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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那一张张旧书单(编辑学刊)

(2012-09-18 12: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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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题记:我甚至想到,一个出版人,他真正老去的时候,也就是他开不动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请人开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阅读书单的时候 

 

找寻关键词

从事出版业久了,脑中塞满千奇百怪的东西,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自我解嘲,所以才是“杂家”么。心里却想,这样的行业,出人才难,出钱财难,让人尊重都很难。学识,商业,见识,修养……都不见出类拔萃之处。杂就杂了,哪里够得上家呢? 说归说,我还是很爱出版行业的。也是无奈,三十年过去,不爱都来不及了。

我有时深夜无眠,常用的办法是找一个喜爱的词汇,反复默念,比如阅读、阅读、阅读、……;郊游、郊游、郊游、……迷离之中,书香四溢,绿草如茵,大脑的紧张得到缓释,就睡去了。那天又出现失眠的状况,想一个词汇吧,哪一个令我青睐的出版关键词,反复诵读,能让我轻松下来,安然睡去?

作者——难啊,比找金子还难;好书——难啊,比找银子还难;畅销——更难了,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我越想越精神,干脆坐起来不睡了,这样的难题,几宿也想不明白!那些前辈是如何做得好、卖得好、睡得好的呢?读吧: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陈原、沈昌文、……这些让我叨念不已的名字,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接续他们的理想?我该怎样做,才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想着想着,终于,我找到一个让我安静下来的关键词:书单、书单、书单……

此时,我的呼吸均匀了。我甚至套用起那句名言:“书单是个纲,纲举目张。”喃喃自语,就有了昏昏睡意。睡梦中,中国百年出版,一张张让人感奋的书单纷纷飘来,像春露,像暖阳,像微风,像瑞雪……没有它们,何谈出版?有了它们,出版才有了意义,我们才有了编书的依据。

 

书单的界定

此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一般说来,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却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所以后者的含义更复杂,更丰富,它集文化、商业、投资、个人好恶、群体热点等多重因素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预判性与风险性。出版人终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条分缕析,就是在找寻那一张所谓好书单——可以承载文化的书单,可以让读者喜欢的书单,可以热卖的书单。

其实编者的书单,或曰出版人的书单,还未成“书”,它更应该被称为“选题单”。它的提出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专家的推荐,它更注重文化的纵向分析;二是来自出版方的判断,它更注重文化的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最终构成选题的出版依据。

本文记录的“书单故事”,有对出版者产生影响的读者书单,但是主要在“选题单”。我觉得,以本文的题目为发端,我们可以编一本很好看、很实用的书,使阅读者产生更多的遐想,去选书,去读书,去编书,去做书……

 

光绪皇帝的书单

戊戌变法前, 张元济先生在总理衙门供职。他说光绪皇帝喜欢读“新书”,经常通过总署转来书单,让他采购。所谓“新书”,主要是一些译介西方文化的著作。但那时此类书很难买到,张先生四处借阅,还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呈送给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经在同一日分别召见康有为与张元济二位。张先生回忆,光绪皇帝对他说过一句话:“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没想到,这一些经历竟然成为张先生后来一生所为的伏笔。

 

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书单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戊戌变法的血迹尚未干涸。张元济先生带着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大辱,离开京城,来到上海。经李鸿章举荐,出任刚刚组建的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到任时,书院已经出版八种译自日文版的兵书《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和《作战粮食给予法》等。这是一张实用主义的书单,张先生建议改弦易张,开拓更宽的译书领域。

他开出的第一张书单是请严复先生译亚当.斯密《原富》,他建议为严复先生支付百分之二十的版税,这也是中国最早实行版税制的实例之一。为此,译书院出资两千银元,几乎是译书院当年百分之二十的开销。到一九零四年离开译书院,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前,张先生主持译书院开出书目六十七种,正式出版不少于三十六种,有《中等格致读本》、《政群源流考》、《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美国宪法史》和《万国政治史》等。

 

严复的译书单

据严复先生书札记载,在张元济先生主持译书院其间,曾经多次与严先生讨论翻译的事情。一八九九年,严先生在给张先生的回信中写道:“(张元济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对此严先生做了认真回复,这些都成为后来张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严译名著丛刊”的基础。

严译最重要书单,包括八部著作: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和杰方斯《形式逻辑》。

 

张元济的国学书单

可能是受命光绪的知遇之恩,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省力的失望,张先生极为重视西学引进,支持严复、林纾一类翻译家译著出版,构成“百年商务”译书传统。但张先生真正的看家学识,却在国学。他曾经与王云五先生聊天时说:“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张先生整理国故,最有名的三件大事,其一访书,为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其二建涵芬楼暨东方图书馆,收书几十万册,仅善本就有三万五千余册。一九三二年日军轰炸上海,使之化为灰烬。张先生曾经悲愤地叹道:“这也可算作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他们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其三是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最有名的“四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周汝昌赞扬他“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王云五的大书单

