人口在新加坡的增加,为族人设立公冢,“俾死者所赖以安”是急切需要的13。于是马六甲侨生(峇峇)薛佛记登高一呼,一个专门办理旅新漳泉侨民的丧葬祭奠的组织 — 恒山亭,遂应运而生了。14
  
三、前身:先有冢山后有亭
  
  一般历史学者,都以道光八年(1828年)为恒山亭创建之年15。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更相信“此亭之建,应该上推若干年” 16。
  主张恒山亭建于1828年的学者,是基于亭内正殿上薛佛记的“福弥春秌”横匾,署道光八年,比立于道光十年(1830年)的“恒山亭碑”早两年17。至于陈育崧的论据,他在“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一文中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如果我们细读“恒山亭碑”,或可从中看出端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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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山亭内的道光八年(1828年)匾。立匾人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鼻祖  

   《恒山亭碑》高229厘米,宽104厘米,是新加坡现存最早系年文物之一19。碑文说明175字,扼要地阐述了建亭的缘由。碑文说,道光十年,“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垒垒丘墟…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是以会同人…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一)1830年时,恒山亭附近一带,已是一片坟山,而且冢上已无隙地了;(二)恒山亭之建是在冢山开辟以后。换言之,是先有冢山而后有恒山亭20。这又可从亭内的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恒山亭碑记》得到佐证。该碑刻着:“恒山亭者,为妥冢山诸幽魂而作也”,正说明了这一事实。21

  目前至少有一则资料,可以证明恒山亭在1828年之前实已存在。那就是1827年5月20日《海峡殖民地档案》(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简称SSR)中,记录了以福建帮侨领陈送为首的七人代表团,致函当局请求制止注辇人(Cholas)在恒山亭挖土。22
  由此看来,1830年恒山亭新厦落成,是在旧有的基础上扩建的。恒山亭“祀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于亭中”23,所以我们推测,1830年以前的恒山亭可能是一间供奉大伯公的小土地庙。早年各帮庙宇,在新厦落成前,均以供奉该庙主神的小土地庙的形式出现。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海唇福德祠(1869年扩建)如此24。甚至如天福宫(1840年建竣),亦不例外。25
  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荒冢的管理组织规模化、制度化。规模化是指扩建恒山亭;制度化即是成立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条规,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因此,1828年上推若干年,至1830年新厦建竣,应为恒山亭的草创期(?-1830)。
  
四、发展期: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
  
  从碑文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26。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27
  薛佛记祖籍福建漳州东山人,生死都在马六甲。陈育崧根据新加坡地政局(Lands Office)资料,推测薛佛记大约于1826年来新28。当恒山亭落成立碑的时候,薛佛记37岁,年少英才,风华正茂。反观陈送(1762-1836),这位号称第一号华人头子,此时已届垂暮之年(时年68岁)29。三年前(1827年),他还带领福建帮代表团,呈函驻扎官请求殖民地当局制止注辇人在恒山亭附近的不法活动30。如今在“恒山亭碑”上,他捐银520元,名次屈居在薛佛记之下31。可见此时薛佛记在新加坡已经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并证明了新华领袖人物的诞生,是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32。这是商业社会的特性,至今犹然。领袖年青化也许是这一世代的特点。因为无独有偶,比恒山亭晚十年创建的天福宫,其大董事陈笃生(1798-1850)亦年仅42岁。33
  恒山亭有一个十人领导层34,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冢山管理事务。举凡邦人议事,节令祭祀,筹募经费,维持法纪等,都由这个领导层负责35。领导层包括五位董事,五位总理,为首的称大董事36。恒山亭既是旅新漳泉人士的公冢37,因此这个十人领导层可视为当年福建帮的领导层。当年福建帮在人数与财势都凌驾各帮之上,这十人领导层又成了开埠期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恒山亭也因此成了这时期整个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自1830年至1836年为恒山亭的发展期。这时期除了成立管委会外,也制定管理条规。道光丙申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是研究这时期恒山亭历史最珍贵的实物史料。38
  “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备筵请客引起事端,以致无人敢当炉主;冢山管理不当,有些坟墓被禽兽毁坏;每逢节日祭祀(即清明、中元、中秋),有人在亭内外设赌场,贩卖鸦片等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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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刻于道光丙申年 (1836), 是新加坡华族历史的珍贵文物


  针对上列问题,恒山亭领导层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达致协议,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恒山亭重议规约”的意义所在。其解决办法也十分简单原始,大致如下:


  ·(第一条)“清明祭祀…,敬神既毕免用请客之礼,可将牲醴果品等物归付炉主头家,分派均用…”
  ·(第三条)“本冢之坟墓,宜早晚照顾巡查,免被禽兽毁坏。如是不遵者,或礼罚或革出,皆从公议,决不宽情。”
  ·(第四条)“凡清明节,七月普渡、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及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倘有不遵者,请褒黎大狗吗礁来,挪交褒黎主责罚,又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并不许在亭边左右设卖鸦片烟馆。如有妄行不遵者被众查知,将和尚革出,将烟馆拆毁决不容恕”。


