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晓群

    上世纪中叶上溯五十年间，中国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论其竞争者，有名望的出版机构很多，诸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儿童书局等，其中最值得称道者是中华书局。

    那时的中国出版界，常让我想到两位文化竞跑者：商务印书馆如领跑的巨人，步履稳健，胜券在握；中华书局如不屈的斗士，顽强追赶，成就卓然。他们时而摩擦，时而并进，时而变换身位，但共同的目标始终未变。

    今天人们谈论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往事，赞誉之声很多，疑问之声也不少。单说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业五年，后来因故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原因何在呢？

    一九〇八年，陆费逵二十三岁投身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期间著文如《缩短在学年限》《改用阳历》和《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著书如《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新编修身教科书》《伦理学讲义》和《最新商业教科书》等。如此青年才俊，自然得到张元济、高梦旦格外赏识，第二年即任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相当于今天的公关部），师范讲义社主任，创刊并主持《教育杂志》月刊。如蒋维乔文章所言：“商务待陆氏之优，超出同侪。虽年久资深之馆员，皆不能望其项背。”据言高梦旦“欲坚其心”，将侄女高君隐介绍给陆费逵，他们于一九一〇年成婚。

    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陆费逵突然宣布离开商务印书馆，与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芳联合创办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号召，宣言声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同时立即推出《中华教科书》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当时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被禁用，通行的教科书来不及修改，所以新编《中华教科书》风靡一时，几乎独占市场。以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四十四种，中学、师范课本七十二种。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商务印书馆最受打击。因为创办于一八九七年的商务印书馆，正是靠扶助教育、编印教科书起家。正如王云五所言，与商务印书馆同时的出版社，有文明书局和南洋公学，主要出版教科书。不过编印全套中小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是第一家。民国之前登记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书占到一半以上。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张元济，他当时组织成立编译所，自任所长，创编的第一套书即为《最新教科书》。参与编写的人有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还有一位日本顾问。

如今陆费逵突然离开，突然推出新教科书，自然让“晚清教科书”一家独大的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尤其是陆费逵在“教科书革命”的旗帜下，为了商业竞争，还喊出一个“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这让当时有日本人股份的商务印书馆更为被动。两年之后即一九一四年，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努力，将日方股份全部购回，转而售诸国人。是年一月十日登报布告股东，当日晚上夏瑞芳被狙击手暗杀，至今凶手下落不明。

另据赵俊文章《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此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竞争教科书市场，曾实行“购教科书一元，赠购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赠购书券一元。中华书局只好照办。商务高董事有云，这样下去，乃是两败俱亡。”高董事即高梦旦，此时陆费逵已是他的侄女婿，蒋维乔曾嘲笑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孰是孰非呢？归结起来，大约有两种说法：

说法之一，见郑逸梅文章《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商务印书馆对于发行下学期教科书大为踌躇，到底是印“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还是冒险编印革命教科书呢？为此求计于“智多星”陆费逵，当时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就职，他分析说，革命不会成功，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不必改动。商务印书馆听信此言，按兵不动；但陆费逵自己却在家中集合几位好友，将“新教科书”预编出来。如郑逸梅所言：“他一方面若无其事的敷衍商务，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翌年，他从商务印书馆辞职，成立中华书局，立即推出《中华教科书》，销路很好，商务印书馆春季教材不及修改，遂成废纸。

说法之二，据言陆费逵看到时局将变，劝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应时而变，但如蒋维乔回忆张元济：“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头。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加上陆费逵本人才华超群，气度不凡，自然不会久居人下，总会有与商务印书馆分道扬镳的事情发生。

对此，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一是因为商务印书馆股东多，历来坚持商业第一，做事保守谨慎，回避政治。比如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将著作《孙文学说》拿到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拒绝。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批评商务印书馆为“保皇党余孽”。张元济自己也曾刻闲章“戊戌党锢孑遗”自嘲。再者想到陆费逵在家中私编“共和国教科书”时，大清王朝尚在，他们编印“革命书册”的行为，属于大逆不道，如果暴露是要被杀头的。连普通的印刷所都不敢接受这样的书，他们只好到日本人的工厂偷偷印制。以商务印书馆一贯的做事风格，这样的风险，他们是断断不肯冒的。

二是因为张元济作为大清旧臣，虽然远离庙堂，但对朝廷还有依恋之情。比如在一九一一年初，他还向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上手折，希望能从教育入手，力挽大清败局。奕劻受摄政王之托，让学部尚书唐景崧成立“中央教育会”，任命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为副会长。六月时还由张元济主持召开会议，形成十二条决议，其中包括“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等内容。

无论如何，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使中国出版史上出现一个双雄并立的景象。无论谁是谁非，无论谁强谁弱、谁先谁后，历经一百多年峰回路转，两者的旗帜都在，传统都在，我们已经要感念那几位伟大的创业者了，他们是：张元济、陆费逵、高梦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