王云五先生早年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边学英文,边学知识。受此影响,他也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尤其擅长遴选、分类图书目录。他发明“四角号码词典”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即是明证。

先生开书单,堪称“世界第一书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组织“万有文库”,在几年的时间里,推出两集四千多种图书,数目之大,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具野心的文库”,称赞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方针,也是王先生提出来的。

遍览王云五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开列大批书单,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此丛书拟出版八十种,实出四十一种,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李长傅《中国殖民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陈东原《中国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李俨《中国算学史》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十个门类,包括四十三个书目:《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四十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胡适的小书单

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先生出任编译所所长。为此将胡先生从北京请到上海,考察一个半月。胡先生最终没有接受邀请,他在日记中,一方面赞扬“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一方面写道:“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但是,他很喜欢上海的人文环境,他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商务印书馆的感谢,以及对上海的依恋:“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的尘土了!”

在沪期间,胡适先生向张元济先生提出编印“常识小丛书”计划,此事见于他的日记:“下午到编译所,为他们拟了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并拟了二十五个题目。”这张书单包括国家五个:《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和《德国》;历史巨人四个:《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和《华盛顿》;新事物五项:《交易所》、《银行》、《飞机》、《电报》和《无线电报》;主义一项:《过激主义》;政法四项:《法律》、《国会》、《律师》和《法庭》;经济重点六项:《盐》、《蚕》、《蜂》、《棉》、《茶》和《煤》。

需要指出,上面这张书单是张元济先生改过的,他去掉了胡适先生原书单中的《袁世凯》,建议加上《布尔什维克》或《过激主义》;去掉了《电话》,建议加上《煤》或《煤油》。

 

张元济请陈独秀开书单

一九一八年,张元济先生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座谈。其间与陈独秀先生有一段对话,意为请陈独秀先生主持,开一套“通俗教育”书单。张先生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的对话:“陈: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十五万字,恐难免逾越。张:合同本有彼此协商之语,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免阻编译诸君之兴。陈:每书另订契约一节,不甚明白,是否谓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甚是。陈:每种若干?张:约五百部。”

一九二一年九月,陈独秀先生抵沪,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张元济先生闻讯后,请沈雁冰先生面见陈先生,以每月六百元高新聘他进编译馆。陈先生以太忙推辞,仍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即可。张先生接受了他的意见,只要他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自定。

 

梁启超为商务印书馆开的书单

一九二零年,梁启超先生从欧洲回沪,为张元济、高梦旦开了一个大书单,即后来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他确定原则:“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本来面目,又必具其调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梁先生还为他的书单提出口号:“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此,张元济先生预付给梁先生稿费二万元。两年出书几十种,包括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罗素《算理哲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等。

先生还资助梁启超先生请西人来华讲学,拟每年由商务印书馆拨款五千元。有名的罗素先生来华讲学,赵元任翻译,就是用的此项资助。

 

胡乔木为“汉译名著”开的书单

一九八二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八十五周年,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种。陈原先生派人送给胡乔木先生一套。一年后,胡先生见到陈先生,谈到这套书,说了一些很具体的编写意见。陈原先生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送给胡先生看。胡先生改后返回,遂成一“书单”。

——古典名著,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他谈话时列举的例是希腊罗马的名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达克。他说已译出的校订译文,尽量能精确表达愿意;他说这方面做出选择不难,因为评论多。)

——从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十八、十九世纪)的著作,品种较多,宜选译学术性较强,对当时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著作,也可选译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著作;(他列了一串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辈出的西方哲人,他说这个名单和著作比古典时期多多了,所以要精心选译;他说起过作用的是指起过积极作用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且举了几部书的例子,大都是被目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若干名著。)

——本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著作,为数更多,选译更要着重学术性;其中一些在政治上对我极为不利的著作,如确要译,不要列入名著,并应考虑发行方式;其中有些可出单行本,也要考虑发行问题,不列入名著;(谈话时他特别提出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此书早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时没有引起轰动,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起了一股热潮,评介研究这部“小说”。他说这部书很反动,彻头彻尾反共的,作为知己知彼用,可以译出,但绝不能让它到处传播。)

——要注意选译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

——要注意选译一些经典型的通俗科学着作,特别是大专家写的通俗著作(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陈先生写道:这条是我写信时加上去的,想借此请教他;他对这一条特别注了几行字:“该书只讲狭义相对论,且因……(我在初中时即读了),可出版,但似不宜列入名著。”)

 

书单的情感记忆

就此打住。还有许多我亲身经历的书单,限于篇幅,只有另文记述了。一个出版人,一辈子走下来,何处最伤感?何处最留情?当然是书单了。它把你一生的心血串联起来,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胜负……都在其中了。

我甚至想到,一个出版人,他真正老去的时候,也就是他开不动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请人开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阅读书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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