  此外“规约”第二条也制定中元普渡拜祭时间,是从四点至七点,“不可于白昼致祭,实于幽明不便”。“规约”第五条更规定那些没有捐缘金的漳泉人士,死后不得“附葬于本冢山”。
  上述“规约”第四条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褒黎”即警察(Police),“大狗”是闽南语警长之俗称;“吗礁”是马来语Mata-Mata(意即警察),这种文句该是当时一般侨生所惯用与明了的。
  “规约”结尾时写着:“董事总理会同炉主头家及漳泉商人等公白”,并未提大董事或薛佛记的名字。陈育崧以为薛佛记晚年已退居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修建”39。言外之意,薛佛记此时已无暇顾及恒山亭了,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从“规约”上看,恒山亭的“值年炉主”有很大的权力。炉主除负责全年祭祀外,亦可备筵请客,收受缘金,办牲醴物件,“如漳泉人等有身故要附葬于本冢山者”也要从“值年炉主处取单,带交与本亭和尚为凭”。“本亭和尚”是协助炉主处理日常事务的执行人员。本亭和尚除“备办红烟老叶茶等”亭内必需品外,也要巡查冢山,并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为恒山亭筹募经费40。捐化的对象包括中国、暹罗、安南的帆船和外州郡的舢舨船、双层船等。对这些帆船的集资,也有制度化的规定:凡是漳泉人士的帆船,“每只船捐香资宋银四大员”;而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的船只,“凡属漳泉者”,“每只船捐香资宋银二大员”。这些船只或其他人士所捐缘金,成为恒山亭的主要维持费。“开费之外有存银员,概交本亭和尚收为…不时之需。”
  以牧民之职为已任的大董事薛佛记,他所关心的是恒山亭的发展大计, 对这些烦琐的管理技术问题,未必要予闻。“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没有写上薛公之名,是可以理解的。
  “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半个世纪后,福建帮领袖之一的章芳琳(1841-1893)在丹戎巴葛附近的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规定在庙内设司祝及一助理以管理庙务,并不准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41,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
  
五、鼎盛期:重开新冢扩大管理
  
  “恒山亭重议规约”公布后,恒山亭有了制度化的管理,此后十年,恒山亭稳健发展,是为其鼎盛期(1836-1846)。
  1830年当“恒山亭碑”落成时,新华人口6555人。1836年
“恒山亭重议规约”公布,新华人口13,749人。自1840年至1849年,新华人口从17,704增至24,790人42。换言之,从1830年至1849年的二十年间,新华人口的增长率约278.18%。如此快速的人口激增,予恒山旧冢很大的压力。“今观夫恒山旧冢,因山地狭隘,历年久远,是故坟堆累累,叠成鱼鳞,东西界限之内别无罅隙可寻”,旧冢已不敷应用了。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再建一山”。43
  道光廿六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846年11月30日,恒山亭重开新冢,扩大管理范围。新冢山地名柑仔园,连同旧冢山,构成当年著名的福建坟山。“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1846年)说得很清楚,新冢山的管理制度,“务依旧冢规则”44,也就是遵从十年前“恒山亭重议规约”中的决定,不过也有新的规定;“凡有葬新冢山,定限每穴贰丈贰尺四方为度,不得多占公司之地”,明确规定了墓穴的面积与形状,该碑由“董事人漳郡浦邑薛佛记谨立”,这是目前仅见的有关早年华人墓穴规格的珍贵民俗史料。
  1846年即薛佛记在马六甲辞世的前一年。资料显示:薛佛记至迟于1843年已退居马六甲45。当恒山亭重开新冢之日,薛佛记已不在新加坡,但“新冢布告事碑”乃以其名刻石,可见薛公暮年,对坡人福利事业,犹耿耿于怀。再与上文有关1836年“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未署薛公之名的论据对照,是薛佛记关心恒山亭发展大计的旁证。
  
六、式微:社会影响力消退
  
  1846年以后,恒山亭开始式微。所谓式微,是指其社会地位或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消退而言。恒山亭的式微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作为华族庙宇,它仍不失为一间香火鼎盛的古庙。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新华历史的转捩点。这个年代有几年大事,值得重视:(一)1840年天福宫兴建,它位于漳泉人士聚居的直落亚逸街,“宫殿巍峨,蔚为壮观”46。日后的福建会馆,亦肇基于此;(二)1842年以后,中国帆船在新加坡的活动,每况愈下;据统计,1853年,来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中国帆船有216艘,吨位是31,055。但在1865年至1866年时,中国帆船仅33艘,吨位458447。由于中国帆船业的萎缩,恒山亭缺乏了靠帆船捐献的经费来源;(三)从“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看,薛佛记捐金2400元,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可知此时福建帮的领导权已由薛佛记让给陈笃生。48
  总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华社会已有质的变化。由浮动人口到定居社会,天福宫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取代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是可以预见的。
  光绪五年(1879年),上距恒山亭初建时已“四十余载矣”,由于“雨蚀风残…庙宇改容”,重修是迫切需要的。重修计划由薛佛记四子薛茂元主持,他捐金800元,任大董事。此次重修,只是“革故鼎新,规模概依旧制”,此外,又将新冢崎岖山路修平,以便行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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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天福宫取代了恒山亭成为新加坡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从“重修恒山亭碑记”(1879年)中,我们知道此次重修工程共耗去大银11,440.05元,捐金人士自800元至3元计259名,共收缘银24,729元50,可见作为普通庙宇,恒山亭仍有一定的社会势力。
  
