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当代军人的“逆向制胜”

                作者：李念  周渊

13年前，一本名为《超限战》的著作震惊了以五角大楼为首的欧美军界，13年间，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等诸多国际大事验证了书中的理论。如今，此书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即将向读者奉上《超限战》之后又一部充满东方思维的兵书——《逆向制胜》，让全球的读者充满期待。

便装的乔良，不离那根标志性的雪茄烟，个子不高，眼神炯炯，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气。言语间，他笑称自己“大脑软化”——总觉得自己很无知，因而能不断吸收知识和新事物，在军事、文学、金融等多个领域驰骋，如今，在空军少将、军旅作家、空军指挥学院教授这些身份之外又将加上“金融专家”的头衔。

专访乔良，颇似一次意味深长的解谜，在雪茄的氤氲中慢慢去领略一位当代军人的知识素养、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尤其是他为自己设计的“逆向制胜”人生规划。

爆发力：在金融制高点上研究战争

火药的发明让人力的战争逐步退居二线，而科技的进步则让硝烟日渐遁于无形。战争形式随势而变，作为当代战争的研究者，乔良始终在努力寻找新的理论支点。

尽管乔良早在而立之年就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军中先锋派作家”，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合著的新战争理论著作《超限战》。在乔良眼中，未来的战争必将超出纯军事界限，延伸向网络领域、金融领域、恐怖战争领域。“《超限战》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思想是‘组合’和‘错位’。比如说任何国家需要与美国打金融战，对方资本雄厚，金融实力超强，又有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天才，以对称式的金融战思维注定败北，那你怎么办？”乔良顿了顿，弹掉手头的雪茄烟灰，“你其实需要的只是一颗子弹！”他脸上微微的笑容如同谋篇布局时的战地指挥官一眼慧黠。

1999年，《超限战》一经出版便惊动了美国五角大楼，它精准预言了两年后美国9·11事件的爆发，因而被誉为继《孙子兵法》之后全球影响最大的“中国兵法”。问及当时为何会有如此超前的想法，乔良直言：“一半是研究，一半是直觉。”

从1975年到1996年，乔良一直专注于现代战争的研究。1996年台海演习中，他与王湘穗不期而遇，他们亲眼见证了演习过程中美国实力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两人一拍即合，决意写一本书来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危机处理。3年的写作过程中，仅提纲就修改了44稿，书名选了50多个，最终才确定为《超限战》。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乔良自信满满，对王湘穗说：“这本书注定使我们不朽。”

《超限战》在西方得到极大的重视，它被欧盟各国高级将领视为“新战略圣经”，是美国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的必读书和正式教材；时至今日美国某著名高校已连续7年召开全美《超限战》研讨会，每年都会出一本论述专辑。最让乔良感到意外的是在一次聚会上，他邂逅了法国空军前参谋长、五星上将，对方闻知他是《超限战》的作者，这位儒雅的将军说：“你们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法国将军谈论的话题。”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多次提到要占领几个制高点，其中之一就是金融制高点。美国是一个金融立国的国家，他们发动战争都是在为美元制造机会，”写完《超限战》，乔良迫切地感到金融的重要性，此后从2005年开始，他潜心研究国际金融理论，开始了对美元霸权及其金融大战略何以深刻影响世界的长考。

 “我从2005年开始恶补金融理论，要求自己每天读100页金融书籍或文章，一直持续至今，算起来读了上亿字。”就这样，50岁的乔良开始了金融领域的“攻城掠地”，他时常感到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到2010年时我基本掌握了这些知识，且已能够听出一些专家们的漏洞。”如今，在北京的一些内部交流中，金融专家们常常要听听乔良的金融见解。

“现在有人说他是军人中最懂经济、经济学家中最懂军事的人。”乔良听到这样的评价笑了。

潜力：“金融让我获得研究问题的前提与背景”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在知天命之年，乔良将金融视为自己人生坐标的新支点——“金融使我获得了谈论问题的前提和背景”，站在这个制高点上，他对于军事理论、哲学乃至人生的思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融合。乔良称自己为“三脚猫”：“军事、金融、文学是我的三条腿，军事和文学更擅长，但金融是最重要的支点。”

在即将问世的军事著作《逆向制胜》和《超级大国影响世界的隐形战略》两书中，他从经济、哲学的思辨角度，解析国际形势；从《超限战》中的战法的组合、错位谈开去，重点研究了美军的“网络中心战”、“ 空海一体战”等前沿理论，掌握当下新军事学说的核心。在乔良将军的视野下，一切看似复杂的国际问题又都回归到本质：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争夺领土，也不是为了占领资源，而是通过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通过控制石油来维持美元的经济霸权。

金融方面，乔良将计划写一部专著《纸币的秘密》，与传统大部头的经济理论不同，它将短小精悍，专业且好读，比起某些专门讲述 “阴谋论”的此类著述，它将更有内涵。乔良认为相比阴谋，趋势更有力量：“在我看来，阴谋是肯定存在的，否则很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但比阴谋更有力量的是趋势，只不过趋势的原点往往是阴谋，而趋势一旦形成便有了自己的轨道，最终使阴谋者也无法操控它，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从阴谋开始，到大势所趋结束，玩火者最终烧着了自己的袍子。”

哲学对他而言既是观念又是工具。早年他读康德、叔本华，后来读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从中获取生动的力量。他也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侃侃而谈《新解三十六计》，以简练、逻辑性极强的表述告诫世人，即便你是一个老实人，也无法保证别人对你不用计，君子被小人困扰并不罕见，国家对国家也是这样。他即将问世的随笔集《哲学随想录》，或许将承载乔良更为广博的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