七、恒山亭精神:自助互助最高典范
  
  贯串各方面史料,我认为,恒山亭所体现的精神与意义,有以下三方面:
  (一)恒山亭是新华社会自助互助的最高典范,在新华史上,恒山亭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初民阶段;
  (二)恒山亭是我们文化的根,当我们缅怀前贤勋业,恒山亭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恒山亭是新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恒山亭已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但它对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恒山亭被烧毁后,各界都希望重建。不过,我们谈论重建恒山亭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重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把烧毁的古迹从废址中再立起来那么简单,重建恒山亭是要延续我们的文化,肯定恒山亭精神。何况恒山亭是重点古迹,更不应该让它就此淹没。51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1992年5月31日与6月7日),兹由作者附加注释,收入本书
  
    

1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收录在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2年),页3-9。
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收录在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3  《联合早报》,16-2-1987。
4  恒山亭在1992年5月11日傍晚7时30分被大火烧毁,此后两星期,本地各中英文报纸都陆续报导此次大火消息及各界反应,单就《联合早报》而言,从5月12日至5月22日,共发表了四篇有关评论火烧恒山亭事件的文章。
5  《联合早报》,12-5-1992。
6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挕制,《抚今追昔》(片长30分钟),1987年6月。
7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21-231。
8  同注2。
9  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见本书页65-73。
10  第一艘中国帆船是在1821年2月18日从厦门抵达新加坡,参阅李业霖,“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收录在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初版),页1-9。
11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收录在《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页29。
12  道光十年(1830年)“恒山亭碑”。
13  道光廿六年(1846年)“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14  “恒山亭碑”
15  同注2,页41。
16  同注1,页8。
17  “福弥春秌”为一方金木匾,上款刻曰“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年桂月谷旦”,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是次大火中被毁。
18  同注1,页8。
19  新加坡开埠首十年的华人古迹,大都已坍塌或被拆除,现存最早的文物,是道光四年(1824年)立于海唇福德祠内的“赖及遐陬”匾,由“广惠肇三府众信士敬送”,至于最早的碑刻,则是道光十年(1830年)的“恒山亭碑”。
20  “恒山亭碑”
21  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恒山亭碑记”。
22  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 A34, 111.
23  “重修恒山亭碑记”
24  李奕志,“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收录在《石叻古迹》,页197-206。
25  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见本书页222-225。
26  宋银西班牙币为当时通用币。
27  “恒山亭碑”
28  《东山薛氏家谱》
29  同注1,页6-7。
30  同注22。
31  “恒山亭碑”
32  杨进发著,陈万发译,“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收录在《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31-47。
33  道光卅年(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
34  根据“恒山亭碑”,当时这个十人领导层,其名次排列如下:
  (四)陈送观   (九)张续观
  (二)高福元   (七)王猜老
 大董事 (一)薛佛记  总理 (六)高修词
  (三)瑞茂号   (八)周正春
  (五)振源号   (十)陈篆观
35  道光丙申年(1836年)“恒山亭重议规约”
36  “恒山亭碑”
37  同注9,页106。
38  “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并不在恒山亭内,而是由老报人洪锦棠(已故)收藏在他南安会馆的住所里。1973年我们撰写《石叻古迹》,特地拜访了洪老,与他洽商,将木牌拍成相片,编印在《石叻古迹》一书中,参阅《石叻古迹》,页46。
39  1824年《伦敦条约》签订后,英国人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capitan system),以青云亭为核心的呷华社会,自行选举“客长”,行使甲必丹同样职权。薛佛记晚年曾任“青云亭主”要职。参阅陈育崧,同注1,页8。
40  “恒山亭重议规约”(第五条)。
41  光绪十七年(1891年)“金兰庙条规”。
42  同注1,页19。又参阅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3.
43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44  同上碑。
45  同注1,页8。
46  “建立天福宫碑记”
47  同注10,页7-8。
48  同注1,页9。
49  “重修恒山亭碑记”
50  捐款人数及所收得银,是作者根据“重修恒山亭碑记”中的资料统计的。
51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见本书页38-39。


<<联合早报>> - 藏身时间里的文字 - 201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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