除军事、哲学、金融研究之外，作为父亲，乔良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他会留下一本《一个父亲给女儿的99条建议》送给13岁的女儿。“我告诉她骄傲使人美丽，也告诫她走自己的路，但要听听别人说什么。”

作为一名学者，乔良很在意自己在各个跨界领域的所学所用，但他内心非常明确，军事是他所有知识的“本体”，以文学洞察人性，以哲学获得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以金融作为研究问题的制高点，最终都是为军事服务的。这些知识的储备让乔良拥有不同于同侪的实力。

动力：天生军人，以笔代戎

“我研究战争是为了为自己的国家和军队赢得战争，而最终的目的是抑制战争。”乔良感慨自己“天生是个军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虽然只能以笔代戎研究战争，但这也不失为一种更高级的参予战争的状态。

天生的军人气质与军人家庭的氛围紧密相关。乔良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亲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谈到父亲对他人生的影响，乔良这样说道：“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军人感觉和姿态，任何时候都能处变不惊、驾驭危局。”

生于部队大院，5岁时乔良就能分辨出所有军号的号音，他从小就热衷于收集各种和军事有关的小东西，小时候还自己动手用铁丝打造古代的长矛大刀，在杏核上描画古代战将的脸谱。

那种军人的本性，只有在真实的环境中才更能验证其真伪。乔良向记者讲述身临战场的故事，口气如同在描述另一个自己。1980年，乔良曾作为战地记者深入老山前线采访，一路冒着越军的炮火前进，“炮弹就在距离我身边9米的地方爆炸，气浪把我的帽子都掀到了田里。”同行的个别作家被这场面惊住了，要求就地采访山脚下的部队，而乔良他依然坚持上山采访第一线的作战部队。

“我骨子里就是一名军人。”他在采访中不止一次这样说。他从不称自己为英雄，这位“天生的军人”永远将行动力放在第一位。1986年他第一次重走红军路，途经贵阳时，路过水泥车翻车的车祸现场，车上的人被水泥压着动弹不得，水泥、血和田里的泥水混在一起，现场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却无一有勇气下去救人，乔良二话不说跳进泥水中，并不惜动粗口招呼在场者一起救人。

他最欣赏朱可夫将军，认为“能兼具统帅和参谋这两种才干的，朱可夫是惟一一人。” 在他看来，带兵打仗的精髓就是对人性深刻地洞察。“每个人都有贪生怕死的时候，将军对于部队的统驭就在于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再铁血的将军都有他柔软的一面。”

言谈之间，乔良表现出一种“文人的无奈”，身为军人，他更渴望生活在战火硝烟的时代。“既然无法上战场，那就研究战争吧。”乔良为自己的军人梦想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安置点，站在战略和金融的制高点上，以军人的精准和作家的细腻洞察人性的A面和B面，研究战争的意义更甚于上战场，乔良在思想领域和战略高地显示着朱可夫式的统帅和参谋才能。

实力：理性派军人，唯国家利益至上

坚毅果敢的行事作风使很多人都将乔良视为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对此乔良似乎并不认同，他认为盲目的鹰派会误国，而鸽派则必定会害国。“既非鹰派也非鸽派，我就是个理性派。”他这样诠释心目中的优秀军人。

给自己贴上了理性派标签的乔良，既有军人天生的英勇爱国，更不乏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判断。他潜心研究了美军“网络中心战”、“ 空海一体战”等战争理念；对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他认为要打“组合拳”错位战。“不打仗并不等于不能动用武力，不等于不能发生冲突，我们既要清晰传递中国的底线，又不至于一上来就将整个国家推向战争状态。”在雪茄的氤氲中，乔良眉宇间显出一股大将之风。

日前，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都在网上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潮，其中也不乏无理性的极端言论。乔良深刻洞悉了它们的实质都是美国战略东移影响下的产物，他反对那些只讲立场，不讲国家利益的煽情言论，他认为，“为获声望而迎合某些民间的非理性情绪是为一己私利而舍国家利益。”对于爱国主义的话题，乔良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爱国主义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作为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一定要引导爱国主义，使之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真正宝贵力量。”

乔良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国际局势的洞察和研究，也源于多年知识结构的储备与更新。少年乔良经常去父亲部队所在的图书馆看书，11岁几乎读遍了馆内所有的书籍；17岁入伍，在兰州空军图书馆他看遍了“文革”前出版的二三百种外国社科类名著。阅读对乔良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代诗歌中，我最喜欢的是宋诗，宋诗慷慨悲凉的文字让你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激励自己总想为国家做点什么，这种情怀始终萦绕在心。”

乔良坦承自己不常用电脑，“我习惯在软皮抄上写东西，每年可以写掉一、二十本读书笔记，但我从不摘抄内容，只是记录我的感想。”

另一个疯狂而忠诚的爱好是雪茄。乔良认为雪茄的哲学和禅殊途同归，不是理论，不可言说，每日三支雪茄如同每日三次参禅打坐，待客会友，他习惯持一直粗大的雪茄侃侃而谈，说起天下局势，他从容镇定，也从不缺激情。

 从铁路局学徒工、电影放映员、文学创作员、军事理论学者到金融研究者，乔良一生孜孜不倦的求学都是为了骨子里的军人情结。在军旅人生的打磨和文学的熏陶下，他睿智、刚毅、博学、勤奋。对于自己的人生后半程，乔良也有着完美的谋划——他打算60岁时便退休，边周游世界边著书立说，包括写小说。

钱文忠曾这样评价他：只要认真读过乔良的著作，大概都会感觉到，透过多少发散着硝烟味的书名，冲击着读者心灵最深处的，却是作者的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

一生都在实现自己军人梦想的乔良，已经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这世界只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他不能理解的东西。

依然充满骄傲和自信，但是乔良无愧于心。

                                     刊于2012年9月15日《文汇报》